文/潘彩霞

1944年冬天，新疆。大雪纷飞中，一位瘦弱的年轻女子前往监狱，因为身染重病，她的脚步踉踉跄跄。

她是去领取丈夫的遗物的，想到他被盛世才残忍杀害尸骨未存，她心如刀绞泪如泉涌。恍惚中，丈夫的声音响在耳边：“巾帼如你，要有泪不轻弹啊！”

擦干眼泪，她昂首走进监狱。这年，她只有32岁，三个幼子都染上结核，奄奄一息。

她叫侯御之，是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而她的丈夫，正是抗日民主人士杜重远。

杜重远与侯御之

01

他们的相识是在日本。

日俄战争后，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中国留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要求归还旅顺、大连，这其中，就有京都大学的侯御之。

侯御之是北京人，自幼聪慧过人，8岁便赴日留学，会7国语言，精通音乐。因寄宿在皇族家庭，外交官们都尊称她“公主殿下”。

游行活动中，她歌声悲壮，指挥有力，再加上容貌出众，气质高贵典雅，这些都深深吸引了组织者杜重远。

杜重远是吉林人，那时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

相识后，侯御之经常去听杜重远的演讲，这个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青年令她钦佩不已。

意外的是，不久，她收到了他的表白信。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比他小14岁，恋爱为时过早。

杜重远却很执着，情书一封接一封。学业完成后，他先行回国，在沈阳创办了肇新窑业，并得到张学良的赏识。

实业救国的同时，他对侯御之念念不忘。

1930年，侯御之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大学毕业。那天，杜重远特意赶去日本，为她拍摄了一张照片。

尽管在情感上拒绝了杜重远，但他的救国理想深深影响了侯御之。放弃了擅长的音乐，她选择攻读法学博士。

1932年秋，侯御之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日本高等学府、各国使馆纷纷向她抛出橄榄枝。她一一婉拒，回到北平后，在燕京大学和冯庸大学执教。

有一天，她的宿舍窗下飞来一只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只传情”，背面则是“我在这里等你”。

等她的人正是杜重远。沈阳沦陷后，作为“反日巨头”，他被通缉，被迫流亡关内。

命运安排他们再次相遇，他的爱国壮举终于打动了她。

在杭州西子湖畔，有情人缘定三生，张学良特地送来一枚心形金盾作为贺礼，他说：“我送的这颗爱心，象征着你们永结同心，也代表着我们万众一心，复我河山……”

02

1933年，杜重远与侯御之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个着礼服，一个披白纱，才子佳人珠联璧合。

借着结婚，杜重远购买了一套花园洋房。抗日活动中，他接受了周恩来的领导，这栋豪宅，无疑是地下工作最好的掩护。

不料，宾客满座的豪宅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一个深夜，杜重远正和地下党人密谈时，一队人马气势汹汹上门查问。

情急之下，侯御之迅速上楼换了一身华贵和服，当她脸带愠怒，一边缓缓走下楼梯，一边用流利的日语说出很多日本军界高层的名字时，不速之客被吓得连连道歉，仓皇逃走。

有惊无险，朋友们都称赞她是“女诸葛”。

救国路上夫唱妇随，杜重远从邹韬奋手中接过《新生周刊》，侯御之协助他修改、编发稿件，没想到，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引来杀身之祸。

日本人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要求国民党封刊捕人。

杜重远不幸入狱，侯御之不顾身怀六甲，日夜奔波营救。曾经的贵族小姐，一度住在监狱附近的破庙里，与硕鼠蝙蝠为伴。

洋洋万言的《抗告书》，以多种语言发表在国内外报刊上，一时舆论哗然。

“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出面奔走相救，地下党也不断组织示威游行，给国民党施加压力。种种努力下，一年后，杜重远被准许保外就医。

不幸的是，侯御之因为劳累过度，孩子流产了。

杜重远

出狱后，杜重远立即奔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商救国大策，两周后，发动了“西安事变”。

意料之中，他再次被捕，被押送南京。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开始合作，杜重远被释放。然而，日本人仍然在四处通缉他。谢绝了国外友人的邀请，他决定去新疆帮助留日同学盛世才。

那时，盛世才担任新疆省督办，他正高举抗日旗帜，广揽英才。谁也没有料到，这是灾难的开始。

03

1939年，侯御之放弃花园洋房的生活，陪杜重远远赴边陲。

临行前，杜重远满含愧疚：“在上海没让你过上安稳生活，现在你又一定要随我去新疆过更苦的日子，要我怎样回报你？”

侯御之充满期待地说：“抗战胜利了，你一定要陪我去伦敦喝一次下午茶！”

到新疆后，杜重远担任了新疆学院院长，为培养人才，训练抗日干部殚精竭虑；侯御之在家抚育一双儿女，小家庭其乐融融。

赴新疆前在香港留影

岂料，随着杜重远社会威信渐高，盛世才开始忌恨。他卸下伪装叛变革命，在疯狂迫害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后，一个雨夜，一群黑衣人突然闯进杜重远的家。

杜重远被囚车带走了，侯御之无助地站在家门前，任凭塞外风雨侵身，却全然不知。那时，她还孕育着第三个孩子。多年后，她记录了那段悲惨的经历：

“重远被捕后，夜间，厨师佣人全部撤退，席卷一空。家中粒米无存，我想烧壶开水，还要到远处打水。孩子幼小，邻里不敢同情我这个‘叛逆家属’，我喊叫一夜，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更不幸的是，侯御之和孩子们也被扔进监狱。在狱中，小女儿出生，盛世才派来杀手，将孩子扔出窗外。

在零下46度的大雪中，孩子奄奄一息，幸有一位白俄助产士冒死抢回，才侥幸活了下来。

因周恩来、宋庆龄等人不断来电援救，盛世才感到，将杜重远全家害死于狱中，难以交代。于是，他惨无人道地把母子四人关进结核病院，企图斩草除根。

结核病院里，经常有患者大口吐血而亡，大女儿日夜目睹惊吓过度，患上了小儿精神紊乱症。

两个月后，确定他们全部感染结核，盛世才又将他们软禁在家。

杜重远与儿子

健康被侵蚀，银行存款被冻结，既无钱治疗，又陷入断炊绝境，侯御之几乎失去了挣扎下去的勇气。

唤醒她的是孩子们，一个3岁，一个2岁，一个尚在襁褓，她想起了杜重远最后一次从监狱送出来的条子：“望你好好照顾孩子，务必抚养他们长大成人……”

言犹在耳，侯御之挣扎起来，靠着家里一点发霉的果酱，每日喂孩子们几匙，以延续生命。

不顾身染重病，她闯进戒备森严的督办公署严正要求：“救救孩子，孩子无罪！”

她左手牵一个，右手牵一个，背上背一个，想要趁着夜色逃离，可是种种努力都是徒劳，只能换来更残酷的迫害。

1944年秋天，盛世才被调往重庆，这才传来杜重远遇害的消息。

他的生命定格在46岁，侯御之固执地不愿相信，她日夜查询，跑遍了新疆的大小监狱，直到有一天，杜重远的狱友来访，含泪向她讲述了杜重远遭受的种种酷刑。

字字如惊雷，侯御之不语、不吃、不睡整整两天，如泥塑一般。所有人都说，她疯了。

孩子们的哭声惊醒了她，杜重远的话又响在耳边：“万一我遇害了，你千万这样想，离散了一家，团圆了万家。”

他为爱国而死，她要为爱他而生。这一年，她才32岁。

痛苦中煎熬着，杜重远遇害4个月后，侯御之才收到领遗物的通知。他留在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是写给她的：“抗战必胜，原谅我，最远的下午茶，我却失约了。”

杜重远夫妇

04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爆竹声声中，侯御之守着三个病重的孩子痛哭失声。

复仇的力量支撑着她，她带着孩子们回到重庆，向国民党政府控告盛世才“杀人枉法”。

然而，只有失望。全家奄奄一息时，幸得周恩来及时关怀，他们才被送回上海医治。

病情稍微好转后，侯御之回到霞飞路的旧居。久久地站在房门前，回想以前恩爱种种，不禁泪珠滚滚，她凄楚地吟出：“画楼重上与谁同？”

全国解放后，万家团圆，杜重远却永远离开了。他尸骨未存，侯御之亡魂无处祭，像他当年一样，她做了一只风筝寄托哀思。

孩子们整日发烧、倦卧，结核掏空了他们的免疫力，尤其是小女儿杜颖，医生曾7次下达病危通知。

长期缠绵病榻，孩子们无法入学，熬过结核病的危险期时，他们已到了快上大学的年龄。

病床边，侯御之为孩子们提速授课，用三年时间完成了整个中小学课程。

1963年，在人们的惊叹声中，三个孩子分别被“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录取。

其中，身体最瘦弱的杜颖，从二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年被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录取的七人中的一个。

杜毅和杜颖

“敌人将重远从我和孩子们身边夺走了，但永远无法从我们心中夺走。”

一生所学未能用于社会，这是侯御之最感遗憾的事。在她支持下，两个女儿分头行动，用半病之身奔走海内外，招商引资，实业兴国。

苦尽甘来时，侯御之却不幸罹患癌症。靠在氧气瓶上，她在小纸片上断断续续地回忆杜重远：“在这远行之际，我想让重远一生为国忘家的事迹，留给后人……”

1998年，侯御之去世。虽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但她不抱怨，不后悔，因为，她嫁给了一个爱国者，他们没有愧对祖国。

侯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