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说这句话的，是主席和张国焘两人的共同爱将许世友。

二十世纪前半叶，来自湖南的毛泽东和江西的张国焘两个人，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既有合作，也充满斗争。两人身上具有太多的相似，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李大钊家中。当毛泽东操着一口湖南乡音对面前这位北大学生领袖伸出手自我介绍“湖南毛润之”时，张国焘只微微地向毛泽东点了点头，并没有与毛泽东握手，便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起来。毛泽东只好尴尬地收回自己的手，寂然地坐在一旁。多年后，他回忆说：“他看不起我这个乡下的土包子。”

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是难得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毛泽东是草根知识分子，他的知识主要靠自学；而毕业于北京大学，精通英语、俄语的张国焘，是一位“精英知识分子”，在与毛泽东相见时，其地位就好比现在著名的“公知”。

但两人也有太多的共同点。从性格上来说，两人都很特立独行，都认为可以留在中国改造中国，而放弃了留洋的机会。毛泽东在1919年有过去法国留洋的机会，但临上船时改变了主意；几乎是在同时，张国焘这位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也放弃了赴美深造的机会。两人的解释也很相近，都认为留在中国，是研究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最好的途径。

俩人还有个共同的长处，就是擅长发动群众。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农王”，认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发动和武装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张国焘则是工人运动领袖，认为工人是革命的中心，革命应该以城市带动农村去实现。

作为党的一大代表，毛泽东一开始在党内的地位不如张国焘，直到遵义会议后，他才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在一大上便是中央局成员，此后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在党的领导核心。

两人的第一次分歧，是在1927年7月。当时中央准备派毛泽东去四川开展农民运动，但毛泽东却固执地选择了湖南。他对张国焘说：“我要到湖南去搞暴动，结交绿林好汉。”果然，回湖南后不久，秋收起义便爆发了。两人再次重逢时，已是八年之后了。

在这八年里，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建了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张国焘则在莫斯科呆了两年后，于1931年来到鄂豫皖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

在这一时期，两人的政治才能孰高孰低，其实已有了端倪。张国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利用"肃反"运动，杀害了大批革命干部群众，导致了反"围剿"失利，不得不战略转移到川陕地区；而毛泽东则在井冈山数次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开辟出了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如果不是中央派来的李德、博占等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瞎指挥，中央苏区不见得会失守，红军也不见得就要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再次见面，是在1935年6月14日。那天，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毛泽东早早地来到两河口，过不多久，张国焘在大群警卫的簇拥下，出现在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致辞，张国焘也登代表红四方面军向中央致敬。之后，不擅饮酒的毛泽东，破例向张国焘敬酒，两人碰杯之后，各自饮下了满满一碗青稞酒。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并没有坚持多久。在随后举行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逼宫夺权”的野心开始暴露。

在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张国焘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对张国焘说：“南下川康，如同老鹰钻进了山沟，想飞也飞不起来。”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老毛，你们丢掉了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也只剩下万把人，这表明你们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

但是，党内支持毛泽东的还是占了多数。散会后，张国焘连招呼都不打便赶回了住处。随后，他便让人散布“中央坚持北进的方针是逃跑主义”等言论，提出“打到成都过年吃大米”的口号，坚持与中央分道扬镳。

1935年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会议，攻击中央，提出了蓄谋已久的"另立中央"的要求。他的这个想法尽管遭到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抵制，但张国焘还是成立了由他任主席的"临时中央"，并宣布撤销毛泽东等人的职务。由于朱德等人的反对，张国焘的"中央"始终未能发号施令，后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

张国焘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的，是一次次的惨败。也许直至这时，他才终于明白，毛泽东说过的"南下是死路一条"，是多么的正确。在经历多次失败并与二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只好同意北上。为了保证大部队安全，四方面军的两万余人西渡黄河西征，陷入了孤军作战的艰难境地。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保安城外迎接张国焘的到来。相比一年多以前的懋功会师，张国焘手下的红军，已由八万锐减到万余，而中央红军则壮大到三万余众。不知此时张国焘的心里，有没有产生过悔恨？

张国焘来到延安后，虽然地位有所下降，但还是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打击。只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带来共产国际的指示，确定了毛泽东的党内领导地位，让他倍感羞愧。特别是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很多同志要求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还多次替他申辩。

此时的张国焘，表面上对中央的批评心悦诚服，表示“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完全同意，我要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但是，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并没有放过张国焘。他在各种场合公开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使得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

多年来，张国焘已经习惯了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习惯了别人追随在他的周围。而现在，他这个曾经的红军总政委、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却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他一直看不起的王明等人的批判，这种落差，让一向刚愎自用的张国焘极为痛苦。

1938 年 4 月，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从西安逃至武汉，随后公开叛变投敌。投敌前，他起草了一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毛泽东在接到电报后，还和洛甫等人联名给张国焘发电挽留：“国焘同志：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4月17日，周恩来亲自来到武汉，代表毛泽东向张国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重新回到党内，二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三是声明脱党，这样的话，党将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要求考虑两日。周恩来刚走，张国焘便约军来戴笠，向戴笠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决心。当晚，张国焘被两辆小汽车接走。

为了教育全党从张国焘事件中吸取教训，半个月后，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时说：“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

张国焘叛逃前，连妻子杨子烈也被蒙在鼓里。张国焘叛逃后，杨子烈向毛泽东提出要去武汉把张国焘拉回来，毛泽东对她说：“你是好的。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大度的毛泽东，派人将杨子烈和张国焘的儿子护送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张国焘，并没有拆散他的一家人。

但是张国焘在投敌后，蒋介石只赏了他个参政员的闲差。大陆解放前，毛泽东也曾派人找到张国焘，要他发表个认错声明，便可以继往不咎，但张国焘还是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1958年，张国焘曾一度想回来，他托人带信给毛泽东，说自己愿为新中国做点事。毛泽东的回复是：张国焘可以回来，但必须割断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以考虑。但张国焘最终还是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毛泽东逝世后，张国焘倒是发了一通感慨：“我们的时代过去了。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三年后的1979年 12月5日，张国焘在异国他乡的一间养老院里悲惨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