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进军西藏的命令，18军开始向拉萨前进。艰难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长征”从这里开始。
经过充分的准备，7月25日，18军首先派出一支400余人的队伍，作为人民解放军入藏的先遣队。
在先遣队向拉萨进军的同时，张国华、谭冠三率军直机关与警卫营从昌都出发。
部队从内地带来一批骡马，又从甘孜、昌都一带购买一批，组织自己的驮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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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刚过怒江，骡马就死了一半，一路之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倒毙的骡马。畜力不足，只有靠人力，这就加重了战士们的负担。
背包、武器弹药，加上粮食，每个战士平均要背60至70斤重，个别身体好的，在特殊情况下，要背70至80斤。机关和文工团的女同志、小同志，也要背30至40斤。
外地人到藏北高原生活已很困难，走路爬山则更困难，负重行军更是难上加难。指战员们每时每刻都在以生命做代价。
谭冠三的爱人李光明是1932年参军的老红军，按规定享受正团级待遇，组织给她配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那匹马成了她所在的机要处的公用马，谁有病谁骑;有时大家都谦让，就驮背包、粮食，减轻大家的负担。
李光明回忆说，机要处的人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部队行军，他们要一样地走;部队住下，他们不能休息，马上摇动机器，架线，发报。
中央、西南军区对他们的情况非常关心，规定每天都要向上级汇报。
与上级联系，与各部队的联系一刻也不能中断。
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照样跟部队行军，还要背笨重的机器。
有一次，有个同志正摇动马达，突然倒在机器上，再也没有起来。
李光明越想越难过，流着眼泪：“多好的一个同志，他是活活给累死的。”
她長征时三过草地，战争环境里失去两个孩子，都以坚强的毅力忍耐了，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今天却忍不住失声痛哭。
战士们说，缺氧这东西，比帝国主义、反动派还要可恶。
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冲锋陷阵，消灭他们，就是牺牲了也痛快;缺氧这个可恶的敌人，看不见、摸不着，你奈何它不得，它却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你的生命安全。
谭冠三宽慰李光明，劝她不要哭，在这个地方，心情不能太激动。
过分忧伤，失声痛哭，都会导致窒息。哭不行，那能不能笑？也不行。
谭冠三长期做政治工作，在最艰难的时候，和战士们在一起，说几句笑话，大家开怀大笑，也可以排忧解愁，或者高唱革命歌曲，鼓舞士气。
但在这个地方，笑得过分，会引起心脏供血不足，或血管破裂，骤然死亡，更不能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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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要处是这样，别的部门也莫不如此。谭冠三与参谋长李觉商量，决定从各部队抽调些藏族同志，配上参谋、干事，到附近牧场去购买酥油糌粑和奶制品。一名战士回忆：
我们白天与大部队一同出发，插小路找牧民、找帐房，晚上再赶到宿营地，比其他同志要多走许多路。
我们非常辛苦，但收获却不大。沿途竟没有一个居民点，只有零星的帐房，是远山的放牧人，他们自己就很贫穷，我们只能买到很少一点牛羊肉、酥油和奶酪，连一点糌粑也没有买到。当时藏北的牧民实在太穷、太苦了。
“我们在内地没有坐过电梯，想不到在西藏还坐上了电梯”
横断山脉地区基本的地势地貌是两山夹一水，或是两水夹一山。翻了雪山，就过冰河;蹚过冰河，又继续爬雪山。越往西走，海拔越高，困难越大。
部队每隔几天就要爬一到两座雪山。有时一座大雪山，要走两天，在半山宿营，是最困难的。爬山难，往往是一步一歇，走一步喘一口气。每向前迈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上山时，实在走不动，有时还能骑阵马;下山时，连马也不能骑，只好顺着崎岖的山路慢慢往下滑。
有两次翻大雪山时，正碰上下大雪，积雪很深，路面完全被覆盖。
战士们只好背着背包，抱着枪，闭上眼，一狠心就往下滑，一滑就是几十米。战士们称之为“坐电梯”，有的人风趣地说：“我们在内地没有坐过电梯，想不到在西藏还坐上了电梯。”
坐这种“电梯”是很危险的，万一方向不对，有可能就跌进万丈深渊，连个影子也找不到，战士们说真是“革命到底”了。
前面的战士跌进峡谷，大家默默地为战友哀悼，然后又从另一个方向找路，真有“前仆后继”的悲壮感觉，犹如战争年代，攻克敌堡，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接着冲上去。
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作为军长、政委，也只能和大家一样，慢慢下滑。
由于高寒缺氧，营养不良，指战员们的体质急剧下降，有的同志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爬山时，有的同志实在太疲劳，坐下来稍事休息，心脏就突然停止了跳动。
后来部队总结行军经验，发现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不宜多停留、多休息，战士们将它称作“死亡地带”。
每遇到这种情况，各部队的首长亲自指挥指战员们尽快通过“死亡地带”，不得停留。多停留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