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太祖赵匡胤，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960年正月初一，朝廷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年，却突然接到契丹大举入侵的消息。宰相们不敢怠慢，立即命当时担任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率军前往抵御。赵匡胤却在陈桥驿被手下将士黄袍加身，接着率军进入开封城，兵不血刃的控制了京师。在赵匡胤的威逼之下，年幼的后周皇帝只得宣布禅位于他，立国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就此诞生。
后周是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个帝国，后周的开创者太祖郭威就是通过发动叛乱夺取的帝位，考虑到前车之鉴，郭威对手下武将采取了很多措施以限制他们的权力，特别是对兵权的掌控。到了第二任皇帝世宗柴荣时期，他也以连年发动对外战争等方法将兵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并大力提拔文人担任宰相和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枢密使，让他们和自己一起治理国家和军队。在自己病重之时，柴荣又费尽心机的为自己的年幼的儿子配备了三名德高望重、才能出众的顾命大臣。按照这种周密的布局，一个历经三朝、显赫一时的后周，怎么就这么轻易的被一个武将代替了呢？这其中，其实有很多的偶然性和不可复制性。
首先，我们来看看赵匡胤本人。赵匡胤生于武将世家，祖父赵敬历任营、蓟、涿三州刺史，当时正逢战乱时期，能当上刺史的可都是能征善战之辈。父亲赵弘殷也是出了名的能打，先后跟随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周太祖郭威四处征战，屡立战功，后来又跟随世宗柴荣征讨淮南，累功一直做到禁军统领。
赵匡胤就在军营中出生，也在军营中长大，因此深受战争熏陶。后来，因为作战勇敢，又善于用兵，赵匡胤迅速被柴荣提拔为殿前都指挥使，成为后周两大禁军之一——殿前军的第二号人物。按说老二终究是老二，而作为赵匡胤顶头上司的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正是柴荣的妹夫，有了这层关系，张永德的位子似乎是不可替代的。
但命运就是这么的奇妙，就在柴荣最后一次征讨契丹时，却突发重病，柴荣被迫退兵。途中，柴荣得到一份密报，上面写有“点检作天子”的话，柴荣大惊，考虑到自己命不久矣，于是不自觉的对张永德产生猜忌，随即解除了他的兵权，升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就这样，赵匡胤一跃成为殿前军的最高长官。而在朝廷收到契丹战报时，作为后周另一支禁军——侍卫亲军的头儿李重进却在几天前被调到扬州公干，那统兵出征的重任就很自然的落到了赵匡胤的身上。
其次，从陈桥兵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赵匡胤自带的帝王气量。在将士们将黄袍披在他的身上，并高呼万岁的时候，赵匡胤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向他们提出“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意思是太后和皇帝都曾是我们的主子，进入京城后不得对他们无礼，大臣们也曾是我们的同僚，不得伤害他们，朝廷府库，京城士民也不得侵扰抢掠，听命的重赏，违反的即刻斩杀。
有了这样的命令，赵匡胤及其部下在率军进入京城时就显得很是平静，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只有副都指挥使韩通打算调兵防御，但没来得及，见到大军开进时就往家里躲，结果被赵匡胤的部下王彦升追到家中给杀了。赵匡胤听说此事后大怒，但考虑到内部稳定，就没有将王彦升治罪，但后来其他将领都因为拥立之功获得升迁，只有王彦升，到死都没能得到节度使这一武将的最高称号，很明显是赵匡胤对其做法一直耿耿于怀。
再次，我们来了解一下柴荣为儿子恭帝留下的这三名宰辅。第一个出场的是范质，他在年幼时就被称为神童，九岁就能写文章，十三岁攻读《尚书》，并开始教授学生。后来在时任宰相的桑维翰的举荐下入朝为官，累迁至翰林学士兼知制诰，成为帮助皇帝撰写诏书的人。后周太祖郭威在没当皇帝之前曾率领军队征讨叛乱，每次朝廷派人前来宣读处分军务的诏书，内容都很合事宜。后来，郭威知道这些诏书都是出自范质之手，十分叹服，于是在即位后授任范质为首席宰相。
第二个是王溥，此人是后汉乾祐年间的状元，后被郭威招募，在其帐下担任幕僚。郭威率军平定叛乱后，从贼人那里得到一些文书，都是关于当朝权贵与贼人结交的内容。郭威打算以此将这些人全部处死，但王溥认为当时政局纷乱，不免有人会为了自身安危寻找后路，现在叛乱既已平定，就不应该再追究，郭威觉得言之有理，于是打消了念头。后来，王溥一直跟随郭威，直到后周建立后，王溥也被授任宰相。
第三个是魏仁浦，之前在枢密院担任小吏，郭威掌管枢密院时，曾召魏仁浦询问麾下士兵数量，魏仁浦将六万将士的姓名全部当场默写下来，郭威很是惊异，自此对魏仁浦有重用之意。后来，因为皇帝对手握重兵的郭威十分猜忌，就写了封密诏给亲信李洪义，让他伺机谋害郭威。但这个李洪义胆小怕事，知道自己不是郭威的对手，就派人将诏书给郭威看，郭威大惊，立即召魏仁浦问计。魏仁浦认为目前诏书内容还没有公开，建议趁机篡改诏书，将内容改为杀尽郭威和他手下的将士，以便激起众怒，然后挥师进逼汴京。郭威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依计而行，将士们果然都很愤慨，郭威趁机率领他们攻陷汴京，即位称帝。
可以看出，这三个人确实都很有能力，但作为首相和次相的范质、王溥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书生，最大的特长就是文章写得很好，而且是正统的儒学之士，对搞阴谋诡计不擅长，更加不懂军事。等到契丹大举入侵的消息传到京城，这两个宰辅根本没有去核实消息的真假，也没有考虑到幼主刚刚即位、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匆忙授予赵匡胤兵权。而魏仁浦虽然有些韬略，但他是在柴荣临死前才被授任宰相的，根基很浅，而且排位也在范质、王溥之后，说话没有什么分量，说不定都没有参与商讨，这就导致赵匡胤轻而易举的获得篡位的关键——兵权。
最后，我们来看看当时后周禁军的情况。因为父亲的关系，赵匡胤自小就和后周禁军里的一些低级军官，如高怀德、张令铎等人很有交情，还曾与石守信、王审琦、刘廷让、韩重赟等十人结拜为兄弟，被称为“义社十兄弟”，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后周禁军的高级将领。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殿前军二号人物；王审琦，殿前都虞候——殿前军三号人物；高怀德，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二号人物；张令铎，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三号人物。这些人战功卓越，位高权重，手握重兵，却唯赵匡胤马首是瞻，成为陈桥兵变的重要支持者，没有他们，光靠赵匡胤一个光杆司令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也是赵匡胤即位第二年就把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特别是身处高位、在军中很有威望的全部解除兵权的原因。
当然，陈桥兵变的成功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柴荣死的突然，新即位的恭帝年幼，太后也很年轻，没有什么实权。还有就是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末期，几十年的战乱导致忠君爱国思想淡漠，特别是手握重兵的大将们根本不讲什么君臣之道，谁有兵谁就可以自立称帝。但这些毕竟都是些客观且次要的原因，没有赵匡胤的卓越战功和驭人之术，没有兵变时的三大纪律，没有手下将领的全力支持，没有三位辅政大臣的缺乏决断、轻信于人，赵匡胤就算三头六臂也不可能这么轻松的赢得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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