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展厅里，有一本黑色的小册子和周恩来亲自写就的手稿。字里行间，记载了青年周恩来的一段特殊经历。

这段特殊的经历是他在狱中度过的，而这次入狱的起因，竟是他带头强闯省公署。

世人心目中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以行事缜密著称的他又为何会如此以身犯险？

曾经撰写《周恩来传》的英国记者迪克·威尔逊在书中这样写道：

“在我一生的采访中，强有力的领导人如肯尼迪或尼赫鲁常常给我这类感觉，但从来没有这次如此强烈。周恩来几乎对他会见的每一个人都造成这种印象……他谈吐如此温和，行动如此文雅，但为了在一生中间使他的国家迅速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现代化，他所做的某些事情却是富于战斗性的……”

而周恩来在接受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采访时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在上个世纪一十年代末，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的时候，受新思潮影响，全国各地都成立了一些进步青年组织。

在长沙，有毛泽东和蔡和森成立的“新民学会”；而在天津，就有周恩来组建的“觉悟社”。

成立“觉悟社”的引子是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竟然要屈辱地面对日本“合法”侵占山东的局面。

更为过分的是，亲日的山东军阀加剧了对学生的镇压，不仅强迫解散了一些进步组织，还杀害了一些爱国团体的领导人。

周恩来义愤填膺，他在1919年8月6日写道：“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于是，在9月6日那一天，一个被称为“觉悟社”的新的联合组织召开了它的第一次会议。除了“觉悟”之外，这次会议还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男女学生爱国组织在天津的首次联合。而在以往，他们是分别独立的。

在当时，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十分新鲜的事情，因为旧时代的中国会认为这样有伤风化。

联合会上，女学生们纷纷上台介绍自己，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就是邓颖超，那时她就读于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年纪轻轻的邓颖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十分勇敢，年仅15岁时已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领导人物。

伴随“觉悟社”而生的还有一本同名白话文杂志《觉悟》，杂志的撰稿人分配了假名，用抽签的办法决定。

邓颖超抽到了一号，她使用了“逸豪”这个名字；周恩来用的是“伍豪”，因为他抽到了第五号。

“伍豪”这个名字伴随了周恩来很久，以至于后来国民党特务制造阴谋事件时，提及周恩来都采用伍豪此名。

伍豪发表在《觉悟》上的第一篇文章是一首短诗——《死人的祝福》。

这是一首揭露性的短诗，借助与车夫的相遇和两件棉袍，表达对旧秩序和剥削制度的仇恨与反对。

此时的周恩来已被反动军警的野蛮行动激起了愤怒，他的朋友正接二连三被警察抓捕。

随着日本对山东的侵蚀，国内的爱国学生运动已转移到抵制日货上来。天津各界学生连续举行示威游行，并上街检查日货。

当局决定严厉镇压，外号“杨梆子”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一口气逮捕了各界代表马骏、马千里等20多人。

天津的学生沸腾了，他们决定实施大反击。

1920年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的五六千名学生，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省长支持抵制日货行动。邓颖超留在后方协助保卫学生总部。

觉悟社即将迎来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危机，因为他们的创始人正面临着革命生涯中特殊的牢狱之灾。

当学生们赶到省公署的大院时，却找不见省长，局面一时僵在那里。

这时周恩来发现院子大门的门槛没有关严，决定从那里钻进去。当时有人不同意，认为这样太危险了。但周恩来很坚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周恩来率领其他3位同学代表俯身冲了进去，被反动军警逮了个正着，押到了一间厢房，等候处理。

机智的周恩来被关押前找了把梯子，登上墙头向其他学生喊道：“如果一小时后我们还没有出来，就是失败了。大家可以再接再厉，另寻办法，誓不罢休！”

轰轰烈烈的天津学生大请愿暂时失败了，但明里暗里的斗争还在继续。

反动当局决定玩弄拖延战术，把这四位学生领袖无限期拘留起来，而且彼此隔离，既不审讯，也不释放。

拘留的日子很是煎熬，内无联络，外无信息，茫然无助。

善于谋断的周恩来没有让这种煎熬继续下去，他利用上厕所的时机与其他难友取得了联系，大家商量出一个破解的方法。

他们决定在4月初进行一次绝食斗争。不自由、毋宁死！

这次当局压不住了，消息传开，外面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纷纷发动起来，向社会公布这次冲突和逮捕的行为。

舆论效应发酵很快，一边是报界和各种公共团体蜂拥而来，提出抗议；一边是邓颖超带领一群学生赶赴警察这里，愿意代替正在绝食的学生代表。

反动当局一时间焦头烂额，不得不把周恩来他们移送到地方检察厅，只能按流程办了。

在检察厅，拘留条件有所改善。除两名女代表外，男生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阅读书报。

有着超强行动力的周恩来再次发挥了他惊人的组织才能。他和大家商定：每天早晨作体操，每晚举行全体会议。

同时，被捕代表们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方舟3人主办读书团，向大家讲授经济学、法律、马克思主义，还有心理学。

读书团还组织大家研究社会问题，鼓励大家写作。后来周恩来把代表们的作品编撰成集，就叫《检厅日录》。

而在整个狱中的日子里，周恩来自己也在坚持写日记，题为《警厅拘留记》。

这些珍贵的墨迹流传至今，已成为一级文物，静静地躺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和国家博物馆中。

这是周恩来的第一次被捕经历，也是被捕时间最长的一次。在狱中的时间，周恩来并没有浪费，甚至还发挥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

时间很快来到了“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即使是在狱中，周恩来也没有忘记这一重要时刻。

他组织了一次文艺晚会，舞台是三块门板搭起来的空间，幕布是临时扯下来的被单，乐队是被捕代表们的人声，观众既有被捕的代表，也有看守的警卫。

周恩来就地取材，集编、导、演于一身，制作了几出话剧。这是他十分擅长的事情，因为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他就是一名出色的“话剧演员”。

当时南开中学的校长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虽然家境贫寒，却辞官回乡，一心要兴学救国。

他为人正直，接受过新教育，特别热忱于话剧工作，极具才华的周恩来很快就被张伯苓吸收到校园的舞台演出中来。

南开中学的话剧很不寻常，早早就做到了寓教于乐，这些常常由学生演员临时拼凑的话剧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育人。它的最终价值是让观众了解民主、科学思想，从旧传统中解放妇女、破除迷信等。

周恩来在其中的表演很成功，他特有的魅力和表达能力轰动一时。尤其是其中一个名为《一元钱》的话剧由天津转到北京演出时，激动的戏迷纷纷给周恩来去信，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电影明星。

甚至在很多年后还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周恩来回到母校看戏，演员中有男有女，他对老校长张伯苓悄悄地说：“老师，时代真是变了。现在男女学生可以自由扮演戏里的角色。我记得在南开我们不能够请女生来演出。”

而他的老师把这位过去的学生仔细地从上到下又看了一遍，幽默地回答：“你知道，你仍然可以化了装走上去表演。我相信你会比现在舞台上的那位女生演得更好。”

有了南开中学的积淀，周恩来在狱中编导话剧可以说信手拈来，话剧的内容自然有所侧重，主要是关于反对地主的压迫和帝国主义。

当经典剧目《一元钱》演出到最后一幕时，共鸣的场景出现了，那些反动警卫们也深受感染，他们流下了动情的泪水，纷纷表示今后也要爱国……

青年爱国者们的狱中生活并没有因为受到压迫而失去光泽，但漫长的羁押终究需要一个让人释怀的结果。

最后的审讯在7月开庭，半年的关押让周恩来骨瘦如柴，他静静地坐在被告席上。安静的外表下，蕴藏着过人的智慧和惊人的力量。

当法官问他是否非法进入省政府办公室时，周恩来微笑着反问，爱国、抵制日货、保护民族利益、向省政府办公室呼吁、要求见省长，是否都是犯罪？

另一方面，警察用枪托殴打学生并使他们流血，拘留公共团体成员几个月不加审讯是否合法？等等，还有更多类似的无表情的讽刺。

被噎了无以应答的法官发怒了：“是你审问我还是我审问你？”

最终法官无奈地宣布，在大多数指控上学生无罪，但在技术上违反了法律，因此要判以短期的徒刑。而实际上，被捕代表们已经服满了刑期，就可以当场释放了。这样双方都在表面上保全了面子。

邓颖超回忆说：“公审的那一天，法庭上挤满了旁听的人群。天津河北三马路上的地方审判厅的外面，站立着伫候消息、声援代表的男女学生和各界的广大队伍。当局也感到众怒难犯，决心释放被禁的代表。但他们还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自己做下的错事，强把捏造的罪名，加在各个学生的身上，判定了若干日的拘禁，而这判定的日期恰恰和他们已被禁的日数相等。于是法官宣布期满释放。”

长时间的关押对于周恩来并不完全是坏事，狱中生涯给了周恩来大量的独处时间，借此机会，他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

正如他后来给友人的信中所述：“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法国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国家中最先进和最自由的，它是欧洲革命的老前辈，离俄国也不远，因此它也是年轻的中国爱国者最向往的取经地。

赴法国留学的想法，就是周恩来在狱中这段时期酝酿形成的。

狱中生涯带给周恩来的不仅仅是心灵上的洗礼，外界的欣赏和认可也接踵而至，这给他的留学计划带来意外的帮助。

庭上为周恩来辩护的律师和南开中学的创始人均是十分欣赏周恩来，而且心生纳婿之意。即使在被婉拒后，依然愿意每人拿出一笔资金，资助周恩来赴国外留学。

拒绝了浪漫关系的周恩来，始终在考虑赴法留学的问题，而让年轻的中国学生前往欧洲的勤工俭学计划，一直是“觉悟社”的主要任务之一。

这位杰出的革命青年甚至在狱中就预见到了自己几个星期以后将要开启的重大旅程。

那是在1920年的6月，邓颖超的朋友李愚如来到狱中看望周恩来，她准备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她的未婚夫潘世纶（字述庵）也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周恩来有感而发，写诗相赠。

关于这首诗他是这样对李愚如解释的：你走了，不能送你，我做首诗送你吧！今天我从下午4点钟做起，做到6点半钟，居然成功了。这首诗的成绩，在我的诗集里要算是“上中”了。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这南京，见着述弟……
想象中……
一刹那的别离难。

同在世界上，
说什么分散。
何况情景绵绵，
“藕断丝不断。”

两月后，
新大陆又见了述弟的足迹。
大西洋的波澜，
流不断你们的书翰；
两个无线电杆，
矗立在东西两岸，
气通霄汉。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抒发情感之外，他还在诗中对李愚如提出了忠告和期待：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1920年11月7日，出狱不到四个月后的周恩来，踏上了前往马赛的法国邮船公司的“波尔多”号，旅途中的学生们在热烈地谈论他们的雄心壮志，有人说要去英国学习建筑，有人说要学习采矿，但周恩来的想法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

在那里，他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身信仰，在给国内的同志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信中附着一首诗：

《生别死离》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