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要去瑞典当大使，耿飚面露难色，毛主席笑道：班超会说外语么|世界大战|二战|军衔|朱老总|班超|瑞典

1951年春节一过，时任人民解放军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便带着妻子赵兰香和两岁的小女儿来到了北京，一家人临时住进了北京隆福寺附近的华北军区招待所。

此趟北京之行，耿飚是既兴奋又忐忑，兴奋是因为要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了，忐忑是因为他即将要接受一个新任务，那就是出国当大使。

很快，耿飚收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期间，谈到要出国时，耿飚面露难色，说自己不会外语，怕干不好外交工作。谁知，毛主席听后丝毫不以为意，笑道：“难道班超会说外语么？”

1 无所畏惧的“耿猛子”

1909年，耿飚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严家冲一户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随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此后一家就在此谋生。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3岁时，为了赚钱补贴家用，耿飚到当地的铅锌矿场当童工，受尽了剥削，吃尽了苦头。也正是在此期间，耿飚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虽然家境贫穷，但是耿飙家里却是不折不扣的武术世家。耿飙的父亲耿楚南是湖南醴陵一带有名的武术高手，早年行走江湖，曾在光绪帝面前表演过武术，得赏赐虎头双钩。从此以后，耿楚南“双钩大侠”的名号在江湖上广为流传。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耿飙早父亲的熏陶下，也勤学武艺，打熬了一身好筋骨，练下一身硬功，一生罕逢敌手。

1926年，耿飚按照组织的指示，从敌人的兵工厂秘密运出一批枪支，发给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开始了武装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耿飙带领部队转入游击作战，在浏阳、醴陵一带积极开展游击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

1930年，耿飚遵照党组织指示，率领游击队参加红军，历任红1军团第3军9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

在战斗中，耿飚总是身先士卒，率领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得到了“耿猛子”的名号，而敌人听到“耿猛子”的名号，就吓得心惊胆战，无心应战。

耿飚一生经历的大仗小仗无数，但是平生所遇的最凶险的恶战，还属湘江血战。当时耿飚带领的团负责殿后，掩护主力部队撤离。敌人的部队不断扑上来，耿飚正面的敌人有十倍之多，最危险的时候，团指挥所都成了战斗前沿。

耿飚晚年回忆起这场恶战时写道：

警卫员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从耿飚的描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当年这场战斗的惨烈。后来，耿飚的耿莹在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到：“放到古代，父亲就是赵子龙、秦叔宝。”

抗日战争爆发后，耿飚担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率部驻守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

耿飚部队的驻地大多是深山丛林，野兽众多，不仅糟蹋庄稼，还伤害人畜。为了为民除害，耿飚带着猎枪，独身一人前往深山打猎。一个月下来，他就猎了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和狐狸以及上千只野兔，还专门提了一头老虎送给毛主席。

当时朱老总也正好在场，毛主席童心大起，对朱老总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它举起来？”朱老总还真试了试，然后老老实实地说：“不行”。朱老总这番举动让大家不禁笑出了声。

1944年，耿飚接到通知，离开延安去晋察冀军区担任副参谋长。临行前，周恩来交给耿飚一项任务，让他把滞留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送到冀察冀根据地去。

周恩来郑重地对耿飚说：“一定要团结他们，保护他们的安全。”耿飚知道此事事关重大，他坚定地点了点头，保证一定会完成任务。

这些美国军人军纪涣散，架子大，脾气大，一路上给耿飚惹了不少麻烦。但是耿飚从大局考虑，耐心和他们沟通，积极团结。经过一个多月的长跋涉，耿飚带着美军观察组终于穿过了日占区，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不仅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还和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分别时，美军观察组组长保罗.德穆克上尉来到耿飚身边问道：“领导，你如何评价我们这次伟大的冒险？”耿飚沉思了一会，他想起了毛主席说过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于是回答道：“无所畏惧。”德穆克竖起了大拇指。

耿飚和德穆克的友谊在此后维持了几十年，1985年，德穆克访问中国时，还托人转送给耿飚一本相册，封面上用中英文写着：“送给我们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

耿飚与保罗.德穆克

2 将军大使

新中国成立后，耿飚继续在军队任职，担任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0年元旦后的一天上午，正在办公室办公的耿飚突然接到通知，让他立即去司令员杨得志办公室一趟。

一到办公室，杨得志就兴奋地说道：“老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

“什么？调我去干外交？”耿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反问了一句。

其实，这也怪不得耿飚。自参加红军起，他就没有离开过军队，唯一的一次外事经历，就是6年前护送美国观察组，但那只有短短的一个月，而且同行的美国人也会讲汉语，沟通起来还算顺畅。如今，突然叫去干外交，耿飚心里难免打鼓。

杨得志似乎看到了耿飚的难色，劝说道：“枪杆子当然重要，但是搞外交也同样重要啊！中央挑你，算是挑对了！扳着指头数，我们这里也只有你最适合搞外交。”

其实，就算杨得志不说，耿飚也会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耿飚这样说到：

“对于中央的命令，我当然无条件服从；另外，我也明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我只是对部队、对战友以及对驻地人民群众，有一种浓郁的依恋之情，因而舍不得离开他们。”

1951年春节刚过，耿飚就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了北京，一家人临时住进了北京隆福寺附近的华北军区招待所。

当时我国刚和瑞典建交，中央决定，让耿飚担任驻瑞典王国大使，这也是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耿飚到外交部报到后，就带着家属搬进了位于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并参加了外交部组织的首批驻外大使培训学习班。

国外的生活和国内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西方国家，差异更是明显，因此，耿飚等人要想适应国外的生活，就必须从头学起。

刚搬进饭店时，耿飚感觉非常不适应。饭店客房里的床是弹簧床，躺上去仿佛整个人都陷了进去，这对睡惯了军营硬板床的耿飚来说很不习惯，头几天晚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除了适应生活外，耿飚等人还要学习国外的一些风俗和礼仪，以免出国后闹笑话。一天，耿飚等人正在餐厅学习吃西餐，周恩来走过来说：

“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接见你们。”

听到这个消息，耿飚心中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毛主席那风趣睿智的形象，顿时浮现在脑海。

耿飚是湖南醴陵人，毛主席是湘潭韶山人，两地相隔不远，毛主席一直称呼耿飚为“老乡”。

没过一会儿，毛主席如约而来。刚一见面，毛主席就紧紧地握住耿飚的手，笑着说道：“喔，老乡来了！”主席的热情，让耿飚心里有一种如沐春风的亲切感。

毛主席招呼大家落座后，便与大家交谈起来：“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里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开始，我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干部。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

大家听着毛主席的话，不住地点头。

毛主席扫视了一圈，笑着问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困难？”

这时，耿飚面露难色，说到：“其他的没什么，就怕不懂外语，搞不好外交工作。”人群中也有人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毛主席听后笑道：“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么，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勋卓著。”

毛主席将耿飚等人比作班超、张骞，表达了对他们的远赴国外、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的殷切希望。

随后，毛主席又幽默地说道：“我刚才说‘将军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

说到这，毛主席似乎又想起来了什么，转过头对旁边的周恩来说道：“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恩来，你看怎么样”。周恩来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接着，毛主席和周恩来与耿飚等人就如何做好大使工作进行了热烈讨论，其中毛主席尤其提到了要勤于调研考察。

毛主席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把学到的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大家听后连连点头，对接下来的工作多了一份自信和期待。

瑞典是新中国第一个派大使的西方国家，可以说是意义非凡，毛主席看着耿飚，认真地说道：“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

毛主席和周恩来的谆谆教导，让耿飚印象深刻，终生难忘。培训结束后，耿飚便收到了驻瑞典王国大使的正式任命，随后踏上前往异国的征途，开启了他的外交生涯。

3 建立“巴铁”友谊

耿飚来到瑞典后不久，我国又接连与丹麦、芬兰几个北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耿飚除了担任瑞典大使外，又兼任了丹麦、芬兰两国公使。一人身兼三国使节，这在我国外交史上称得上是独一无二。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当时我国的大使馆都处于草创阶段，选址、建馆、人员安排、关系维护等大大小小事项都需要操心，耿飚经常在三个国家之间来回穿梭，工作极其繁忙。

同时，耿飚还不忘毛主席对他的嘱咐，经常外出调研，积极推广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比如，他看到瑞典的钢铁工业非常发达，就立即写了一份关于瑞典钢铁工业的调研材料发到国内，供经济部门参考。他还把在丹麦看到的风力发电技术，在芬兰看到的植树造林活动都记录下来，然后加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报回国内，供有关部门参考。

朝鲜战争期间，丧心病狂的美军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志愿军和平民的大量伤亡。虽然我国对此提出强烈谴责，但是由于美国把持了话语权，封锁了消息，我国的声音很难被外界听到。

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耿飚联合瑞典著名医学博士安德烈，向外界公开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证据，将美军罪行公之于众。毛主席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应真实情况，是一个好大使”。

朝鲜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挫败了美国的狼子野心。气急败坏的美国转而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企图通过军事上的孤立来打击中国。巴基斯坦就在美国的拉拢国家之列。

今天的巴基斯坦与我国关系亲密，是有着“巴铁”之称的兄弟国家。但是在建国之初，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时我国同巴基斯坦存在领土边界纠纷，加上美国的从中作梗，因此两国的关系并不友好。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决定，调耿飚去巴基斯坦当大使，改善中巴两国关系。

1956年9月，耿飚奉命回国汇报工作，毛泽东召见了他，请他吃了顿简单的早餐，算是为耿飚赴巴基斯坦践行。毛主席语重心长的对耿飚说：

“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连接西亚和东南亚，因此，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而中巴友好则有助于打破这个反华军事包围圈……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处在我国和西亚、欧洲、非洲之间。因此，它是我国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这扇西门，无疑有助于挫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

耿飚点点头，将毛主席的话牢记于心，又踏上了赴巴基斯坦的征程。

耿飚认为，巴基斯坦等国家对中国产生敌意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受美国的挑唆，加上对中国的不了解所致。因此，要改善中巴关系，当务之急是要获取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的信任。

1957年，巴基斯坦多地爆发了自然灾害，粮食颗粒无收，当地人民面临着断粮危机。耿飚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上报给中央，建议国内拨粮帮助巴基斯坦人民渡过危机。

中央很快做出了援助巴基斯坦的决定，无偿捐献4000吨大米，同时以超低价出售60000吨大米。

当时国内还有人民也饿着肚子，国家却还要拿出这么多粮食援助国外，一些人不能理解这种做法。对此，耿飚认为虽然眼下确实存在困难，但是我们眼光应该放远一点，如果因为这次援助而获取巴基斯坦人民的信任，从而建立中巴两国良好的外交关系，从长远看来是利大于弊的。

粮食运到巴基斯坦后，有人建议在袋子上印上“中国援助”字样，但是被耿飚拒绝了。耿飚说，我们援助不是为了做宣传，纯粹就是为了让巴基斯坦人民不饿肚子，早日摆脱危机渡过难关。

耿飚的这番言论传开后，在巴基斯坦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地媒体尽情讴歌着中国的无私与慷慨，政府与人民都对中国充满感激之情，中巴关系瞬间突飞猛进。

耿飚在担任巴基斯坦大使期间，还做出了一个贡献，那就是解决了中巴边界纠纷问题。

虽然巴基斯坦信奉伊斯兰教，风俗习惯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异，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那里竟然还有一块曾经属于中国的领土-坎巨提。

坎巨提与中国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唐朝，唐朝时期，大唐出兵征服西域，坎巨提成了大唐一个附属国。唐朝衰落后，坎巨提逐渐与中原王朝失去了联系。清朝时期，坎巨提曾遭遇克什米尔王朝入侵，出现灭国危机，在临危之际，道光皇帝出兵相救，才使其幸免于难。此后，坎巨提一直以中国属国自居，连年向清朝进贡。

然而，随着清朝的衰败，中国逐渐失去了对坎巨提的控制，最后，坎巨提并入到与之相邻的巴基斯坦，从此脱离了中国。

耿飚在对历史和地理进行仔细研究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收回坎巨提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