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战是中国抗战胜利最重要，最核心的战略决策。国内很长时间一直认为“毛泽1938年发表《论持久战》开创性提出持久战思想，并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凡响”。实际日本早在1915年就出现日本版的持久战，即“总体战”。而国民党也在1928年济南惨案后，就提出对日持久作战主张，并经过10年发展，最终形成一系列对日持久抗战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

本文将依据权威史料，谈谈日本持久战与中国持久抗战的形成发展史。欢迎转载，请注明史料来源：抗战史记。

一，日本持久战思想“总体战”

早在1915年，日本就由陆军省负责调查一战欧洲各国的战时体制的军事调查委员永田铁山提出持久战思想。他在《对国家总动员的意见》中提出：“交战时间累月经年，参战各国倾注其全能，全智，将一事一物之微，尽皆投入战争所用”。并明确日本要实施持久战争，就必须建立国家总动员体系，包括“国民动员，产业动员，交通动员（指陆运，海运，通信），财政动员，其他动员（如科技，教育）”等。

1934年，在时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主持下，陆军省出版《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之建议》，日本国内开始形成总体战思想。即“通过日满提携，如今我资源之丰富，已堪国际竞争所用，在人力方面，日满人口达1亿2千万人，其勤勉更是世所独有”。这得到日本天皇和日本陆军省，海军省等支持。并成为日后日本应对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主要战略思想。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已初步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多机构配合，进行所谓精神动员，人员动员产业动员，金融动员等国家总动员体系。这也使得国力远强于中国的日本，能够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17日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在预估击败国军主力以结束中国战事所需时间时，提出所谓“三个月亡华论”，即举日本全国强大的军事，经济等力量压逼国民政府投降，承认所谓“满蒙”权益和华北权益。但也指出若“战事发展为预计至少持续一年以上的持久战”之际，则“在河北省北部，必要时也在上海和苏州之间配置兵力，并利用海军监视中国沿海交通，并行经济手段，等待中国屈服”。这表明日本军方已预料速战速决不成后，试图通过经济，外交压迫和海上封锁诱使国民政府在消耗战中投降。

二，国民政府“苦撑待变”战略与全民族抗战提出

1928年济南惨案后，蒋百里先生在国内率先提出“持久抗战”的思想，但当时未引起重视。为报复日本暴行，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外交战，国际宣传战，得到全国和海外华人积极响应。这虽未获得英美法等列强的实质性支持，但赢得了国际社会同情，在世界上初步形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形象。并沉重打击了日本对华贸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者傅斯年公开撰文再次提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第三方党派中国青年党更呼吁：“万一变乱扩大，政府可迁西部高原，以最大决心作持久殊死战。”这在国内首次出现了西南抗战大后方建设构想。对中国抗战影响深远。

不过根据当年10月3日，蒋介石与熊式辉制定日作战第一期计划时。提出“应先歼灭上海日军，再北伐东北”，并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可见蒋介石虽然已提出对日全面抗战和迁都计划，但未注意到持久抗战和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11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为主题，先行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7日，蒋介石决定统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以此表示“对内退让，又欲使本党挽救对民众之信仰，非使代表放弃选举竞争，诚意与粤方合作不可”。当日，蒋介石派陈铭枢赴上海邀请汪精卫来京主持会议。以实现全国和解，早日统一抗战。遗憾的是胡汉民，汪精卫，李宗仁等人坚持下，蒋介石被迫下野；北上收复东北计划夭折。

1932年2月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时，明确提出：“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27日，他最终确认对日军事计划大旨：“充实一切自卫力量，准备长期抵抗”。1933年3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里首次提到国家总动员。这表明蒋介石和国民党已确定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方针，即“苦撑待变”。对中国赢得抗战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4年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向会议提出《确立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针案》，其中提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其集中于海口；道路、航路之开辟，尤须首先完成西向之干线，使吾国于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之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这一方案的提出，表明当时国民党领导人在设计经济建设计划时，已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需要，并且考虑到向西部发展的问题。因此，蒋介石在为自己规定当年任务时，即列入“专心建设西南”一项。这也是国民政府最早提出西南大后方建设计划。

1935年2月，蒋介石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同年3月在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建议下，蒋介石亲赴四川考察。蒋在重庆发表演说，决定把四川作为抗日复兴的根据地，但对外仍宣称来四川是“追剿”红军，以迷惑日本政府。他特别致电孔祥熙，告以“我方军事与政治中心全在四川”。川黔陕西南大后方战略正式确立，对中国抗战影响深远。为此，蒋介石决定以抗战大局计，采纳杨永泰“压迫红军长征”“驱红入西南”的战略，“放水红军长征”，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接力“放水”。成功控制四川，贵州两省，中央军也趁机进入陕西。“川黔陕”西南抗战大后方得以形成，打下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根基。而红军则进入陕西，陕西也形成了中央军，杨虎城陕军，张学良东北军，红军四足鼎立的局面。为西安事变埋下祸根。

同年8月，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在提交的《应付时局对策致蒋介石呈文》中，肯定了中国的“持久抗战”战略。他在对日军全面侵华进攻路线进行精准预测后，认为日本的战略就是先集中主力侵占整个华北，使中国陷入实质性亡国的危险。故提出国军应集中主力在更有利的华中地区与日军决战。应先在上海，南京竭力抵抗，然后再将华北日军主力吸引到武汉一带决战，分散华北日军兵力。而华北方面，他认为除河北坚决抵抗外，其他地区应节节抗击，但避免战略性决战。将敌诱入徐州地区后，再行反击，这就形成了台儿庄大捷。同时法肯豪森还预测到国军在华北作战最不利的情况，提出“宜作有计共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这虽未明示挖掘黄河大堤，但成为日后饱受争议的花园口决堤最早构想。企图以巨大了人员伤亡，将日军挡在黄河防线，同时阻止日军攻破陕西大门潼关，保住华北，保住“川黔陕”西南抗战大后方。他还指出中国在军事上坚决抵抗，就是要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明确提议“先联苏制日，同时继续竭力在外交上孤立日本”。法肯豪森将军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更使得持久抗战形成具体的方针，举措。

1936年4月，桂系首领李宗仁在广州对记者谈话中首次提出“焦土抗战“思想，主张“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在七七事变前，又提出“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于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城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而苦之。”李宗仁的“焦土抗战“”敌后游击战“，均为日后对日持久战奠定了基础。比中共提前的敌后游击抗战要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16日蒋介石不顾国内亲日派，拒日派反对在庐山发表著名《庐山谈话》，向世界宣布：“......战争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之后在蒋介石领导下打出了全民族抗战，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得到了海内外民众一致响应。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国家民族意识，影响极其深远。在1937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为年度风云人物颁奖词中称赞：“在一位重要领袖及其优秀另一半的领导下，中国人的1937年不至于抬不起头来。过去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一很少使用“中国”这个字眼的千百万人口一如今也因为这对夫妇，慢慢有了国家意识…中国历史的最重要一页”！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前后，陈诚又先后提出“开辟淞沪战场(即诱敌东来)”“以空间换时间战”战略，为华中战场建立和持久抗战做出重要贡献。

而在1938年7月延安《解放》周刊刊登的《论持久战》说的很清楚：“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么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显然毛泽东只是通过《论持久战》告诉全国人民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打持久战，怎么打。实际只是宣传持久抗战，让全国人民建立起抗战胜利的信心。历史也证明《论持久战》达到了预期目的。但没有创造持久战，而综上史料也可见在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前，蒋介石和国民党经过十年的厚积薄发已形成持久抗战政策思想和具体的措施。既便没有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国也肯定会持久抗战，全民族抗战，全民族解放战争，敌后游击战和建立统一战线。

至于国内某些人将《论持久战》总结成抗战制胜法宝，伟大抗战领袖。我认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的话能真正体现谁才是抗战领袖，领导者：“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三，日本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态度演变

最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日本军政当局就开始关注毛泽东的抗战言论。1937年开始，毛泽东的论著和西方记者的采访报道被日本翻译，解读分析。但当时日本当局只是借此了解中共领导人在抗战的方针。

日本改造杂志社于1938年9月19日在著名报纸《读卖新闻》最醒目的位置用特大字预告了《改造》10月号的内容：“《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枭雄毛泽东向长期苦于战争的中国民族的呼吁”。译文长达98页，占据了该期杂志近1/7的篇幅。此后，《论持久战》的译介文章相继出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和情报资料中，包括1938年11月《扬子江》杂志刊登的《我们的长期抗日法》，《读卖新闻》11月6、9、10三日连载的评论《抗日新阶段的特点和前途》，1939年改造社出版的深田悠藏《中共军队之现势》，1940年1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社论《事变处理和持久战》。

特别是《东京朝日新闻》的社论，受到日本官方的关注。内阁情报部在1940年1月8日汇总的《本日报纸论调》中特别提及并概括了社论内容，并指出“在日中战争初期最清晰、宏观地为中国构想持久战的人物之一是毛泽东”。但由于1940年7月以后，日本总体战体制下舆论动员机制的法律保障基本完成。日本媒体遂停止翻译报道《论持久战》。

1939年3月，汉口军特务部编辑秘密情报《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诸问题》。该情报围绕游击战争，选取毛泽东的三篇文章《论持久战》《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相关内容，编译而成。

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使华北日军蒙受相当的损失。侵华日军情报人员开始反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质还缺乏认识。1940年3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发给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电报“关于抗日言论机关报纸调查事项”中汇总了宣传抗日的报刊和书籍，其中列出了汉口的新华日报馆出版的毛泽东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2年开始日本政府外务省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日益壮大的原因，反思日军战略的失误之处，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政、军三位一体，其农民政策、土地政策等取得成功，得到农民的大力支持。日本支持的傀儡组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伪新民会的人则毫无斗志。8月，日本大使馆驻北京调查室把收集的各种抗战资料发给外务省调查部第六课，其中包含改编自《论持久战》的晋察冀边区的《民众学校课本》，内容是“为什么抗战是持久的”“抗日战争的三阶段”和“相持阶段”。

1944年1月，日本大使馆驻北京情报课资料室全文翻译了《论持久战》。译文前言指出《论持久战》是“观察中共政策纲领的重要文献，虽然时机略迟，但仍然加以翻译”。该译本为全译本，与同年7月大东亚省总务局编辑的《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中的译文属于不同译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在1944年7月编辑了内部资料《中共概说》《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中共概说》汇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组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关理论及政策，《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态度”文献的汇总。其“引言”中指出，“本书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日中事变爆发以后发表的抗战言论中，收集了五篇主要著作，分别是《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新民主主义》《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是当时非解放区刊行的唯一的毛泽东著作集，由日本大使馆驻上海特别调查班翻译。其中收入的《论持久战》译文属于全译本，以《解放》周刊的中文版为底本，无省略和改译内容，甚至类似“侵略主义”等词汇都得到了完整体现。

在抗战相持阶段，《论持久战》在日本军政界的反响并不强烈。但抗战后期，日本军政界鉴于败局已定。开始日益重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和预言性，认可其价值。1945年11月外务省调查局第五课编写的《毛泽东主要言论集》中也收录了《论持久战》，译文与1944年《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中的译文相同。

但综观整个抗战，日本政府始终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唯一敌人。对《论持久战》的重视也只是在败局无法挽回的情况下，临时抱佛脚摆了。所以任何夸大，甚至神话毛泽东《论持久战》都是错误的，历史一定要基于事实。

四，史料来源

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20-33页

孙道凤、干保柱《毛泽东《论持久战》在战时日本的译介及其影响》，《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3期

抗战史记《论中国是怎么赢得抗战胜利（上）（下）》

抗战史记《国军对日备战史记，蒋介石忍辱备战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