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都没怎么写文章，是因为心有点累，很多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因为中国太大，大家都基本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很难有一个全局的视角。有说奥密克戎毒株就是流感不应惧怕要放开，也有人说有很多后遗症不能轻易放开。

在没有可靠的宏观数据支撑的情况下，更多人对于疫情防控政策的看法更多是出于感性而非理性。

如果单单从理论上来说，对疫情进行严防死守是没有错的，但问题就是理论要和实际结合在一起。

初哥在之前的文章《 卸包袱、促发展——主要矛盾从抗疫转向保经济 》中已经讨论过抗疫成本和社会运营成本的问题，现在这种舆论情况也不想多费口舌再多说。

今天想随便聊聊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抗疫决策这么艰难。

在疫情头两年、奥密克戎毒株还没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抗疫政策大体上运行得比较平稳，核酸和隔离对大家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没有达到目前的水火不容的地步。

改变出现在奥密克戎极强的传染力出现之后。奥密克戎的R0是18.5（一个病人能传染18.5个人），大概是人类遇到传染力最强的病毒之一，正是因为奥密克戎极强的传染力，击穿了我们之前的抗疫政策。简单来说，就是随着病毒的改变，我们的抗疫政策肯定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发生在改变的方向与方式上面。

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口基础太大，和奥密克戎极强的传染力相结合，任何抗疫政策的改变都会面临极大的乘数效应。

在新冠原始毒株、Beta毒株流行期间，R0大致在3~4之间，抗疫大体没有问题，因为扩散的能力有限；到了Delta毒株流行期间，R0大致在5~8，抗疫政策也能勉强支撑；但是当Omicron毒株把R0干到了18.5，任何一个微小的漏洞都会造成很多人感染，继而造成更加严防死守的抗疫政策。

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根源有两个，一个是极大的人口基数，一个是奥密克戎强大的传染能力。如果要解决疫情传播的问题，两个内因是很难撼动，我们只能从外部寻找抓手。

外部的抓手，无疑就是两个：

  1. 有针对性疫苗能够阻断奥密克戎可怕的传染力。
  2. 有特效药可以让病人感染奥密克戎后对人体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之前的抗疫手段让我们在毒力较强的原始毒株、Beta和Delta毒株流行期间让我们有了极大的缓冲，但是面对Omicron毒株并不是之前的抗疫手段没法使用，而是抗疫的成本已经大大高于社会带病运行的成本。

到了目前的情况下，再延续之前的抗疫手段无异于饮鸩止渴。

与其用如此大的成本搞核酸和隔离，还不如把一部分成本投入到研究如何让社会带病运行，以及投入到研究对奥密克戎毒株的针对性疫苗、新冠的特效药当中去。

社会是极其复杂的机器，要良好运行我们必须计算总成本，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其中的某个方面。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庞大人口基数造成了管理系统的庞大。任何一个庞大系统的运行策略改变都是极端复杂的，如果强求在短期内发生改变，一定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巨人迈出的脚步必须是坚实的，否则只能被自身产生的巨大惯性带到跌倒。

所以我们应当期待一个稳健的、坚定的、持续的、渐进式的抗疫政策改变，而不能急于求成、要求整个抗疫政策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巨大的改变，否则受伤的只有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