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吴充秀才书

欧阳修

修顿首白，先辈吴君足下[1]：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沛然有不可御之势[2]，何以至此！然犹自患伥伥[3]莫有开之使前者，此好学之谦言也。

修材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修誉而为重，力而后进者也。然而惠[4]然见临，若有所责，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

夫学者，未始[5]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6]。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7]，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8]，荀卿盖亦晚而有作[9]。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10]，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11]，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先辈之文，浩乎沛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励修之少进焉。幸甚幸甚。修白。

《四部丛刊》影元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晚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的参与者，同时是宋初诗文革新的文坛领袖。著有《欧阳文忠公集》151卷，《新五代史》75卷，并曾与宋祁合著《新唐书》。《宋史》卷三百十九有传。

【题解】

书信序跋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最重要的批评文体形式，尤其是唐宋以来更加繁荣。唐宋古文运动中，韩柳欧曾等更是借师弟子之间的书信往来进行传道授业解惑，表达他们的古文理论特别是文道关系。如韩愈《答李翊书》和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便都是代表。本文亦不例外，为欧阳修古文理论的代表作品之一。这一方面与唐宋科举温卷风气有关，同时师弟子相传，也进一步推动了唐宋古文创作的繁荣。

【注释】

[1]吴充：（1021—1080），字冲卿，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景祐五年（1038）进士，历官集贤校理、河北安抚使、翰林学士、枢密使等。《宋史》卷三百十二有传。

[2]沛然：盛大貌、充盛貌。

[3]伥伥（chāng）：无所适从貌。

[4]惠：赐，敬辞。《诗经·邶风·终风》：“终风且霾，惠然肯来。”

[5]未始：未尝。

[6]昔孔子老而归鲁三句：《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自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7]然读《易》者如无《春秋》二句：欧阳修《与乐秀才第一书》：“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

[8]孟子皇皇不暇著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诸国，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一样不被重用，故而晚年回到家乡聚徒讲学，并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

[9]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荀子，名况，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年五十始游学于齐。春申君死而荀卿废，晚年著书立说。

[10]若子云、仲淹二句：扬雄，字子云。曾模仿《易》作《太玄》，模仿《论语》作《法言》。王通，字仲淹。曾模仿《春秋》作《元经》，模仿《论语》作《中说》。

[11]轩序：房门，屋室。轩：有窗的长廊或小屋。序：学校。

【讲疏】

欧阳修的文学思想极为丰富，自成体系，本文主要讲述他的文道观以及文学与社会政治现实的关系。第一，在文道关系上，他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命题。认为学道修身是根本，即“夫学者，未始不为道”，“修于身者无所不获”。第二，与此相关，在学文和学道的主次关系上，如果“以为学者文而已”而非“学者，未始不为道”，专溺于文辞之工，那么效果就会相反，即“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也就是学者如果溺于文辞之工，“道未足而强言”，便如扬雄、王通方勉焉以模言语，而没有孟子、荀子之道胜而文不难自至的结果了。第三，与以上“原道”说相关，他提出了他的征圣、宗经说。认为为文要以圣人之文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六经之作为师，也即《答祖择之书》所云：“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致。”从此可以看出这一命题的前后关系。第四，欧阳修虽然称“道胜者而文不难自至”，但重道而不轻文，他赞同孔子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论，认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久远。”（《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第五，他反对“弃百事而不关于心”，认为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施之于事”，“施之于时”，所以他的“道”继承了柳宗元，是包含现实政治之道的。他认为文章要有补于世，“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也即本文所谓“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修誉而为重，力而后进者也。”

【关键词解读】

穷而后工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继承了屈原“发愤抒情”说（《惜诵》），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与汉代以来的“士不遇”主题一脉相承。再如欧阳修《薛简肃公文集序》亦云：“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这正如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所云：“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不暇以为。”

【相关知识链接】

欧阳修为北宋古文运动领袖，他提倡韩愈古文，是针对杨亿等西昆体“时文”风靡一时而发的，具有革新文坛时弊的现实意义。欧阳修反对杨亿等西昆体骈俪时文，与石介《怪说》中所持的偏激态度不同，更见通达辩证。一方面，他对杨亿骈文有所肯定，如《归田录》所云：“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再如《六一诗话》云：“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写作骈文，且“为一时偶俪之文，已绝出伦辈”（《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他在《论尹师鲁墓志》中亦云：“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他对待西昆体时文的态度上之所以较石介更为通达，正是看到石介矫枉过正。石介文风渐趋艰涩怪僻，并成为一时风气，称作“太学体”。要之，北宋中叶古文运动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欧曾王苏名家辈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正与欧阳修廓清“西昆体”和“太学体”两股不正文风有极大关系。

《记旧本韩文后》体现了欧阳修对韩愈的推崇及对文道关系的反复强调，从中更能看出他的古文理论是从反对杨亿西昆体出发的。

记旧本韩文后

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

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呜呼！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

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缪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帙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呜呼！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

《四部丛刊》影元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本文选自《中国古代文论读本》党圣元 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