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万物的本原

老子，名聃，春秋末期道家学派的开创者。老聃与孔子同时代，约年长孔子二十岁，哲学上的老子和文化上的孔子，其关系亦师亦友。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创始人，《老子》一书为老聃自著，近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老子》——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实物证据——的问世，有力地推翻了《老子》晚出说的谬误。

一、老子其人其书

老聃，世人尊称为老子（约公元前570年—?），一如尊称孔丘为孔子、墨翟为墨子（“子”为先生之意）。司马迁说：“姓李氏，名耳。”这是汉人的说法。根据高亨先生考订，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并无“李”姓，但有“老”姓。“老”、“李”一音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而“耳”、“聃”字义相近，故称作“耳”。总之，“老聃”被尊称为“老子”在先秦典籍中屡见，毋庸置疑。

老子是陈国人，后陈被楚灭，故称楚人。“楚苦县厉乡”，即后来的安徽亳州府，现在隶属河南省鹿邑县。老子曾为周朝史官，《史记》称他为“周守藏室之史”。“守藏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司马迁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分别问学的老子与老莱子，都有著作传世，著书篇目各不相同（“老子著书上下篇”，“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但梁启超、冯友兰等人过于粗心或有意扭曲，以至于把老子和老莱子混淆不清。

老子与孔子同时代，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70年左右，约比孔子年长二十岁上下。《史记》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当属史实。先秦典籍如《庄子》、《吕氏春秋》及《礼记·曾子问》等都曾提及此事。

《吕氏春秋·当染》说：“孔子学于老聃。”老子和孔子的关系亦师亦友，在多种文献记载中值得我们留意的有这几点：一、同源异流：老子与孔子同是殷周文化的继承者与创新者。同源中的“异流”则是，孔子为中国文化史上继往开来的第一人，其“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精神，更使他成为教育史上的“万世师表”；老子则是中国哲学的开创者，他所建构的“道”论，不仅发先秦诸子所未发，更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主干。二、文化与哲学的对话：文化的孔子与哲学的老子进行对话，二人谈论的细节虽不得而知，但从各书记载中可以窥知，孔子的问题属于文化层面（“礼”）；而老子的解答则总会从文化的议题引向哲学层面（“道”）。故孔老之间的对话就是属于文化与哲学的对话。三、对话的开放心态：儒道开创人首次的对话，彼此学术间的立场与观点虽异，而对话的心态则是真挚而开放的。这和后来孟子恶意攻击杨墨，以及宋明儒者为了维护道统而排斥佛老的狭隘心态相较，真有天壤之别。故老、孔之间的对话诚为思想史上令人神往的一个开端。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山祖，老子自著的《老子》是先秦哲学中最早的一本哲学著作。《史记》明确记载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

司马迁这里所说老子著书的篇目、主旨和字数，都与通行本《老子》相吻合。1998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印行《郭店楚墓竹简》，首次公布了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老子》。这件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实物证据的问世，有力地推翻了《老子》晚出说的谬误。

陈楚文化圈是孕育老子思想的原乡。中年以后，他入朝任史官，长期沉浸在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他长于思索宇宙的奥秘及人生的哲理，在孔子到周室拜访他时，他已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他那精简而深刻的著作逐步地流传各地。先秦典籍对《老子》书中的重要概念与文句的广泛引用，可以证实它成书之早与影响之广。如《论语·宪问》明确引用《老子》六十三章“以德报怨”；其后，《墨子》引用《老子》观念与文句约十条，《管子》引用《老子》观念与文句多达三十一条，《庄子》引用《老子》观念与文句多达一百二十二条，《荀子》引用《老子》观念与文句十三条，《韩非子》引用《老子》观念与文句达七十二条，《吕氏春秋》引用《老子》观念与文句多达二十九条。由此可见，《老子》思想对道、儒、墨、法各家各派影响的深远。

二、老子思想

林语堂在他的英文著作《老子的智慧》中说：“孔子的学说过于崇尚现实，太缺乏想象的意涵。”“孔子的哲学是维护传统秩序的哲学，主要处理的是平凡世界中的伦常关系，不但不令人激奋，反易磨损一个人对精神方面的渴求，以及幻想驰奔的本性。”这里隐约道出儒家是透过社会规范的建立，以提高人的道德价值；道家是透过哲学精神的建立，以提升人的心灵境界。林语堂又说：“儒道两家的差别，在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被明显地划分出来：官吏尊孔，作家与诗人则欣赏老庄。”这里指出汉以后，儒道分途，儒家在中国政治社会中成为显文化及官方哲学，而道家则成为潜文化及民间哲学。

陈荣捷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说：“假如没有《老子》这本书的话，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性格将会截然不同。假如不能真正领会这本小书里的玄妙哲思，我们就不能期望他可以理解中国的哲学、宗教、政治、艺术和医药。”又说：“在某些层面，道家进入生命之道更深更远，所以，虽然古代诸子百家都各行其道，但道家却得独享其名。”

进入老子的思想领域，让我们先从他的“道”谈起。

三、可道之“道”与不可道之“道”

“道”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也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而第一位将道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家就是老子。《老子》第一章便指明“道”是天地万物之始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老子是第一个将道提升至形而上地位的哲学家，他认为一切万物皆由道所出，甚至连天地都由道而来。但是，道一开始并非具有形而上意味，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说明“道”的原义以及转化到形而上的道。

“道”这个象形文字就具有特殊的意涵。道从“首”从“走”，象征着人从四肢落地的动物群中抬起头来。当人类昂首挺立开始活动，便在天地间创造出一部辉煌的历史。所以，在“道”的字源中，就隐含着行走的意象与创造的意义，所以老庄说“道行之而成”，又说道创生万物（“道生之”）。

“道”的字义由行走、运行引申出秩序、方法、规准、法则等意涵。这些重要意涵，为老子之前的思想家及老子之后的战国诸子所共同使用，并各自赋予特殊的内涵。自殷周以来，人们探索日月星辰等天象运行的规律，称作“天道”；建立人类社会行为的规范，叫作“人道”。只是，各家的关注有所不同，如孔子“罕言天道”而用心于“人道”；老子则不仅借“天道”而彰显“人道”，而且进一步将“天道”与“人道”均统摄于其形上之道中。

老子是第一个提出形上之道的概念和理论的哲学家。老子之前的思想家都只思考“形而下”的存在问题，也就是只探讨现实世界（亦称现象界或经验界）的问题。一切“形而下”的事物都有名字，都可以命名的（所谓“物固有形，形固有名”）。老子却指出，除了“可以命名的”（“可道之道”）之外，还有超乎形象的“形而上”存在。这“形而上”的存在是现象界万物之所由来——称为“道”。

人不是一个无头无根的存在，老子的哲学正是要探究人之存在的源头与根由，并试图在纷纭的万物中寻找其活动的法则以及始源。当我们读到前面引用的《老子》第一章文句时，我们的思考就被从常识世界中带入另到一个新天地。

《老子》书上不只提出万物本原（“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问题，还提出宇宙生成的问题（如四十二章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并提出宇宙变动历程的问题（如四十章谓“反者道之动”，二十五章谓“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作为万物本原和本根的“道”是无形、无限的，因此，老子简称它为“无”；它是实存而且万物都由它以生，所以又称之为“有”。《老子》第一章的“无”、“有”乃“异名同谓”的指称形上道体的两个面向。

每个哲学家都有他的一套理论预设，老子的“道”便是为现实世界提供一套合理的理论说明而被创构的。老子除了在形而上学的领域内肯定道是万物的本原和本根之外，还赋予道几层重要的意涵：一、道为万物生命的泉源。老子认为万物都由道所创生的（如五十一章谓“道生之，德畜之”），所以，庄子称它为“生生者”（《大宗师》），称赞大道神奇地“刻雕众形”，造就了天地间各类品物万种风情，使宇宙宛如一个无尽宝藏的艺术宝库。二、道为一切存在之大全。老子说：“万物得一以生。”（第三十九章）这里以“一”喻道（《韩非子·扬权》说：“道无双，故曰一”）。其后，庄子以“一”指宇宙整体、一切存在之大全。老庄视宇宙为有机的统一体，庄子说“道通为一”（《齐物论》），即视宇宙为无数个体生命关系之反映，而生命的每个方面在整体宇宙中都是彼此相互依存、相互汇通的。三、道为大化流行之历程。老子认为道体是恒动的（四十章谓“反（返）者道之动”），道的存在是广大无边的，道的运行是周流不息的（二十五章谓“周行而不殆”）。老子用“逝”、“远”、“反”（“返”）来形容“道”在宇宙大化发育流行中依循着终而后始法则运转的无穷历程。四、道为精神生命之最高境界。老子说过这样一句令人瞩目的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这是说，对外在世界探讨所得的知识，越累积越增多；对道的体会越深，主观成见和私心就会越来越减少。这里所说的“为道”是属于精神境界的修养；在人生境界的修养上，老子提到要“挫锐”、“解纷”，消除个我的固蔽，化除人群的隔阂，从亲疏贵贱之别异层次中，提升到“和光”、“同尘”的“玄同”境界（见五十六章）。老子的“玄同”之境为庄子所弘扬，而将形上之道作为提高人类精神生命和思想生命的最高指标。

四、有无相生

《老子》第二章开头的一段话，讨论到现象世界事物之间相互对立、相互关联以及价值判断相对性的问题。他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这是说，没有美，就不会有丑（“恶”）；没有善，就不会有不善；同理，老子认为没有“有”，就无所谓“无”；没有“难”，就无所谓“易”；没有“长”，就无所谓“短”。我们以“有无相生”这一重要哲学命题为代表，来叙述老子对现象世界观察的一些洞见：一、事物存在的相互依存。老子看到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事物有显的一面，也有隐的一面；有其表层结构，也有其深层结构。因而，观察事象不能流于片面，思考问题不可出于单边。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一般人只看到事物的显相（“有”），而没有看到事物的隐相（“无”），事实上“有”、“无”是相互补充而共同发挥作用的。二、事物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老子认识到事物的对立面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经常相互转化。他说正常能转化为反常，善良能转化为妖孽（五十八章：“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又说委曲反能全，屈枉反能伸直，低下反能充满，敝旧反能更新，少取反能多得，贪多反而迷惑（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三、事物相反而皆相成。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表明对立面双方的联系性。老子系统地揭示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孤立的。如有无、美丑、动静、阴阳、损益、刚柔、强弱、正反等，都是对反而立又相互蕴涵。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在老子相反相成的辩证思想中，“阴阳冲和”和“有无相生”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命题。

逆向思维是老子辩证法中另一个特殊的思想方式。老子说“正言若反”——合于真理的话却与俗情相反。《老子》整本书所表达的都切合于道的正言，但乍听时好像在说反面的话。

五、为无为

“无为”的概念是老子逆向思维的一个范例。在《老子》书中，“无为”这一个特殊用词几乎都是针对统治者而发的。老子期望掌握权势的在位者不妄为、“弗独为”（《鹖冠子·道端》，要“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其后庄子学派更将老子告诫治者勿专权、毋滥权的“无为”理念，延伸为放任思想和不干涉主义。

老子说“无为”，又提出“为无为”（三章）。像“为无为”这类正反结合的语词所蕴含的深意，屡见于《老子》书，如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十章、五十一章）英国的罗素就很欣赏老子这些话，认为，人类有两种意志，即创造的意志和占有的意志，老子便是要人发挥创造的动力而收敛占有的冲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正是这层意思。老子还说“为而不争”（八十一章），也与“为无为”同义，要治理阶层以服务大众（“为人”、“与人”）为志，而不与民争权夺利。

六、道法自然

人们一提起老子，就会想到他自然无为的主张。简言之，这主张就是听任事物自然发展。“自然”是老子的核心观念，乃是自己如此的意思，它被英译为“spontaneous”（自发的），名词则为“spontaneity”（自发）。但原文不是名词，而是状词；也就是说，自然不是指具体存在的自然界（天地），而是形容“自己如此”的一种情状。《老子》二十五章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话：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里的引文分两段来讨论，前段是在提升人的地位，后段则在申说“道法自然”的意涵。老子把人列为“四大”之一，如此突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这在古代思想史上实属首见。

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三十三章）这当指人的思想生命与精神生命之传承延续而言。老子将人的地位如此高扬，为历代道家所承继，庄子对生命境界尤多发挥。老子在提升人的地位之后，接着讲人之所以为贵，在于他能法天地之道，使他成为一个不断把外界存在的特性内化为自己本质的过程。

人能成为四大之一，在于他能不断地充实自己、拓展自己——他能从外在环境中吸取经验知识以内化为自己的智慧。老子谓人法天地，便是意指人效法天地之清宁，效法天地之高远厚重，进而效法道的自然性。

道的一个重要特性便是自然性。所谓“道法自然”，正是河上公注所说的“道性自然”，即谓“道”以它自己的状态为依据。而道性自然即是彰显道的自发性、自为性。所谓人法道的自然性，实即发挥人内在本有的自主性、自由性。

道性自然以及人分有道的自然性的学说，有它特殊的意义：道也者，自由国度；人法其自性，则人处于自由自在的精神乐园。

七、柔弱胜刚强

《吕氏春秋》论及诸子学说特点时，强调“老聃贵柔”（《不二》）。“柔弱”是“无为”的一种表述。老子之所以倡导柔弱的作用，是鉴于人类行为自是、自专而失之刚暴，权势阶层尤然。

老子生当乱世，他一方面从人性的正面处去提升人的精神层次，另一方面从人性的负面处去洞察社会动乱的根源。人类所以胜出别的动物，在于他能从学习中累积经验以改善自身，并协合同群改造環境。但人类也比其他动物更为狡诈，更多心机；别种动物不知设计同类，不会陷害同类，更没有本事发明器械去猎杀异类。尼采说：“人类是病得很深的一种动物。”这话可十分恰切地用来形容主政者权力运用不当，发动侵略战争而导致大规模杀戮行动的现象。这正是老子“无为”学说谆谆告诫主政者不可揽权滥权的用心；也正是老子谆谆告示主政者要“不争”、“柔弱”、处下、谦虚为怀的用意。

老子喜欢用水来比喻理想的治者表现出柔弱不争及处下的美德：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八章）

大邦者下流……大者宜为下。（六十一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六十六章）

这些话虽然出自老子对他所处那个时代的感发，但更像是说给我们当代那些“权力傲慢”的霸主听的。

身处于新世纪的我们，耳闻目睹两次世界大战及中东两次海湾战争之大规模屠杀行径，不禁想起老子对穷兵黩武者发出的警告：“兵者，不祥之器……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三十一章）“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老子的“柔”道，无论用在治身或治国，都有益于人群。老子所说的“柔弱”，并不是软弱不举，而是含有柔韧坚忍的意味。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一方面普遍传播着尊重人权的“地球村”观念，另一方面又屡屡出现霸强“军事单边主义”的刚暴作风。在这相互矛盾的情景下，老子所倡导的柔道，犹不失为东方智慧所发出的人间天籁之音。

（本文原是为蔡志忠绘著《中国思想随身大全》〈现代出版社，2003年版〉中的“老子”部分所写的导论文字。）

本文选自《庄子浅说》 作者:陈鼓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