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芳
在华为，能够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的女性，非孙亚芳莫属。
尽管她并不是华为的创始人，但是“华为女皇”等称号一直伴随着她。
在和任正非共事二十六年里，孙亚芳没有错过华为每一次的重大转折，她用自己的雷厉风行，与任正非携手打造了一个“左非右孙”的传奇时代……
辞职入华为，快速升高层
孙亚芳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考生，从孙亚芳大学老师的口中可以了解到，在大学期间，孙亚芳便彰显了突出的领导才能。
在班里她很活跃，班里的一些重大集体活动都是孙亚芳来牵头组织的，所以她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1982年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孙亚芳，靠着自己紧俏的专业很顺利便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在新乡国营燎原无线电厂工作。
但是孙亚芳在国企待了一年，发现这样的安稳日子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便在隔年去了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
1985年，打拼仅仅三年的孙亚芳凭借出色的能力，被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挖去担任工程师，甚至还在国家安全部从事过通信工作。
这样的成就对于当时的孙亚芳而言，并不能使她满足于现状。
就在孙亚芳沉浸在研究所里时，1987年，深圳龙岗区有一家小公司正在艰难地成立了，这家小公司正是后来的“庞然大物”华为。
此时的任正非，还在为成立公司的两万块钱而发愁，创业前期的华为走得更是跌跌撞撞。
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孙亚芳认识了任正非。一见面，任正非就满脸激动地向她绘制着华为的未来。
在常人看来，刚刚走上创业之路的任正非极有可能是个骗子，谁知孙亚芳却听得津津有味。
尤其听到任正非日后想让华为做到中国通信的龙头时，孙亚芳开始考虑起了自己又一次的跳槽。
在孙亚芳的帮助下，任正非还筹到了一笔供起步华为度过艰难期的资金，这是孙亚芳第一次和华为命运联系到一起。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孙亚芳终于下定决心，辞去现有的高薪工作，加入这个成立才两年的小公司。
此时的孙亚芳已经三十多岁了，在人生这个关头，往往每个决定都会影响接下来的一生，这也正是孙亚芳有勇气和胆识的地方。
1989年，初入华为的孙亚芳被任正非安排担任市场部的工程师。
在华为，孙亚芳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飞速进步，从工程师到华为长沙办事处主任。
后来任正非将华为的市场和人力资源也全权交到了她的手中，将她升任为市场与人力资源的常务副总裁，让她去开疆拓土。
人力资源、市场和研发这三个部门无疑是华为的重中之重，而孙亚芳却凭一己之力，塑造了华为严密的市场体系和人力资源体系。
打造严密市场体系，推动公司“狼性”文化
1995年，中国的电信设备市场结构开始发生改变，电信部门的设备采购全部要转为招投标的形式。
而像华为这样的设备商，他们的市场营销方式和人力资源体系也必须从“打游击”变为“正式作战”。面对这样的大环境，孙亚芳第一次出手便震惊企业界。
1996年2月，任正非接到了孙亚芳提交给自己的两份报告书，一份是述职报告，另一份是辞职报告。
大致内容就是，孙亚芳要带领华为二十六个办事处主任，为公司的体系改革主动做出牺牲，让公司来决定改革后的人力需要。
这一次改革运动，直接促成了华为后来的干部能上能下的局面。其中有六名办事处主任被置换下来，由新员工走上领导岗位。
这种自我否定的形式也强行推动了华为的市场策略，完成了从“公关型”到“管理型”的过渡。
此后，任正非在“集体辞职”4 周年纪念讲话中给予了孙亚芳很高的评价 ：
“市场部集体大辞职，对构建公司今天和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和远大的。
如果没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所带来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孙亚芳出手一鸣惊人，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事改革，也是华为两大支撑体系的转折。
孙亚芳作为推动者，获得了公司的金牌奖项，还被升职为华为市场常务总裁。权力越来越大的孙亚芳，很快便又提出了一份改革方案。
在当时，华为一直头疼的是制造商的回款问题，由于回款太慢，华为的现金流每每出现问题，有时候员工甚至几个月都拿不到工资。
这时候华为收到一笔贷款，就在华为一众高层研究这笔资金该如何使用时，孙亚芳是唯一一个提出先发员工工资的那个人。
在她的提议下，员工们拿到了拖欠的工资，顿时干劲大涨，公司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得到解决。
目光长远的孙亚芳又提出了“只有运营商赢得利润，赢得生存能力，设备供应商才能生存”的改革理念。
改革意见送到任正非办公室后，任正非只是嘱咐道：“大胆放心地去干。”
刚刚发动一场巨大的人事改革，孙亚芳在同年又开始让华为与各地的电信局合资成立子公司。随后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华为一共成立了十多家合资公司。
这种和电信局合作的形式，让电信局和华为形成共同的经济利益体，由此华为也就开辟了庞大的销售渠道，绑定了许多的长期客户，令人头疼的回款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除此之外，孙亚芳还建议多多吸纳邮电系统的员工入股华为。因为这样可以使得华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有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正是曾经在电信局工作的经验，让孙亚芳的脑海里，有了这样一个百利而无一害的改革想法。
自此，华为的人力资源和市场营销两大体系，在孙亚芳先后两次大手笔之下，已经趋近于完善，这也是为何华为从1996年后就开始了飞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1999年，由于孙亚芳的卓越贡献，她被推选为华为董事长。
同年，华为市场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的话题正是华为市场部干部的现状。
席间，一名副总裁提出要在市场部实行竞聘，因为市场部部分中层领导满足于现状，缺乏斗志，严重拖慢了市场部的发展。
此建议一提出，立马得到了其余几名副总裁的附和，可是这个方案偏偏到了孙亚芳这里被否决了。
孙亚芳之所以力排众议拒绝了这一提议，是因为她认为竞聘这种工作方式，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做法。
华为的人力资源体系已经被打造得相对完善，对干部的评价系统也比较完备。
公司接下来应该要做的，是通过运作体系来考察干部，而不是通过施加压力来形成竞聘。
就这样，几位副总裁打磨许久的方案，被孙亚芳的片刻思考而击败。
针对几位领导的担心，随之她提出了“狼性文化”，旨在让进入华为的员工接受“狼性”的训练，将每个人打磨成不屈不挠的进攻者，让那些看轻升任董事长的高层领导心服口服。
助华为困境脱险，创“左非右芳”时代
除了能够在顺境中帮助华为一点一滴地成长，在逆境中孙亚芳同样能做到挽狂澜于既倒。
2003年，华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艰难期，这一次对内要提防叛出华为的李一男，对外要和起诉华为侵权的思科打官司。
华为原本逐年上涨的销售额，却在这一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同时思科起诉华为盗用源代码，要求华为停止生产，并对思科做出赔偿和道歉。就在任正非头疼之时，孙亚芳开始在背后为他出谋划策。
首先孙亚芳建议任正非拉拢更多的盟友，也就是思科的竞争对手。
随后她又向外界展示华为的工厂，让人们相信华为不需要靠抄袭来完成制造，最后孙亚芳主动出击上诉思科，让思科偷鸡不成蚀把米。
正是这一系列操作，让华为在这场官司中赢得彻底，也让任正非很快抽出身来专心对付李一男。
自此，“左非右芳”这个称号在业内广泛传播，一些人也将她视为任正非的接班人之一。
相比较于其他领导的“战略规划和决策指挥”，孙亚芳更倾向于辅佐任正非，说她是任正非最出色的助手也不为过。
因为在整个华为，对任正非脾性和思想的理解，无人能够出其右。
曾经孙亚芳给任正非写了一篇报告，报告中提到了三个观点，一是体制创新，二是让个人成就欲望者成为英雄，三是具有自我批判能力。
这三个观点得到了任正非极大的认同，在随后任正非发表的《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中》，被他引用在内。
2000年，刚过完春节，华为全体员工刚刚来到公司，便拿到了任正非布置给他们的一次考试。
考试的题目是“无为而治”，要求在两个小时内，写出对公司的理解。
就在员工们要么抓耳挠腮，要么胡编乱造时，孙亚芳自信地写出了一篇名为“不要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的文章。
任正非看完全部的答卷后，唯独将孙亚芳的这一篇挑了出来多次浏览，后来还被任正非刊登在了《华为人》的报纸上。
《华为人》
由此可见，“左非右芳”这个说法不仅仅源自孙亚芳的个人成就，更体现在她对任正非思想的执行、推广和传承之上，所以这个说法她受之无愧。
为了体现出孙亚芳绝对的权力，任正非将一半的事务都交到了她的手上。
在几名接班人中，孙亚芳的权力最接近任正非，一些人事任免和机密文件，只要孙亚芳看过之后签字，就可以拍板了，别人无权插手。
其次在华为公司级别的抄报上，或者是重要的文件中，其他总裁或副总裁出现在上面时，都要以名字的形式出现，而唯独有两个称号是特殊的，那就是任总和孙总。
同级别的总裁见到孙亚芳也要称呼一声孙总，就连任正非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称呼。
虽然在管理公司上是和风细雨，但是孙亚芳在训斥下属上却和任正非有得一比。
在《走出华为》一书中讲到，孙亚芳在训斥一部分人时会比任正非更加严厉。
在整个华为，基本也就只有副总裁徐直军敢和她理论两句，其他人只有退避三舍的份，甚至连任正非也曾吃过“苦头”。
有一次市场部正在开会，任正非正好路过听了几句，随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可当话音刚落，孙亚芳便站了起来反驳任正非的意见，将任正非弄得一时语塞，只好默默走开，“华为女皇”这个称号也是由此而来。
大力吸纳人才，功成退居幕后
华为不缺技术性人才，却离不开和任正非比肩的孙亚芳。
华为这些年的管理模式，一直是以任正非为一把手，孙亚芳当二把手的高层管理模式。
在这样的搭配之下，华为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便开始了自己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在人才的吸纳方面，孙亚芳在人才的待遇方面从不吝啬。
在2000年左右，华为便开出了本科薪水四千元、饭补八百元的丰厚待遇。
因此很多大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几乎被华为一网打尽，为华为的各个岗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由她构造的人力资源体系，也让华为成为高收入的标志。
在华为2015年的年报上，公司一年花在员工身上的钱就有上千亿，年薪超过八十万的人数达到十七万，一万人年薪过百万，达到五百万薪资水平的也高达上千人。
除此之外，孙亚芳对于自己擅长的研发领域也有着贡献。
研发这一块虽然是任正非在做，但是在1997年，孙亚芳引进了集成产品研发和集成供应链管理模式，完成了华为业务流程上的大变革。
这次的改革，也让华为的骨干力量从前端的市场销售，延伸至后端的供应链和产品研发中。
就在孙亚芳还在董事长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时，2010年10月27日，网上却传出任正非为了让儿子任平接班，孙亚芳被迫离职让路的消息。
就在这个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时，任正非亲自站出来为孙亚芳解释，等到2011年新一轮的华为董事长任命结束，孙亚芳继续担任董事长，这些流言也不攻自破。
在随后的几年里，孙亚芳接连获得多项荣誉，其中包括被《财富》杂志列入“亚太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女性”名单，荣登《福布斯》中国女富豪排行榜等。
对于这些身外虚名，孙亚芳却看得很轻。
哪怕在2018年获得福布斯杰出商界女性榜单第一名后，孙亚芳依然选择了从华为董事长的位置退下，由梁华接任，让新人有更多的机会。
在2020年，孙亚芳更是卸任了公司法定代表人，用半生的光辉完成了自己在华为的谢幕表演。
虽然她已退居幕后，但是华为的光荣史上会永远留下孙亚芳这个名字。
对于华为，她用自己的才能推动了每一次重大转折，对于任正非，她是其创业路上最佳的拍档。
华为的“芳菲时代”虽然落幕，却“化作春泥更护花”，滋养着华为继续迎难而上、砥砺前行。
参考资料
[1]《中外管理》，2017年第08期，《华为的“芳非时代”》
[2]《广州日报》，2017年第12期，《华为董事会换届：孙亚芳让贤，任正非未退休》
[3]《中工网》，2018年7月16日，《“华为女王”孙亚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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