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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无疑是一个弱势的政权,也是一个盛产阴谋家和野心家的朝代。如王敦、桓温、沈充、桓玄、殷仲文、王弥、张昌、陈敏、王如、苏峻、谯纵、刘裕等等。在这一众野心家中,最具实力和“冠军相”的非桓温刘裕莫属。二人能力相当,职位相埒,经历相似,野心相同,可是为何一个功亏一篑,一个一举成功?

还是先来看看二人的手段和表现吧。桓温,名温,行却不温。十五岁时,父亲桓彝被时为泾县县令江播谋杀,桓温咬牙切齿,发誓要为父亲报仇雪恨,两年后,尚未等到桓温成年,江播便等不及了,匆匆离世。颇有几分遗憾的桓温遂将满腔仇恨发泄到江播儿子身上。他化装成江播的亲朋,混入灵堂,将正在守灵的江播三子全部杀之,桓温一杀成名。

两年后,桓温得到了晋明帝司马绍的青睐,将自己的长女——南康公主赐婚桓温,并任命其为驸马都尉,不出两月,又任命其为琅琊太守,加辅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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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桓温如同坐上了仕途直通车,一路绿灯。公元343年十月,升任徐州刺史,并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公元345年,升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并就此掌握了长江上游的控制权。而此时的桓温只有三十三岁,可谓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

靠吃软饭吃到腿软的桓温,或许要证明自己也是个能吃和敢吃硬饭的“硬饭男”。公元346年十一月,他上书朝廷,请求讨伐割据蜀地的成汉政权,未等朝廷复命,桓温便急不可待地亲率数万大军逆流而上。桓温三战三捷,所向披靡,一口气攻入成都,成汉土皇帝李势被迫举城投降,悬在东晋头顶之上、割据四十余年的成汉政权就此覆灭。

桓温一鸣惊人,因功被晋封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贺郡公,下辖八州之地。

平蜀之战在使得桓温名声大振的同时,也引起了晋廷的恐惧和忌惮。把控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为了牵制和掣肘桓温,遂将扬州刺史殷浩引入朝中,担任建武将军,桓温颇为不满,不臣之心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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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49年,后赵皇帝石虎去了西天,北方动荡。桓温见机遂上书朝廷,请求北伐。晋廷担忧桓温借此坐大,迟迟不予回复。眼见机会稍纵即逝,桓温故伎重演,再次先斩后奏,亲率五万大军顺流而下,直达武昌。晋廷惊恐不安,认为桓温别有用心,欲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勾当。于是,司马昱亲自写信,百般劝阻,桓温见北伐机会已失,遂率军还镇荆州。

就在桓温回镇荆州时,发生了一件对桓温和晋廷皆具转折性的事件。被司马昱引入朝廷的殷浩居然不自量力,于当年数次兴兵北伐,欲进据洛阳,收复中原,但因志大才疏,屡战屡败,劳民伤财。桓温遂上奏晋廷,列举殷浩十大罪状,迫使朝廷将殷浩打回原形。从此,晋廷军政大权尽归桓温。

公元354年二月,大权在握的桓温经过一番厉兵秣马后,亲任总司令,正式率军北伐此时已取后赵而代之的前秦。经数次血战,晋军生擒前秦将领郭敬,击退淮南王苻生,顺利进入关中。

此时正值麦收时节,因军粮短缺,桓温打算就地收麦。后因前秦军反复游击骚扰,收麦无果,晋军被迫撤退,秦军趁势追击,晋军大败,伤亡过半。

公元356年七月,桓温再次北伐,一月后,兵至伊水。正在围困洛阳的后秦大将姚襄,闻桓温军前来,遂撤围而退。桓温披甲执锐,率军乘势而进,大破姚襄军,进入洛阳。入城后,桓温“谒先帝诸陵,陵被毁者皆缮复之,兼置陵令”。不久,桓温便班师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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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朝不久,晋廷又给桓温送来高位高帽,拜授桓温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此时的桓温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桓温步入权力巅峰。

随着权力的不断增长,桓温的野心也水涨船高。公元369年四月,桓温又亲率精兵五万,第三次北伐,并一举擒获燕将慕容忠,进逼金乡。七月,燕国大将慕容垂、傅末波等人率八万大军前来挑战。因军粮耗尽,加之后援不及,在与燕军对峙两月后,桓温不得不撤军。慕容垂趁机率八千骑兵围追堵截,晋军大败,死伤三万余人。

桓温本欲借北伐之功,先受九锡,再行篡国。可是偷鸡不成反蚀米——因北伐失败,声望大减,图谋受阻。

野心勃勃的桓温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大路不通,走小路,软的不行,来硬的。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温霸王硬上弓,亲自带兵入朝,武力威逼褚太后废除司马奕。褚太后无奈,只好按桓温之意废司马奕为东海王。或许觉得太过唐突,或许认为朝中敌对势力尚多,废帝后,桓温没有就此上位,而是亲率百官,拥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

废帝的同时,桓温又把矛头对准了朝中的异己分子,先后将好习武事的武陵王司马晞及其子司马综、新蔡王司马晃、著作郎殷涓、太宰长史庾倩、散骑常侍庾柔等人或免或杀。一时间整个建康城内血雨腥风,鬼哭狼嚎。

一年后,满腔愤懑的简文帝即卧床不起,于是,急召桓温回朝。可是桓温却一再推辞不肯入朝。无奈中,简文帝只得传下遗诏,令桓温摄政。几天后,简文帝驾崩。桓温满心以为简文帝临死时会遗诏禅位于己,今见只是摄政,遂大失所望,怨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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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3年二月,桓温再次带兵入朝,欲直接与晋廷摊牌,可是尚未行动,身体便亮起了红灯,桓温仰天长叹,遂急忙返回老巢姑孰。

回到姑孰后,桓温病情日重,但仍逼迫朝廷加其九锡之礼,并多次派人催促。彼时辅助朝政的谢安、王坦之等见桓温病重,便一拖再拖,当年七月,桓温咽气,终年六十二。桓温弥留之际,将兵权交付弟弟桓冲,爵位则由幼子桓玄袭封。三十年后,公元403年十一月,桓玄篡晋称帝,建立桓楚,追尊桓温为宣武皇帝。桓温生前夙愿终于在九泉之下得以实现。可遗憾的是,半年后,桓玄便被刘裕拉下马来。

再看刘裕。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出生于贫寒之家。按正常的剧情,这样家庭的孩子,原本不应有过多的奢望,可是刘裕却不甘心做命运的奴隶,发愤图强,二十岁左右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优秀“后浪”。时为吏部尚书的王谧只见刘裕一面,就认为其“当为一代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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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优秀“后浪”的刘裕明白,他人认为英雄无用,是否英雄,尚需事实说话。机会说来就来。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十一月,五斗米道道士孙恩在会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周围郡县纷起响应,一时震动朝野。晋廷急忙派刘牢之率军前往镇压。刘裕抓住机会,几经争取成为刘牢之麾下的一名参军。十二月,刘牢之率部抵达会稽,派刘裕率领三四十人的小队侦察义军动向,途中,偶遇三千义军,刘裕二话不说,一马当先,挥刀杀入敌阵。混战中,刘裕队友死伤大半,而刘裕却越战越勇,以一当十,一人杀敌过百。不久,刘牢之主力部队相继开来,义军败退。刘裕“得理不让人”,乘胜追击,一举荡平义军根据地山阴,孙恩被迫逃入海上。

不久后,孙恩又卷土重来,刘裕抖擞精神,披挂上阵,三战三捷,团灭义军十几万,孙恩被逼无奈投海自尽。

孙恩起义,极大地消耗了晋廷的有生力量,以致京防空虚。这给野心家、盘踞长江上游军事重镇——荆州的桓玄以可乘之机。公元402年桓玄率军顺流而下,直取京师。晋廷急派刘牢之前去御敌。战斗中,刘牢之拒绝刘裕速战速决的建议,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以致错失战机,败下阵来。刘牢之惧祸而逃,后自缢身亡。刘裕审时度势,暂投桓玄以图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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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03年,孙恩妹夫卢循再次举起义旗,桓玄派刘裕前去征讨,刘裕一战而胜,杀其大帅张士道,卢循被迫渡海南逃。刘裕因功被加封为彭城内史。十二月,桓玄篡位称帝。

公元404年二月,刘裕以打猎为名,聚集北府兵残余势力一千七百余人,在京口举兵起义,并传檄四方,各地纷起响应。

桓玄惊恐不安,随即便派手下猛将吴甫之及皇甫敷带领一万精兵杀向京口。刘裕根本不给二人取胜之机,仅用两天便将二将及其所率精兵送进了鱼腹。而后,刘裕又马不停蹄,乘胜一举杀进建康城。桓玄无奈,只得弃城而逃。

刘裕率军进城,秋毫无犯。后经司徒王谧等人推举,刘裕摇身一变成为使持节、扬州、徐州等八州都督,成为晋廷实际的掌门。刘裕上任后,以身作则,正纲肃纪,只两三天功夫,原来乌烟瘴气的朝风政风就为之一变。

此后,刘裕又把矛头对准了诸多政敌和异己分子,他毫不犹豫地先后诛杀了反对自己的“江左冠族”——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其子荆州刺史王绥。一举罢免了光禄勋丁承之、左卫将军褚粲、游击将军司马秀等诸多达官要人的职务。

腾出手来,刘裕又先后击败桓玄等残余势力的反扑,并最终将桓玄送上了西天。与此同时,又将被桓玄挟持的晋安帝迎回建康,扶上龙椅。

公元407年正月,司徒王谧去世,刘裕再进一步,获授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徐兖二州刺史等要职,晋廷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刘裕手中。

此时已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裕,本可再进一步,直接逼宫取安帝而代之,可是刘裕却一反常态,又踏踏实实地干了几件大事硬事,比如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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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09年,南燕皇帝慕容超袭位,纵兵肆虐淮北。刘裕审时度势,于当年四月,自建康城亲率舟师溯淮水入泗水。刘裕军一路风卷残云,一口气相继拿下下邳、琅琊、莒县等要地,兵临临朐城下。慕容超惊恐万分,亲率精兵八万开至临朐。决战之日,刘裕先以战车四千分列两翼包抄推进,而自己则居中亲率一支骑兵冲击敌阵。与此同时,另派一支奇兵绕至燕军背后。一声令下,晋军人人向前,四面出击,燕军当即崩盘。慕容超单骑逃还都城广固。刘裕乘胜追击,将广固团团包围。来年(410年)二月,城破、慕容超落网、南燕亡。

就在刘裕北伐南燕之时,卢循等趁刘裕领兵在外朝中空虚之机,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连取南康、庐陵、豫章各郡,剑指建康。刘裕急忙回兵,只用不到半年时间,便将卢循等人送进了地狱。

公元411年正月,刘裕凯旋,班师回朝,随即便被授予大将军、扬州牧,赐班剑二十人,不久后又被安帝加授为太尉、中书监。将晋廷所有重职高位揽于一身。

刘裕的频频高升,引起了东晋另一权臣、时为荆州刺史刘毅的羡慕嫉妒恨,一来二去,双方矛盾公开化。公元412年九月,刘裕赤膊上阵,亲自率兵溯流而上,只三拳两脚,便将不可一世的刘毅送进了坟墓。随后,刘裕又顺手将镇守长江长中上游的晋宗室司马休之及其次子司马文宝及侄儿司马文祖等一一送上了断头台。至此,刘裕彻底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

此后,刘裕又马不停蹄先后讨灭了割据川蜀的谯蜀政权和割据关中的姚氏后秦政权,收复了被仇池国氐王杨盛所割据的汉中等地。

经过十几年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至公元417年,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的大片地区,皆为东晋或刘裕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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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此时,刘裕才露出了狰狞恐怖的本来面目。

公元418年,刘裕以十郡建“宋国”,并受九锡殊礼。

公元419年,刘裕指派手下缢杀晋安帝,立其弟、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帝,即晋恭帝。

公元419年十月,刘裕晋爵为宋王。

公元420年六月,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刘宋”。

公元422年,刘裕病逝,享年六十岁。庙号高祖,谥号武皇帝。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桓温、刘裕二人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皆雄才大略,皆位极人臣,皆多次北伐,皆功勋卓著,皆欲篡晋,可是为何二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

一则背景机遇不同。东晋拢共存世一百零三年,桓温坐大时的东晋,正值东晋建国五十余年,犹如人生之中年,此时的东晋虽不能说年富力强,但也是日渐茁壮。在政治上,虽然仍如西晋一样的腐败,但尚未腐败透顶。被桓温所废的司马奕虽不是明君,也无明过。而接替司马奕上位仅八个月就一命呜呼的司马昱,则是一位以“清虚寡欲”著称的平庸皇帝,也未见彰目的劣迹。

换言之,东晋政权人望尚存,人心尚在,其合法性的根基尚未动摇。再加之此时的“江左冠族”,如王、谢、庾等几大门阀士族与司马氏正处于蜜月期,且相互之间利益交织,盘根错节,抱团发展,并已形成“王、谢、庾、(司)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这在无形中对桓温的篡逆之举形成了巨大的阻力和掣肘。桓温在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已在事实上攫取了晋廷的军政大权之后,却仍不敢久留京城,仍不敢再进一步,也是出于对几大门阀士族的忌惮甚至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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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弥留之际,在逼迫朝廷加授其九锡之礼时,遭到了谢安和王坦之等人的一再抵制。桓温明知是谢、王二人在背后捣鬼,但也只能无可奈何。诚如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所言:“桓氏权力的积累,虽已超过当年的琅琊王氏,但仍慑于门阀政治格局而趑趄不前,不敢断然措置。桓温何尝不想独吞天下,但他却又不敢彰明较著的破坏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他门阀士族合而攻之”。

反观刘裕执掌大权时的东晋,此时的晋廷已步入生命的晚期,可谓日暮西山,气息奄奄。皇族更是七零八落,式微成残枝败叶(桓玄篡位时,已将司马氏几支较有权势和名誉的宗族收拾殆尽)。再加之矛盾重重,大臣离心,政局动荡(时为权臣的桓玄甚至与晋廷分庭抗礼,建立了桓楚政权),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先是孙恩,后是卢循),司马氏政权已是穷途末路,行将就木。所以当刘裕“长剑一呼,义声四合”。

二则出身才识各异。桓、刘二人皆雄才大略。桓温乃东汉大儒桓荣之后,出身于官宦之家,饱读诗书,虽说文武兼备,其实是文重于武,或长于知而弱于行。而刘裕则出身寒门,读书很少,识字不多,武强文弱。出身和才识上的差异,不仅定义了二人的行为方式和处事逻辑,也直接决定了二人的结局。从桓温的表现中可以看出,每逢关键时刻,桓温总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犹豫不决,或浅尝辄止。在北伐前秦时,桓温率大军已攻至霸上,与长安仅数十里之遥,可是桓温却踟蹰不前,迟疑不决,结果痛失好局。司马昱上任八个月即驾崩,这对桓温而言,可谓是天赐良机。此时的桓温大权在握,权势熏天,耀武扬威,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由于信心不足,顾虑重重,以致错失良机,最终与皇位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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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裕则不然,真正的穷光蛋品格,贫寒的出身,塑造了其赌徒的性格。“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始终高涨,“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始终如一。且越是关键时刻,越能豁得出,拼得上。再加之读书不多,脑中也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因此,不论是战场上,还是在朝堂上,始终信心满满,敢想敢干,该出手时就出手。首秀时,区区三四十人即敢迎战孙恩三千人马。一千七百余人就敢向桓玄叫板。北伐中更是刚毅果决,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北伐成功后不久,便凭借着无与伦比的军功和如日中天的威望,果断出手,先是称王称霸,后又肆无忌惮地以雷霆手段将晋帝司马奕和司马德文相继拉下马来,并废之杀之,最终一举登顶。

由此可见,在篡国夺权这个颇具挑战性的游戏中,老粗强于秀才,老粗更易成功。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丛中笑

参考文献:房玄龄著《晋书》、 沈约著《宋书》、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吕思勉著《两晋南北朝史》、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