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他是中国近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撰写的《红楼梦评论》，成为近现代「红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他的《人间词话》总结的人生三种境界，被无数后人引用，他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出生于1877年，正值风雨飘摇的清末。王氏家族世代书香，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能诗文擅书画，对王国维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奇怪，为什么这么一位知识渊博，风度翩翩的大儒，在功名上却只是个秀才，其实主要是他无心科举。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

1897年，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列强虎视眈眈，若不变法亡国在即。正是这一年，王国维彻底放弃了科举仕途的念头，时代的变化让他感到，陈旧的科举制度早已不是唯一的出路。

次年正月，王国维赴上海进入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馆，后《时务报》因“戊戌变法”失败停刊。在此期间王国维认识了对他人生影响极大的一位人物”罗振玉“。罗振玉比王国维大11岁，也是一位学术大家，在当时已是成名学者。

1898年罗振玉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王国维在这里师从日本教师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罗振玉虽然是学者，但待人接物游刃有余，在二人交往的过程中，往往是”提携者“ 的身份。他算是王国维的伯乐，二人亦师亦友，志趣相投，相交多年。

1900年12月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及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回国在家养病。

阅尽天涯离别苦， 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待把相思灯下诉， 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 朱颜辞镜花辞树。

王国维从1898年到上海(时年二十二岁)，至1906年三十岁期间，除在东文学社、东渡日本留学，还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此时他以研究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结合到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及宋代理学，又涉猎了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学术"之"独学"时期。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

三十岁以后研究文学，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了介绍和比较，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有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他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在戏曲研究方面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之为"戏曲历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人生体验，亦有诗作问世。

水抱孤城，云开远戍，垂柳点点栖鸦。晚潮初落，残日漾平沙。白鸟悠悠自去，汀洲外、无限蒹葭。

急景流年真一箭，残雪声中，省识东风面。风里垂杨千万线，昨宵染就鹅黄浅。

1923年罗振玉参加了溥仪的婚礼，溥仪对罗振玉早有耳闻对他赞赏有加，作为前清遗老的罗振玉受宠若惊。后来在他的多番牵线推荐下，王国维担任了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其实就是个名誉文职，正常都是进士出身的翰林来担任，因为能接近皇上，但是王国维只是秀才出身，只不过呀他的学问影响很大，所以王国维对这份工作很是引以为荣。

1924年冬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清朝)，后受阻未果。同时他也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

紧接着有崇拜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师。

1925年2月，清华委任吴宓[mì]筹办研究院，聘王国维为导师，他与梁启超、陈寅恪[kè]、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人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

路转峰回出画塘，一山枫叶背残阳。看来浑不似秋光。

隔座听歌人似玉，六街归骑月如霜。客中行乐只寻常。

城郭秋生一夜凉，独骑瘦马傍宫墙。参差霜阙带朝阳。

旋解冻痕生绿雾，倒涵高树作金光。人间夜色尚苍苍。

花影闲窗压几重，连环新解玉玲珑。日长无事等匆匆。

回廊小立秋将半，婆娑树影当阶乱。

他的《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理论入手，认为《红楼梦》的价值在于描写人生之痛苦及其解脱之道。王国维分析说男女之欲强于饮食之欲，因为前者无尽后者有限。人要从男女之欲中解脱出来有两种途径：自杀或者出家。自杀是“求偿其欲而不得者”，出家则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自是思量渠不与，人间总被思量误。 《红楼梦》的解脱之道不是自杀而是出家，所以《红楼梦》的解脱之道具有普遍的哲学价值。

他的《人间词话》后来成为20世纪词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著作。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享年50岁。关于他自杀的原因当时众说纷纭，天津《大公报》称他是悲观时局所致，北京《顺天时报》将他比作当代屈原，认为他是“殉清朝，报溥仪而死”他的同事“吴宓”为他写的挽联“主辱臣死，汨罗异代沉屈子”似乎也赞同这个说法。只因王国维的遗书开头便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五再辱”。大师的离去留给后人无限慨叹与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