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离家太久的人，哪里都是故乡。我跟身边的妈妈们这样说，劝她们不要太想家。人生路走哪儿说哪儿吧，像我，带着儿子小野从家里出来两年多了。小野今年五岁，别说家，他连爸爸的怀抱都不记得了。

故乡的城市，和这北方的城市一点都不一样。我喜欢南方氤氲的潮湿而不喜欢北方裹挟着风的呼吼的干燥，不但脸会被吹皱，连藏在胸膛里的心脏都会被吹得缩了水。可是我不得不住在这里，住在W市，住在W市这个叫羊村的城中村里。羊村有一家全国闻名的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这是我和小野，以及我身边的人们留在这里的原因。是的，我们的孩子是被称为“星星的孩子”的自闭症儿童。

每天傍晚，我都要牵着小野的手从羊村村东，走过那条损坏严重的水泥路，回到村西的住处，一处破落的农家小院里。小野的双腿像面条，软塌塌的，没有方向感，如果不是我使劲儿抻着，他连一条直线都走不成。这条回住处的路并不太长，大概一站地距离，小野却要走上半个多小时。

我说：“小野，我们得快点，天要黑了。”

小野当然不会回答我。他只会说几个简单的字词，与人交流就别想了。

如果哪天他的脚步大了那么一点点，我就要高兴得拜佛了。

应该说，小野在这里的康复治疗还是有效果的，刚来时，他连这一段路都走不了，像个没有转稳的陀螺，歪扭得让人担心。他走累了，我就蹲下身，把小野的两条胳膊搭在自己脖子上，背他一段。我扎起来的头发被小野的小手抓挠下来，垂到脸边，像一个被生活凌辱的女人。可我早就不在乎这些了，小野被确诊后，我忘记了自己曾经是报社里最爱美的副刊女编辑。女人放弃自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天，我和小野正在专心致志地走路，后面传来喊声：“小野，等下妹妹。”是武元，他抱着女儿蕊蕊追上来。

蕊蕊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眼睛那么大那么黑，睫毛长得像蝴蝶的翅膀，皮肤白得像雪，简直让人爱死了。可她却和小野一样，是自闭症儿童。蕊蕊除了不与人交流，还伴有癫痫，发作起来让人心疼。

武元把蕊蕊放在地上，把她的一只小手和小野的小手放在一起，握一握，“嗯，这样就好了。”他俯下身嘱咐蕊蕊说：“你拉着哥哥慢点走。”两个孩子就拉着往前走了，他们不看彼此，像两个机器人。

我和武元并排走着。往日我们会聊两个孩子一天的学习情况，偶尔也感叹一下天气的变化，可是现在，我们都沉默着。武元目光直直地盯着两个孩子，我垂着头心不在焉。突然一辆外卖电动车从我身后擦过，车把蹭到我的胳膊，我趔趄一下差点摔倒。武元喊：“怎么骑车的？”对方没停，扔下一句：“我都按车铃了，是你们不听。”

武元问我：“有事没有？”

我揉着胳膊：“没事。”

我突然往后扭头，我一扭，武元也跟着往后扭。

我们都停下脚步。逐渐暗下去的天色中，漫天漫地的风卷着干枯的落叶哗啷哗啷滚过来。四周都是逼仄的楼房，我却感觉置身于空空的旷野，那个人正在由远及近向我走来。

“走吧，刘端不会跟在后面了。”

我心一抽，仿佛从梦中惊醒，那个人也消失了。眼前的一切变得清晰又恍惚，我怔忡着不知该何去何从。武元又拽了一下我的衣角，我才彻底确认，刘端不会跟上来了，永远也不会了。

刘端、我、武元，我们三家同租在一家小院里。以前我们每天一起带孩子去康复中心，一起带孩子回家。

刘端的孩子叫浩浩，比小野小一岁。那时候的我们，虽然也有锅沿儿碰马勺的时候，但从不否认，我们是一家人。

如今，刘端死了。无论我多么不相信这个事实，刘端再也不会跟我们一起了。三个孩子变成了两个，浩浩被送去了当地的儿童福利院。

武元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他说：“你不用内疚，是刘端心里藏的苦把她压倒了，她自以为闭上眼睛就解脱了，她这是在骗自己，浩浩多可怜呀。”

是啊，浩浩，他多可怜啊。我心疼那个瘦瘦的、面色苍白的孩子。

武元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说给我听：“一个多月了，也不知浩浩怎么样了？”

“我们周末去看浩浩吧。”

“嗯，我也有这想法，我们是浩浩在这世上最熟悉、最亲近的人了。”

我们走走歇歇，到家天已经黑透了。

2

刘端比我漂亮。她皮肤白皙，瓜子脸，吊吊眉，眼角也跟着往上吊，薄薄的嘴唇总是紧闭着，给人一种高冷的感觉，这种高冷让她看上去更有气质。

当我透过房间的窗玻璃，看到房东把她和孩子领进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就有预感，往后的日子没那么太平了。她长得和一位著名的女歌星很像，一下子就把我比成了“土包子”。

武元从房间里出来，满脸喜庆地说：“你好，我叫武元，欢迎新邻居，我们的家庭又多了新成员啦。”

武元的过度热情让我心里不快。

“我叫刘端，这是我儿子浩浩。”她咧嘴笑了一下，捋着垂到脸边的酒红色头发，又手忙脚乱地放下手中的大行李箱。她的脚边，靠着一个猫儿一般的小男孩，头发卷曲，面容苍白，身子孱弱得像一摊奶油。

武元蹲下身，拉住他的小手说：“浩浩，以后你就和小野、蕊蕊一起玩啊。”

那个孩子却把身子蜷得更紧了。

武元喊：“素素，出来认识一下新朋友。”

我磨蹭了一分钟才走出来。

相互问好，算是见过了。

刘端被安排在北屋的西间，在我隔壁，我住东间。武元住东偏房。东偏房还有一个小间，是我们仨的公共厨房。

在武元的提议下，那天晚上我们三家第一次聚餐。武元买了孩子们爱吃的肯德基，还买了一捆啤酒。我下厨炒了三个青菜，熬了米粥。刘端什么也没贡献。我嘴上不说，心里对她颇有微词。

一张矮圆桌，三个大人分散坐开，三个孩子坐在大人身边。孩子们在贪婪地啃鸡翅。我们钱紧，平时都舍不得买。对食物的强烈兴趣，使三个孩子出现了难得的专注和安静。小野的脸上、手上、胸前全是油。蕊蕊也跟他差不多，连鼻尖上都是油晃晃的。浩浩更狼狈，他拿鸡翅的小手没准头，把鸡翅连同自己的手指头都塞进嘴里啃。

武元提醒刘端，别让浩浩咬到手指头。

刘端“啪”打了浩浩一巴掌，又一把拽开他塞进嘴里的手，鸡翅掉在地上。

我没想到她会打孩子，武元也是一脸惊讶。

没了鸡翅的浩浩突然身子往后一仰。

我越过刘端一把托住浩浩，让他身子坐直，一边轻拍他的背安抚他，一边重新把一只鸡翅塞到他手里。他挣扎了几下，安静下来，又专注于啃鸡翅了。

怕再这样，我不得不同时照顾小野和浩浩，而刘端却只管喝酒。她喝酒的样子很吓人，一大杯直接灌进喉咙。刚开始武元给她倒，后来就成了她自斟自饮。武元不敢喝了，杯子蹾在桌子上。他看我一眼。

我向她说：“多吃菜啊，慢慢喝。”

她汉子般挥手，“喝，人生难得几回醉，来，你也喝。”她把一杯倒满的酒举到我脸前。

“我不会喝。”

见我不喝，她左右开弓一饮而尽。

我和武元面面相觑，劝也劝不住，眼看着她把一捆啤酒喝得精光。刘端要掏出手机再叫一捆，武元赶紧说：“留着酒兴，下次再喝吧。”

结束时，刘端站立不稳。我把浩浩抱进屋里，帮他擦洗了手脸，又给他脱了衣服安顿在床上。

我没给武元好脸色，都是他，聚什么餐！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叫刘端的女人。

后来，我们三家再没聚过餐了。武元倒是提议过几次，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推掉。我们三家虽说共用厨房，但谁用谁的炉具餐具，互不掺和。我注意到刘端从没买过肉，青菜也都是当季的低价菜，猜她家庭条件也不怎么样。

刘端心很深，让人捉摸不透。她跟我三香两臭的，好的时候去我屋出出进进，有的时候又突然不搭理我，也不让两个孩子接近，关键是我不知道哪儿惹到她了。没两天她又没事了，接送孩子时主动喊我一起走。但是跟武元，她从来没像对我那样，她喊武元“哥”，哥长哥短的叫得亲热，让我心里不舒服。

武元却对我们俩一视同仁，谁的忙都帮，谁的孩子也都给照看。两个女人在他面前的小较劲儿，他仿佛一点都没察觉。

我们就在这种疙疙瘩瘩中保持着友谊，毕竟同在一个屋檐下，怎么说都掰扯不清。

周末的时候，孩子们不用去康复中心训练和学习，我们就待在家里。我在墙上挂了小黑板，教三个孩子画简笔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也上过美术辅导班，画简笔画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

我手把手挨个教，小野和蕊蕊高兴的时候涂得花花绿绿一片，不高兴了把笔一扔，怎么把着手都不画。只有浩浩，仿佛天生就对绘画有兴趣，他总是坐在小板凳上，小身子趴在矮桌上，一笔一笔地画，再一笔一笔地涂颜色。当然，他画出的画和我教的不一样。不过连我也惊叹，那扭曲的线条，那不知为何物的形状，那醒目的鲜艳色彩，仿佛让人进入一个神秘的世界。浩浩就在那个世界里沉浸着，他在那个世界是自由的、兴奋的、夸张的，那里有我们所不懂的语言，但只要他从那里出来，就变成了现实世界中沉默的孩子。四岁了，他还从来没有叫过一声“妈妈”。

我在教三个孩子画画的时候，武元在打扫小院里的卫生。武元曾是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他长得敦敦实实，平头，国字脸上一对酒窝，跟谁说话都先笑。他性格好，厚道、开朗、乐于助人，像搬东西、扫院子、擦拭厨房卫生间这种脏活累活都是他干，他把哪里都擦得干干净净，小院也被他种了花草，收拾得别有景致。

那时已到夏天了，小院西墙根长着一棵粗壮的梧桐树，梧桐树冠投下一片厚重的阴凉，把小院遮盖着，即使晴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的。梧桐树下有一个水龙头，砌着水泥池，刘端就蹲在水泥池边洗衣服，内衣、衣服、床单、被套、桌布，她好像天天都有洗不完的东西。

她在洗衣服的时候，纯白宽松的T恤衫的领口滑脱下来，露出漂亮的锁骨，还能从那里看到一对欢跳着的又白又圆的兔子。我的眼光撞到那对兔子上时，就会迅速转移到武元脸上，武元仿佛总有忙不完的事情，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也看到了。

有一天，是个周末上午，我正在教孩子们画画，武元在外面喊：“素素、刘端，快出来帮忙。”

我俩都跑出来。武元正指挥一辆布满灰尘的破卡车在门口停下来。

“看看我给孩子们弄了什么！”武元声音很高，脸上漾着光彩。

我朝那车斗里看去，看到翘起的蓝色或黄色的铁管，立即明白那是别处淘汰的健身器材。

武元把我俩拉上车，我们仨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一堆铁家伙从车上卸下来。

武元撩起背心擦额头汗，得意地说：“我求了半天，人家才肯照顾咱们，几乎白送就给咱们了，这下孩子们不用去外面跟别人抢了。”

我欢天喜地，刘端也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我们合力把那些铁架子抬进小院。武元去房东的杂物间里翻出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锹和一把镐头，我们规划着，丈量着尺寸，武元拿锹在地上做着标记。一切准备停当，武元在院里挖坑，刘端给他打下手，我照看孩子们。我们费了一天劲，齐心协力把这些健身器材栽在院子里，中途武元去买了水泥，将器材底部浇筑好。

那是三种器材，一个秋千，一个有扭腰功能的双杠，还有一个上面用手扒着下面能用脚蹬的铁辘轳，我叫不出它的名字。刘端这次表现得不同寻常地积极，她拿着抹布把三种健身器材擦干净，还找来一块砂纸把生锈的地方反复打磨，直到把铁红的锈迹磨掉，露出光洁的底色来，看上去锃亮锃亮的。

刘端眯缝着眼睛，紧抿着嘴唇，光洁细长的脖颈里闪着湿津津的汗水，她难得一见的笑容那么美。我望着她，突然不那么讨厌她了。夕阳下，我们三个人击掌庆祝劳动成功。它们一字排开站在梧桐树下，院子里刹时有了生机。

过了几天，水泥凝固了，三个孩子可以在上面玩了。他们爬上爬下，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对武元有说不出的感激。村里街边有一些健身器材，每次我们的孩子想要在上面玩儿，村里的孩子们要么驱逐我们，要么嫌恶地四散跑开，他们跟他们的家长一样，看不起我们。偶尔有个孩子肯跟我们的孩子玩，被他的家长看见了，就会大呼小叫地喊走，甚至当着我们的面好一顿训斥。有好多次，我想大声跟他们说，自闭症又不传染，至于吗？可我知道，解释没有用，只能离他们远点。现在，三个孩子能在家里玩了，怎能不高兴？

三个孩子都喜欢秋千，争抢中不是这个哭起来，就是那个开始发疯，三个大人只好挨个哄着，这让我们多了在一起的时间。

那个夏天，梧桐树上的蝉，叫得很响亮，刘端天天蹲在水池边洗衣服，拧不紧的水龙头滴滴答答的，耳朵里总不清静。树上不时有树叶落下来，砸在我们头上，有时候是鸟屎，黏糊糊落进头发里，我们就大笑着喊：“不行了，不行了，中奖了。”被砸中的人就着水龙头清洗，水花四溅，笑声飞起来，是难得的快乐。三个孩子爬上爬下，把健身器材磨得更光滑了，闪着圆润的光泽。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武元的妻子来了一趟。我对他妻子印象深刻，她太美了，美得惊艳，这么说吧，就连刘端这样的美女，在她面前都显得逊色。她从我身边走过，都没正眼瞧我。我把鼓起勇气要打的招呼收回来，仿佛自己做了亏心事。

武元以前说起过，她开了一家婚庆公司，是金牌婚庆主持人，收入是武元的几倍。武元不介意别人说他被女人养，他说妻子太脆弱，让她照顾女儿的话，女儿没照顾好，她自己先疯掉了。果真，她一来就一个劲儿地抱着女儿哭，哭得梨花带雨，她连哭都那么迷人。

蕊蕊和她很生分，不让她抱，剧烈地反抗她。她给蕊蕊买了漂亮的小裙子，想给她穿上，蕊蕊不配合，从她怀抱里滑脱出溜到地上。武元说：“我来吧。”他先套头再穿胳膊，几下就给穿好了。她还给蕊蕊买了许多好吃的，追着喂，蕊蕊一口也不肯吃，还给打掉了。

她蹲在地上，头埋在臂弯里，好久都不肯抬起来。

那天晚上，武元房间里的灯亮了很久。我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争吵声，还夹杂了武元的哭声。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了武元哭，那哭声悲恸、压抑、委屈，断断续续，扯扯绊绊，传进夏夜的星空里，空气中漾满了悲伤的气味，浓稠得化不开，让人喘不过气来。我躺在床上，流下了难过的泪水，为武元，也为自己。

她第二天一早就走了。我有某种预感，但我不敢问武元，一个男人什么时候都要保留自尊吧。果真，武元再没有谈过他的妻子，他变得消沉，脸上再难看到那种阳光般的笑容。我试图安慰他，可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更多的时候，我们仨就是在一起照看孩子，谁都不说话，好像我们三个大人，也都成了自闭症。

那个本来已经变得开心起来的夏天，由于武元妻子的到来和离去，变得阴云密布。那个夏天雨水特别多，从噼里啪啦的雨点，到浑浊的雨幕。不上课的时候，我们经常蜷缩在各自的房间里，听外面狂风击打物体发出的刺耳的咣当声。我把小野搂在怀里，捂住他的耳朵。

雨散了，我们走出屋门，梧桐树被风雨折断了树枝，枝桠七横八竖搭在健身器材上，落在青砖铺就的院子里，那一片片叶子和着流不出去的雨水，漂浮着，打着旋或者汇聚到某一处，像我们永远挣脱不了的一派狼藉的生活。

全文请阅读《长城》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