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伊朗一名库尔德女子因着装规范问题被道德警察逮捕，她随后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并在9月16日不治身亡。女子的死引发了伊朗人的怒火，长期对神权政府的不满喷薄而出。时隔3个月，示威不仅没能如神权政府预料烟消云散，反而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开始对“神权”说不。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伊朗，聊聊伊朗是如何落得今天这副田地的，40年前，伊朗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反对国王，是因为巴列维既腐败，专制，又是美国代理人，伊朗的爱国者们希望推翻国王，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他们断没有想到，革命的结果会以一个保守的神权政体建立而告终。悲剧的背后是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之间难解的悖论。
一、毁誉参半的巴列维王朝
伊朗的现代化之路，起源于巴列维的父亲礼萨汗，礼萨汗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推翻了卡扎尔王朝，建立了巴列维王朝，他成为国王后，在伊朗推动西化改革，却因在二战中站队德国而含恨终生，最终在英苏两国共同逼迫下退位，其子穆罕默德·巴列维继承王位。
年轻的王子因为资历不足，很快被摩萨台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赶下台，摩萨台将伊朗变成了一个共和国，自己则出任首相，但摩萨台很快因将石油产业国有化的政策激怒了美国，1953年，在中情局的支持下，巴列维成功复辟，摩萨台则被软禁，含恨而终。
摩萨台在伊朗人民中的威望很高，很多人将他视为民族英雄，巴列维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复辟，在伊朗人眼中与伊奸无异。
巴列维知道伊朗人民不喜欢他，于是他竭力推动现代化改革，希望用经济绩效赢得人民的尊重。巴列维在位期间，在农村推动白色革命，剥夺教士阶层的特权，用世俗法官取代教士的司法特权，分给穷人土地，普及乡村教育。他还大力发展现代工业，石油工业在巴列维的治理下实现了爆发性的增长，产值从1960年的3.7亿美元暴增到1978年的200多亿美元。
巴列维还推动现代教育，在乡村进行扫盲，兴办大学，在他的努力下，农村儿童入学率从1962年的15.5%暴增到1972年的30%，伊朗大学也从1961年的16所发展到78年的184所。
巴列维希望伊朗成为一个世俗国家，他和父亲一样，禁止妇女戴面纱头巾，普及妇女教育，并破天荒的给予妇女选举权，由此引来教士阶层的诅咒，当时教士的代表霍梅尼激烈的批评国王，称他为魔鬼。霍梅尼的批评引起了国王的镇压，他被逮捕入狱，在出狱后流亡法国。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认为巴列维是个好国王，从经济上看，确实如此，巴列维时期，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8倍，人均GDP也从不到19美元增加到1930美元。
据长期在伊朗从事外交工作的华黎明大使回忆：1973年我初次陪同姬鹏飞外长访问伊朗时，看到首都德黑兰一片繁荣，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速公路四通八达，200万辆小汽车让交通拥挤不堪，这一切对我这个来自当时温饱还成问题的国度的外交官来说着实眼花缭乱。当时德黑兰被称为东方小巴黎，伊朗被称为中东卫士，足见伊朗国力之强大。
但伊朗表面的繁荣下也隐藏着危机，巴列维政权始终缺乏合法性，一直无法洗脱伊奸的形象，伊朗的知识分子一直将巴列维视为美国的走狗，并批评他的腐败和专制。长期以来，巴列维依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而美国一向是不靠谱的盟友，1979年，正是美国总统卡特的转向导致了巴列维王朝的垮台。
巴列维推行的现代化改革，得罪了伊朗势力庞大的教士集团和按中世纪方式组织的巴扎商人，其世俗化改革也难以得到基层民众的理解。为了对付各种反对者，巴列维组建了秘密警察压制言论，逮捕反对者。军队和秘密警察是巴列维统治的两大支柱，国王的统治依赖于赤裸的暴力。
经济绩效也是巴列维获得国民好感的手段，但伊朗的经济结构高度依赖石油，内里十分脆弱，巴列维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托于石油危机的爆发，一旦油价恢复正常，经济就会被打回原形。
巴列维的统治外表强大，实际上相当脆弱。
（70年代的德黑兰）
二、知识分子的臆想
1978-1979年，因为油价下跌，伊朗遭遇了重大经济危机，20多年积攒的矛盾在这一刻集中爆发，在不寻常的国内国际大周期下，巴列维王朝迎来了它的终点。国王的反对派们集结起来，要求结束君主专制。
知识分子要求结束君主制，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他们认为巴列维政权是美国的走狗，在位期间完全代表美国的利益，石油收入的大头全部流入美国和巴列维的一小撮官僚手中，知识分子希望将石油工业国有化，让伊朗平民都能享受到石油出口的好处，他们还希望建立一个世俗化的，民主的共和国，让伊朗人拥有言论自由和投票选举的权利。
另一股反对国王的力量是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虽然白色革命沉重打击了教士阶层，但一千年的伊斯兰传统，仍让教士在广大农民，工人中有崇高的威望，教士阶层是天然的领导阶层，他们对于底层民众有着很强的掌控力。教士阶层的诉求就是取消世俗化改革，回归伊斯兰传统。
虽然巴列维曾在农村平均地权，但农民们仍认为巴列维是个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堕落国王，他对妇女权益的主张被很多传统的伊朗人视为异端，德黑兰女性的西方式着装（如不戴头巾，穿短裙比基尼等）更是让他们认为是索多玛降临，经济繁荣时这种不满还能被压制，一旦经济失控，价值观就成了大问题。
（在很多伊朗人眼中，德黑兰与索多玛无异）
支援教士阶层的，还有很多在现代化中受损的巴扎商人，巴列维时期，将美国的超市，购物中心模式引入伊朗，这些新的企业家完全代替了按照中世纪方式组织起来的巴扎商人，美国的商品也不断涌入，挤占伊朗工匠阶层的生存空间。这些受损的小市民同样支持霍梅尼，希望他能驱逐美国资本，恢复伊朗传统的生活方式。
各方力量因反对巴列维团结起来，但可以看出他们的诉求并不一致，城市中产和知识分子要的是独立，自强，民主，教士阶层要的是回归传统和伊斯兰化，农民和工人对世俗化改革，贫富差距不满，巴扎商人则希望遏制美国资本入侵。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反美，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革命。但除了反美反国王，底层民众，巴扎商人，和知识分子就没什么共同之处了。
作为政治家的霍梅尼，当然看出革命者内部的分歧，但他为了达成推翻国王的目标，很好的隐藏了自己，60年代霍梅尼更多谈论世俗化和伊斯兰的问题，而在1979年，他反而依附知识分子大谈巴列维政权的腐败和专制，在被问及革命成功后建立怎样的国家时，他总是含糊其辞，在被美国记者提问时，霍梅尼也伸出橄榄枝，希望美国不要帮助国王，要站在伊朗人民一边。
为了赢得大学生的好感，霍梅尼还向大学生讲话，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但据霍梅尼事后回忆：“德黑兰的大学生让他感到恶心”。
当时伊朗的知识分子，城市中产学生，不是将霍梅尼视作一个保守的宗教狂徒，而是把他当作伊朗民族的英雄，很多城市女性也主动戴上头巾，以表现自己忠于伊朗民族，拒绝和美国代表的西方为伍，在他们看来，头巾只是一种民族的象征，今天戴明天也可以不戴，他们不明白，在霍梅尼眼中，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广大的底层伊朗民众眼中，这件事也没有妥协的空间。
就这样，在民族主义的狂欢中，国王政权被推翻了，当时美国卡特正实行人权外交，美国认为巴列维已经不得人心，不值得美国支持，美国应该和霍梅尼交好，美国表态后，巴列维的军队放弃抵抗，巴列维本人则流亡美国，伊朗革命就这样大功告成。
三、霍梅尼的神权政体
革命成功后，很快到了决定新国家面貌的时刻，霍梅尼此时露出了獠牙，霍梅尼认为，新的伊朗应该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在教法学家的监护下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而伊朗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则认为，伊朗应该仿效戴高乐的法国建立一个以伊斯兰为名，但实质是政教分离的，民主的共和国。
霍梅尼怒斥了这种说法，称伊斯兰是完美的，不需要任何定语，霍梅尼让全民投票决定新国家的形式，最终99%的投票选民同意霍梅尼的方案，2100万伊朗选民有2000万参加了这次选举，算是伊朗当时的民意。这次投票不仅底层教徒支持霍梅尼，就连中产阶级女性也支持霍梅尼，他们从未意识到霍梅尼的真正想法是什么。
在确定伊斯兰共和国的国体后，霍梅尼立即开始改革，名义上伊朗是三权分立，总统和议会需要选举，但三权之上还有一个教法学家组成的团体，他们享有至高权力，他们负责对整个国家进行监护。
（教法学家才是真正的统治者）
霍梅尼规定整个国家的法律必须围绕伊斯兰教法展开，违背沙利亚法的一切法律都是非法的，霍梅尼还组建了革命卫队，其使命是保卫伊斯兰革命的成果和教法学家的安全。外交上，霍梅尼则主张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同时和美国，苏联两大强权决裂，并主导了伊朗人质外交事件，让美伊关系落到冰点。
伊朗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没有意识到，虽然他们走在伊朗独立自主的前位，但他们的生活完全是西方化的，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也源于伊朗与西方世界的交流，而霍梅尼的伊朗，并不需要他们。
很快掌握权力的霍梅尼就对伊朗展开清洗，有人感叹：国王时期一天最多处决300人，而现在是3000人。霍梅尼将革命卫队开入大学，取缔学生组织，整顿大学教育。霍梅尼还组建道德警察强迫妇女穿上黑袍黑纱，城市里的娱乐被认为是西方的毒素，被全部禁止，摇滚乐，西方电影，海报都成了违禁品，女性也被限制工作。德黑兰的市民们没有想到，他们一夜间回到了中世纪。
霍梅尼还大肆清理军官阶层，因为军队被视为国王的支持者，失去了西方装备和职业军官的伊朗军队，在两伊战争中损失惨重，巴列维时期从不敢滋扰伊朗的伊拉克大有替代伊朗之势。
霍梅尼当政后伊朗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虽然霍梅尼死后，哈梅内伊放松了管控，允许伊朗部分的融入世界，同时残留下的摩萨台信徒也仍发挥着影响，他们被称为改革派，上任伊朗总统鲁哈尼就是改革派的一员。但改革派在教法学家监国的国体下也只能小修小补，无法做出任何重大的政策调整，无论是国内的世俗化改革，还是国际上改善对美关系，改革派都无力回天。
因此，虽然中间也有少数时期凭借石油出口，伊朗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总体上，伊朗经济仍然极不稳定。因为美国的制裁，伊朗的石油收入只有鼎盛时期的14%，2021年，伊朗的通货膨胀率达到40%以上，各种生活必需品涨了1-2倍，美元成为最抢手的硬通货，神权政府将伊朗拖入了一场看不到希望的战争。
四、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悖论
回顾了伊朗的历史，就不难明白这次伊朗全国的示威不过是多年来矛盾的爆发，伊朗人觉得，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伊朗人想要改变是好事，但还是要把问题想明白，否则只能重蹈1979年的覆辙。
伊朗困境背后的原因其实是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悖论，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化趋势，与其说是回归《古兰经》，不如说是西方文明入侵下的一种应激反应，核心是弱势文明本能的排外，因此它表现的远比历史上的伊斯兰要极端。
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鼎盛时期，伊斯兰国家远比基督教国家要宽容，同性恋是否正当都是可以讨论的话题，伊斯兰统治者对于异教徒的统治也十分宽容，那时，伊斯兰世界也根本不存在教法学家监国，传统上，什叶派教士都是为苏丹服务，不可能凌驾于世俗统治者之上。今天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反而是个异类。
整个20世纪，伊朗的核心诉求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目标就是独立自主，摆脱外国的干预，民族主义情绪，在初期确实有利于凝聚民心，但到后期，却往往成为现代化的阻碍。
有人说，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定义现代化和西化的界限究竟在哪，民族主义的本质是证明我的民族，我的文明最优越，这不可避免会陷入民粹和反智的陷阱，在伊朗，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很快就和普通农民的排外保守联系在一起，变成顽固的拒绝外来影响。
必须认识到理性的民族主义从不曾稳固的存在，开始也许只是反对女权，代议制，三权分立等西化，后面就会演化为对资本，思想的质疑，到后面又会延伸到医学，科技，最后甚至到电影，摇滚乐，着装，变成盲目的复古。开始，只是反对外国对本国的无理干预，到后面就会变成西方都是亡我之心不死。这种现象，在很多后发国家屡见不鲜。
福山说，当下身份政治的核心是对于自尊和认同的需要，但这种过度的自尊反而成为进步的阻碍。伊朗的例子告诉我们，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何把握其边界，是所有后发国家都需思考的问题。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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