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曾经担任国民党军官的文强，在美国探访亲友，正当他生日那天，他的一位老友拿出1000美金，说是要给他祝寿。
见文强断然拒绝了，蒋志云笑着说：“您莫非是嫌钱少不要？也是，毕竟大哥在台湾还有100万美元的存款呢！”
文强一脸惊讶：“我在台湾一分钱也没有，你可不要胡说八道。”
可蒋志云却给文强讲起了国民党的一个新政策：当年被共产党俘虏的将领，依然算作现役军人，国民党按月给他们发工资。
图丨文强
按照每个月400美元的工资，加上1200美元的特别费，在过去30年积累下来，这金额就是100万美元了。
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规定，这钱必须本人去台湾领，哪怕过去这么多年都没领过，也可以一次领完，一分不少。
可听他讲完，文强却沉默了半天。然后说道：“帮我转告台湾方面，这个好意我心领了，但这钱我不要。如果拿了这钱，我对不起邓小平。”
面对这么大一笔钱，文强为什么坚决不收？
图丨文强
被俘虏的国民党将领
解放战争胜利以后，我军俘虏了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他们当中，特别重要的几个人长期被看守和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文强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1959年，我国公布了第一批战犯的特赦名单，这让文强燃起了对自由的希望，然而，这批名单当中却没有他的名字。
不仅如此，直到第四批、第五批都依然如此，这可让文强急坏了，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被囚禁这么久，莫不是被遗忘了？
当时同样没有被特赦的，还有一个叫做徐远举的军统特务，他知道自己问题严重，还劝文强说：“大概因为我们是军统。”
可文强还是不服气，开口争辩道：“可沈醉、康泽不都被特赦了，他们不也一样嘛，这可没有道理。”
图丨特赦
见文强执意认为自己应该被赦免，徐远举无奈地表示：“可谁的历史都没有你这么复杂啊。”这话一出，文强哑口无言，只好叹了一口气。
终于，在1975年，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都被实行了特赦释放，还被赋予了公民权。
3月19日，文强听到这一消息以后，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已经被囚禁了26年之久的时间，如今终于自由了。
文强是一个性格非常固执的人，通常别人说什么，他都不肯服软。在他被囚禁期间，廖耀湘曾经怀有深意地对他说：“文强，你这个名字里的’强’字能不能改一改呀。”
文强却一脸生气地问：“改什么改，我又没有做错事，凭什么要改？”
图丨特赦
廖耀湘见他这么固执，嗓门也大了起来：“扪心自问，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做错？”
听到这话，文强沉默了一会，似乎若有所思，然后摇了摇头，回答道：“倒也不能这么说，我确实在人生的道路上走错过路，但要我写认罪书，我是坚决不写的。”
这种劝说的情况已经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文强知道自己有错，可又不肯认错，廖耀湘只好摇摇头，不想和他说话了。
可没想到，文强还来了兴致，递给廖耀湘一张纸，说是自己为庆祝解放军攻克南京的时候特意写的。
廖耀湘觉得他肚子里准没有什么好水，接过来一看，还是忍不住被吓了一跳，上面写的都是一些很极端的内容。
文强见他这么惊讶，就接着说：“当时这首诗一贴出来，他们也是你这种反应，王耀武还让我撕掉，可我就贴在那里，一周都没有动静，我就把它自己留下来了。”
图丨廖耀湘
廖耀湘严肃地说：“这只能反映两个情况，第一，你这个人太顽固不化了；第二，我们国家实在是胸怀宽广。”
1975年，文强被特赦以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也算是有个安稳的工作。
出狱以后，文强对于一些阔别已久的老相识感到十分怀念，在朋友的建议下，向组织写了一个汇报，申请去美国看望朋友。
得到批准以后，他立马联系了自己在美国的学生蒋志云，后来收到蒋志云的邀请，他就很高兴地踏上了这次出国之旅。
此时的文强已经年过七旬，他到美国也没有告知自己的亲戚，只是想见见许久没有谋面的朋友们。
图丨文强
等他到了机场，却发现三弟文中侠也跟着一起来迎接他了，见他非常惊讶，文中侠说道：“你要来美国的消息早就传到了台湾，你的行程和住址大家都知道了。”
本来只想做一次私人出游，可没想到事情会这样。文强早年做过军统，对这一套早就熟悉了，但也非常反感。
他在美国待了3个月的时间，拜访了很多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与他们唠了很多家常，还在这里庆祝了自己80大寿的生日。
当他和蒋志云在一起闲聊的时候，蒋志云突然开口提到，文强在台湾的“100多万美元的工资”。
听到蒋志云解释说，这是国民党方面给在功德林将领的工资，文强摇了摇头拒绝了。
图丨文强
他知道，台湾此举，就是借着这笔钱的名义，希望他能够再回去，蒋志云也是特意来充当台湾方面的说客。
不说自己这么大的年纪，回去可能一无是处，台湾很有可能就是想利用自己战俘的身份，想以此大造文章。
自从被俘虏的那天起，文强就在内心暗暗决定，此生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再也不会回台湾，更不会再与他们同流合污。
面对蒋志云的再三说服，文强回答道：“我如果拿了这笔钱，会让别人骂死，说我这个人只要是给钱，都能买的动，我不会做这种有辱祖宗的事情。”
不久之后，文强就又回到了大陆，还向组织提出了申请，希望能够一直定居在大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也算是做一些贡献。
图丨文强
其实，国家对于这些特赦的人，并没有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无论去香港、台湾或者是美国定居，都是可以的。
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思想改造，文强确实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他了，他不想再回到台湾，反倒是对大陆有更多的感情。
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为了国家的统一大业而四处呼吁，致力于促进台湾能够早日和平回归祖国的怀抱。
2001年10月22日，文强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终于结束了他这波澜壮阔的一生。
那么，徐远举为什么说文强历史复杂？他又经历过哪些事情？
图丨文强
一生传奇的文强
1907年，文强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按照他家的历史，文强应该算是南宋著名抗元英雄文天祥的第23世孙。
文强的父亲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具有很深厚的革命思想，这也影响了文强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
除此以外，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强的姑母，文强也与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关系很好，要论起来，毛主席还算是文强的表哥。
出身如此不同寻常的文强，少年时期也怀有壮志。他在1924年加入共青团，并在1年后，经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婚宴只邀请了一些熟悉的朋友和近交，文强作为黄埔军校的学生，与张治中等人一同参与了这场婚宴。
图丨毛主席
大革命失败以后，文强在8月份参加了南昌起义，这次起义失败以后，文强的生命安全遭到威胁，他只好在老家躲了3个月。
1928年，文强到四川继续参与革命，并与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在组织的安排下从事兵运工作。
在土地革命期间，文强先后担任过中共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委员以及川东省委书记等职务。
文强最高还曾担任过红一师师长兼政委，当时领导了四川整整23个县，由此可见，他当时获得了党组织的高度信任与重用。
原本，文强在共产党内确实也是一个青年人才，也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多切实的贡献，他也从未有过叛党之意。
图丨文强
可人的行动有时还会受到具体环境的牵制，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自己做决定的，特别是在那种动荡不安的时代。
1931年，顾顺章叛变组织，使得整个上海的党组织，都切断了先前的联络方式。
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强也被叛徒所出卖，被捕入狱，后来才在他人的营救下被解救出狱，本来以为这就没多大的事情了。
但在向省委汇报自己得以脱狱的经过时，却被省委领导所误解了，怀疑他与叛徒私下有什么联系，被予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文强觉得委屈，自己明明没有什么错误，他就私自跑到上海，想把这事和党中央解释清楚，以还自己一个清白。
图丨叛变
但时局动荡，上海的局面尤为复杂，他没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先前的联系也都断了，这就造成了事实上的脱党。
无奈之下，他只能去找在黄埔军校的教官张治中，在他的推荐下加入了国民党，想要继续为战争取得胜利做出贡献。
军统头子戴笠看中了文强，觉得他聪明灵活，就让他加入了军统，替自己做事。由于已经在国民党内，戴笠又身份显赫，文强也不能拒绝。
但文强始终觉得，军统的名声不好，一直想着另寻一个职务，戴笠死后，他顺利脱离了军统，后来又担任了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主任。
这个职务是个闲职，文强平时也能图个清静，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图丨戴笠
在这期间，周总理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也因此错过了痛改前非的机会，继续与国民党同流合污。
不久以后，文强又收到了杜聿明的邀请，前往徐州任前进指挥所的副参谋长，文强也没有多想，就直接出发了。
当时正值淮海战役期间，前线比文强先前的工作要更加危险。在他出发之前，为他送行的程潜还特意劝告他：“你这次去，可要做好当俘虏的准备。”
文强本来没当回事，觉得不过是像之前一样执行任务，去哪里都是一样的工作，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区别。
可就在1949年1月10日，文强在战场上直接被俘虏，开始了他漫长的囚禁生活。
图丨周总理
文强与杜聿明的交谈
被俘以后，文强原本被关押在山东，在那里受到管制，同时接受学习改造。
1950年春，文强又被押解到北京的功德林监狱，从此以后就长期被囚禁在这个地方。他本来内心多多少少有些抗拒，毕竟是被囚禁了起来，心里自然不好受。
但在监狱期间，他脖子上曾经长了很多疙瘩，让他非常难受，医生来看过以后，说这不是小毛病，需要好好治疗。
于是，管理处将他送到了医院，并在那里进行开刀住院，治了很长的时间才好。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文强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关心，逐渐开始反省自己。
文强与杜聿明关押的地方仅仅一墙之隔，但两人却也因为同是囚犯，不能自由行动，两人很少有见面的机会。
图丨功德林
在刚进入功德林的时候，一次放风期间，文强主动向杜聿明靠了过去，笑着说道：“以老哥的身体，还能熬到今天，确实算是不容易呀。”
杜聿明却一脸严肃，冷冷地回答道：“要说我的健康，现在只能说多活一天是一天，横竖不过一死，死了才能报答校长的培养之恩。”
说完这话，两人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感到闷闷不乐，被俘的现实处境让他们觉得万念俱灰，并且觉得受到很大的屈辱。
但杜聿明在思想上的转变却比文强要快，几年以后，他就基本认可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开始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国民党的所作所为。
后来，两人又有一次聊天的机会，他们就在一起谈论当年的长沙起义。
杜聿明回忆道：“1949年9月，陈明仁曾经在毛泽东的批准下来见过我，当时我们只是以私交的身份谈话，他倒也没谈什么马列主义。”
图丨杜聿明
杜聿明突然眉头一皱，继续说道：“可我觉得奇怪呀，他性子一向倔得很，又坚持反共，在黄埔军校也是赫赫有名的战将，怎么在长沙起义的时候就投降了呢？莫非说他是假投降？”
文强摇了摇头，说道：“我觉得他投降不假，不过你说的也对，他这个人，最终投降肯定还是经过了很多思想斗争的。”
文强还特意提到了程潜，此人是文强的引路人，当年在国民党内处处帮着提拔文强，才使他一步步升到后来的职位。
文强继续说道：“在长沙起义之前，这位元老还说，哪怕骨头烧成灰，都始终是国民党的人，像他这么顽固的人，后来都倡导和平起义了，陈明仁这么做也就不足为奇。”
随后，他深深叹了口气，说道：“要说这其中的道理，恐怕是大有深意，还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这次谈话以后，两人都思考了很多。这些与自己境况相似的国民党人，在态度上发生这么大的转变，让他们更加反思自己的立场。
图丨杜聿明
尤其是杜聿明，这次谈话对他刺激很大，他回去以后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考虑这件事，然后切实地觉得，自己过去可能真的是被蒙蔽了。
从那以后，他也不排斥共产党的各类书籍文字，积极阅读，吸取其中的精华，并对比之前了解的内容，感到获益匪浅。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首批特赦犯，接到了人民法院的特赦通知书，杜聿明被特赦的时候，文强就在台下坐着。
他看见自己这位老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内心百感交集，更何况，杜聿明的特赦还有他的功劳。
当年在淮海战役的时候，杜聿明抓到7个武工队队员，他本来想把他们直接枪毙掉，但文强偷偷把他们放走了。
后来杜聿明在审查中的一项重大罪名，就是被指控杀害了那7名人员。
图丨释放
但在文强的证明下，组织上又去找这7个人，发现他们确实还都活着。因此，杜聿明的罪行获得了一定的减轻，这也使他能够在1959年就获得特赦。
不过，他们各自的思想转变历程还是不同的，杜聿明能够听劝，在思想上转变得很积极，也就较早获得释放。
相比之下，文强更加固执，一味不肯反思自己，也就用了更长的时间进行转变，这也怪不得别人。
1975年，改造终于成功的文强获得了释放，他在高兴之余，再也不想趟国民党内的浑水，只是一心为国家建设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回顾文强的一生，确实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他曾经有过弃暗投明的机会，但他没有抓住，后来也只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应有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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