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在中国是怎么上位的？|忽必烈|朱元璋|白银|货币|铜钱|银元

超前的白银帝国

公元1279年，已经将赵宋王朝逼到了中国大陆的几乎是最南端，二十万赵宋文臣武将、宫廷人员、普通百姓被蒙古军团团围在崖山，随后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海战，蒙古军队人数上虽不占上风，但以少胜多。打得宋朝全军覆灭，眼见彻底灭国，44岁的丞相将妻儿赶下海后，背负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自尽，随行的十多万军民相继跳海，自此，宋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所谓“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被尊崇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的忽必烈成为天下共主，国号“大元”。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元世祖文武皇帝像

数十年征战，忽必烈建成了横跨亚欧大陆、东到朝鲜半岛、西至中亚、南到爪哇、北至北冰洋的庞大帝国，与四大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共同构成了空前绝后庞大的蒙古帝国，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面对如此辽阔的疆土，忽必烈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让这个庞然大物维持统一并保持活力，考验着忽必烈及其智囊团的统治智慧。

今天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稀松平常，中国人的汽车里加着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厨房燃气灶里燃烧着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美国家庭里充斥着中国制造的日常用品，全世界的人手里拿着美国设计却是中国组装的手机，天空中无时无刻不飞着大量在美国和欧洲生产的飞机……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得益于日益发达的国际贸易体系，而我们通常认为这一现象始于近代欧洲人的。但当我们深入研究古代历史，呈现给我们却是另一番景象。

忽必烈的元帝国，没有电报、电话、，没有飞机、火车、、油轮，但同样没有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限制。相反可能由于来自蒙古游牧民族的基因，元帝国空前重视商业和贸易，当时的元帝国财政几乎不依靠农业，八成以上的税收来自盐的专卖所得利润，一成到一成五来自商业交易的税收。

在当时讯息传递以及物流速度缓慢的情况下，忽必烈前后重用阿合马、卢世荣及桑哥等重臣专事理财，经过长期的努力，包括元帝国在内的蒙古帝国，它们在亚欧大陆上形成了生生不息的贸易大循环，在这个循环上不断流淌的是来自东西方的贸易货物，以及作为统一货币的白银。

在蒙古帝国的庇护下，商人们在其势力范围内安全经商，为了让这一大循环更好地运转下去，元帝国不仅沿路建立了驿站系统，还取消了各个地方的过路费。

忽必烈时期元至元十四年五十两银锭（“扬州元宝”）

白银并不是自然就成为了亚欧大陆上贸易循环的统一货币，尤其对于中国来说，长期处于“白银世界”之外，蒙古政权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蒙古王室贵族长期以来的赏赐都是以白银这种形式，加上中亚、欧洲、蒙古草原和云贵高原地区都通行白银，最重要的是蒙古帝国全疆域内收税必须以“白银支付”，无论任何阶层，无论喜好与否。

就这样，蒙古以白银为基础构建了以忽必烈和元大都为中心起始点的超前贸易体系，这也是日后全球贸易体系的雏形，随着日后南美、日本银矿的发现和开采，世界逐渐被一只看不见的银色大手连结起来。

白银推手与白银杀手

在元朝之前，中国本土基本处在“白银世界”之外，白银的出现基本都是以岁币、赐予、赠答、贡纳等形式存在，而极少作为货币流通使用。中国的货币，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全域全部进入以铜为货币的阶段，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发展出了形态多样的铜质货币，楚国地区的、黄河流域的、齐燕地区的和三晋两周地区的等等，后来秦统一货币后，后世基本延续圆形方孔钱的制式。

前文说到元代凭借着自己控制的广袤疆域以及发展商业的需要，把白银作为官方统一的货币，当然有少量纸币作为补充，这个留待以后再谈。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起于贫寒家庭的朱重八，从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到攻占应天号称吾王，再到打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北伐讨元，终于一步步结束了元朝的统治，很快又平定西南、西北、辽东等地，统一了中国。明太祖朱元璋，明代的开国皇帝，即便英明神武至此，在货币问题上也走了一些弯路。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太祖高皇帝御容

出于对社会加强控制的需要，明代的中央集权程度相较于此前空前提高，从废除丞相，到廷杖制度，从地方上的巡检司，到控制基层的黄册制度，这些都无一例外体现着皇权的加强。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商业的迅速退化，货币又重新回到铜钱时代，既有白银随着蒙古退败大量外流的客观因素，也有朱元璋限制商业的主观因素，商业意味着流动，流动则带来不稳定。

但经济的发展大部分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用铜钱已经难以支撑正常的社会交换，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决定发行纸币“” ，负责纸币发行的机构叫宝钞提举司。虽然在元朝的时候纸币已经比较成熟，但明初的纸币政策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最核心的一点在于发行无节制且没有准备金，这也为后来纸币迅速贬值最终退出明朝的商业体系埋下了伏笔。白银并不是被明朝官方主动纳为官方货币的，而是市场博弈的结果，成化、弘治年间是重要的分水岭。

虽然明朝并不像元朝那样非常鼓励商业，但中后期以后，商业已经非常发达，这与白银成为明朝主要流通货币有很大关系，白银成为明朝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因为中国本身不怎么产银，这一推手来自太平洋对岸的南美洲以及一衣带水的岛国日本。

明纹银叁两银锭

1526年，日本山阴地区的岛根县发现了石见银矿，这座银矿从日本战国时代的后期到江户时代的前期都是日本最大的银矿山。同样差不多的时间，1545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发现了一座巨大的银矿——波托西银矿，这座银矿在极盛时期的产银量达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日本和南美生产的大量白银随着贸易全球化的脚步四处流淌，中国作为最大的贸易市场和“白银洼地”迅速成为白银倾泻的地区，大量白银的注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活力，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波托西银都

严重依赖进口白银的明朝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生死交给了其他人，一旦白银中断供应，整个货币体系也将面临困境乃至崩溃。

很不幸，这颗隐藏的炸弹还是爆了。1620年，欧洲爆发了贸易危机，出口商船数量锐减，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随之骤减，1641年，荷兰人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东西白银贸易进一步受阻，由于税收是以白银收取，政策很难及时调整，经济压力全部转嫁给了底层百姓，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最终在一波又一波剧烈的农民运动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夹击下，明朝最终被葬送。

近代历史旁观者

经历了明末清初的风云变幻，天下易主，自明代以来的白银和铜钱互补使用的货币格局基本被清代保留，大额交易用白银，小额交易用铜钱，日常买卖用铜钱，税收用白银，这其实可以概括成一个词“银钱双轨制”，银钱双轨制在日后带来严重的“银贵钱贱”现象，就是白银相对铜钱不断升值，普通百姓手中的铜钱不断贬值。

正是因为没有及时摆脱历史因素造成的“银钱双轨制”，清朝也最终不得不面对汹涌的社会压力，在实现社会转型之前就消失在了涛涛历史巨浪之中。

相信对于绝大部分国人来说，同时提到“清代”和“白银”两个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清后期天量的巨额战争赔款，的赔款2100万银元，折合1491万两白银，向英法共赔款600万两白银。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赔款给英法1600万两白银，赔款给沙俄900万卢布，约等于4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向日本赔偿2亿两白银，外加后来的3000万两白银“赎辽费”，八国联军侵华要求赔款4.5亿两白银，年息4厘，分39年还清，39年下来一共要赔付本息约9.8亿两白银，各省地方赔款2000万两不计在内。

战争赔款只是白银外流的一个渠道，据估计早在鸦片战争前后的20年间（1830—1848年），英国以鸦片贸易、掠夺商民和官府库银及现金等形式导致的中国白银外流高达1.2亿两，相当于道光年间每岁财政收入四千多万两的三倍还多，因此感慨：“天朝的白银几近涸竭”。

白银大量外流导致原本运行良好的“银钱双轨制”微妙的平衡被打破，清初规定纹银每两当制钱一千，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一两所换制钱已达一千二三百文，最高达一千六百文，到1844年，一两白银兑换两千文钱，1845年，两千到两千三百文钱，短短数年，底层百姓的收入和财富锐减，财富大规模转移。

清代银元

银贵钱贱所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破坏性、持久性的。对于农民来说，农产品价格变相压低，同时所缴赋税表面上不变，实际上随着银价上涨水涨船高，官府和地主转嫁负担肆意盘剥；对于商人和手工业者来说，大宗进货用的是白银，零售出去收的是铜钱，中间的价差越来越小，最终本小利薄的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大量陷入贫困，晚清的中兴名臣骆秉章在奏疏中写道“向之商贾，今变而为穷民；向之小贩，今变而为乞丐。”各业衰败，百姓走投无路，银贵钱贱的社会成本被强制分配给底层百姓承担，但是酿成苦果的清政府最终得到反噬，全国各地抗捐抗租斗争和会党起义此起彼伏，最终爆发了席卷华夏的运动，这一运动消耗了清朝的运数，随后在数十年的列强侵略和民族革命的烈火中，中华大地迎来了封建王朝的崩溃和民族复兴的可能，白银正是这一切的旁观者。

白银货币消亡史

明清两代都葬于白银剧烈减少，原因有所不同，对于中华大地来说，白银好像希腊神话中海妖的歌声，让政权欲罢不能，又仿佛是死神的双手，扼住政权的喉咙。

因此，如何使整个经济体摆脱白银作为货币，平稳过渡到新的近代金融体系，是清代的继任者们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以及随后的两个月把封建王朝扫出历史舞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但人们预想中的和平与繁荣没有随之到来，混乱和征战仍然是接下来将近二十年的主流。

1928年，国民革命军终于完成了二次北伐，吴佩孚、孙传芳等地方军阀已于一次北伐中被打败，张作霖放弃北京赶往东北途中死于日本人的埋伏，少帅张学良含恨宣布东北易帜，效忠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实现名义上的统一。

中国经历了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的长达17年的分裂以后，重新获得了统一，这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中国终于再次迎来一个可以全力发展的时代。

北伐成功后的国民党踌躇满志，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筹划良久，可以想见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怎样的意气风发，规划着怎样美好的蓝图，其中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面对多年的金融积弊，决定进行彻底的金融改革，希望将当时极为割裂的金融现状变为“金融一统”。

宋子文和孔祥熙通过行政命令和官股入股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将这两大商业银行收为国有，加上之前已经在握的中央银行，宋子文基本将中国的银行业牢牢握在手中，接着他通过立法《中央银行条例》将货币发行权相当程度地集中起来。

一切看似走在稳健的复兴道路上。

但当时的国运真的太背，国民政府很快遭受到了严峻的外部冲击，这对于刚刚统一的中国无疑是当头一棒。

1929年，美国从华尔街掀起滔天金融巨浪，席卷全世界，对几乎所有国家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人均收入、税收、盈利、价格全面下挫，国际贸易锐减50%，美国失业率飙升到25%，有的国家甚至达到了33%。

1933年，刚刚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的开始实施“罗斯福新政”，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大规模介入市场调节，用“看得见的手”弥补“看不见的手”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