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纪念红二十六军成立90周年

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纪念红二十六军成立90周年

《回忆红二十六军》

王世泰

转角改编

1932年4月20日，党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红军”。并强调“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

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议题时，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命杜衡为军政委。

8月下旬，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团，争取在近期内改编成一个师，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通过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及二十六军决议案。

9月中旬，省委又制定了《边区军事计划》。

12月18日，省委命令陕甘游击队开到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待命。接着，杜衡以中共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书记（杜本人说的，后得知当时他已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身份，由渭北游击队护送来到陕甘游击队。杜衡是带着框框来的。这个框框代表着省委一些人对以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多年浴血苦战创建的陕甘游击队的看法。他们坐镇西安遥控，违背客观实际，多次强制陕甘游击队做它力所不及的工作，

10个月内撤换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四任总指挥，使一支成立不到一年的游击队，几经挫折，元气大伤。在他们的眼里，陕甘游击队是一伙“乌合之众”；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领导，是“机会主义分子”。

因此，1932年12月22日，杜衡以省委书记和即将上任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名义，召开党员大会。会上，杜衡首先宣布党中央、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的指令，接着大讲一通“全国大好形势”，最后声色俱厉地陈述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的所谓错误，扣上“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省委正确路线”等等大帽子。言称，必须彻底改组领导班子，当场宣布撤销刘、谢、阎的职务，强令他们离队赴上海中央局受训。对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正规红军，指战员无不衷心拥护。但是，硬要给志丹、子长、红彦等强加罪名，撤职调离，大家无论如何想不通。特别是多年跟随志丹、子长的老战士，在峥嵘的岁月里，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深知志丹、子长等，对党绝无二心。一时，全队议论纷纷，对杜衡表示强烈不满，不少战士偷偷地找志丹、子长诉说。志丹、子长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顾全大局，对战士们晓之以理，让大伙服从党的决定，教育我们千万不能闹事，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1932年12月24日，部队开到宜君县（今旬邑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民主选举团长，举行改编仪式。选举团长，共进行两次，一次是在党内选举，一次是由军人大会选举。党内选举，提两个候选人，有曹胜荣（中队长，连级干部）和我（班长），我当选；军人大会选举，结果我又当选。接着，杜衡正式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当场拿出由中央军委署名的红军番号任命书。与此同时，杜衡以军政委名义任命红二团各级领导。

团长：王世泰，团政委：杜衡（兼）团参谋长：郑毅团参谋处长：杨重远团经理处长：刘约三团管理处长：杨琪共青团委书记：师克寿骑兵连连长：曹胜荣指导员：张秀山步兵连连长：李亚夫指导员：李秉荣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福指导员：魏武全团共计200余人，枪支弹药齐备。这样的改编，广大指战员迷惑不解，但敢怒而不敢言。部分战士表示要离开部队回家。志丹、子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表示服从省委的决定。子长还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把志丹留下。而我则闹得更凶，表示坚决不当团长，提出两条理由：一是，我虽在军队中干了好几年，一直是个普通的战士、班长，冲锋陷阵打仗可以，不会也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本领和经验；二是，我的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盘、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杜衡听了大为光火，不容分辨地说：“这是党的命令。”我说：“不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干不了！”杜衡给我作了好一阵思想工作，说：“你的团长是党委研究的，民主选举的，不干怎么能行？”作为一个党员，不执行党的决定，这是党性所不允许的。所以，我最后要求道：“要我干也行，得把志丹、子长这两个老领导留下一个才行。”

杜衡不懂军事指挥，也怕军心不稳，部队不好掌握，思索了一会儿，问我：“你看留下谁合适？”我说：“留志丹。”因为子长提出过留志丹。杜衡最后同意把志丹留下来，但只给了个政治部副主任职务。找了杜衡，我又找志丹说。自从1930年跟志丹参加武装斗争以来，我最钦佩他、尊重他，他对我也很信任，有些问题，我想不通，就愿意找他谈，即使挨一顿批评，也心甘情愿。我对志丹说：“你了解我，打仗行，带部队不行。

让我当团长，不是那块料。”志丹笑着说：“边干边学嘛！”接着又说：“你打了几年仗，总还是个老兵吧！我要不走，会帮你的。”听了志丹的话，我好像吃了“定心丸”。事实上，嗣后的仗大多都是由志丹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志丹在受排挤的困难条件下，坚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随后，谢子长、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去了上海。......

错误主张

杜衡由西安二返红二团，正值敌人对红二团和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之时。面对困难的形势，杜衡完全丧失了信心，极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

5月25日，红二团结束外线作战的任务，返回照金。在照金北梁，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部队下一步行动计划。根据高锦纯回忆，参加会议的有：杜衡、刘志丹、汪锋、金理科、习仲勋、李妙斋、李杰夫、秦武山、师克寿、杨文谟、高锦纯、李秉荣、惠泽仁、魏武等。因当时敌人离我们很近，我留下掌握部队，未能参加会议。会上，有两种意见。以杜衡为一方，认为敌人力量大，群众基础差，部队天天跑着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

并提出四条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以志丹、金理科等为一方，反对南下，主张坚持陕甘边根据地，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活动，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杜衡不等志丹等把话说完，蛮横无理地给志丹等扣上“一贯右倾”的大帽子。对于杜衡形“左”实右的夸夸其谈，与会者感到疑惑不解，但又说不出道理来。对于杜衡的个人专断，事实上也难以限制，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最终形成。

会后，志丹给我传达会议精神，他神情严肃，用低沉的语调说：“会议决定红二团南下建立渭华根据地。”听到要南下，我也不解，就凭我们几百号人，几百条枪，进入敌人腹地，能行吗？但同样说不出个道道来。接着志丹问我：“你的看法呢？”我当时还很幼稚，想着只要有志丹撑腰，到哪里都一样为革命打仗。顺口说道：“你对那一带熟悉，现在会议已经决定了，我只有服从。反正在军事上靠你就行。”志丹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说：“是呀！组织的决定只能服从，尽力把仗打好。”其实，志丹那时心情非常沉重，他既为红二团的命运担忧，又为当时所作的错误决定而揪心，只是不便公开说出来罢了。.......

陈家坡会议

在严峻的形势下，照金根据地依然傲立。陕甘边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与敌人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红四团、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相继进入照金根据地，使根据地的红军力量有所增强。但是，这几支部队没有在一起作过战，因此组建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一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边特委的肩上。

为此，1933年8月20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边特委负责人和各部红军连以上干部。会前，高岗在西安脱险后，来到根据地，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历时三天，对目前形势和今后任务进行了认真而又热烈的讨论。会议开始时，有个别人认为形势严峻，曾提出过部队分散活动的主张，遭到大家的反对。与会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形势虽然严峻，困难很多，但我们仍有相当数量的红军和游击队，这股力量集中起来，就是打击敌人的一只有力的拳头；同时，照金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人民觉悟高，可以同仇敌忾地与敌人作斗争。

如果分散活动，在强敌面前，失去统一指挥，失去照金根据地的依托，就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会议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了保卫陕甘边根据地和组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决议，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陈家坡会议，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召开的，它充分显示了陕甘边特委领导的正确。陈家坡会议所作的决议，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之后，集中兵力，东西出击。

8月下旬，先后在庙湾消灭民团一部，在高山槐打败耀县雷天益的民团，缴获了一批武器，在让牛村消灭耀县民团一部，在柳林偷袭民团成功。9月初，指挥部带领所属各部西进彬县，在龙马、高村、柏子沟一带袭击地方民团连连得手，随即又转道北上正宁锦村庙一带，消灭了部分地主武装，缴长短枪数十支及一批物资。东西出击大获全胜，不仅恢复了部分根据地，而且扩大了革命武装，提高了指战员的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

9月中旬，临时总指挥部为扩大有利形势，决定照金各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率红四团、义勇军和耀县三支队去合水县一带寻找战机。部队到达合水古城川，与强世卿带领的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会合。此时的一支队已有70余人，马30余匹。

两军会合，使部队战斗力骤然增加，指战员们无不欢欣鼓舞。会合后，部队挥戈南下，巧夺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消灭民团百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镇压了旬邑县长、县党部书记、民团团长等10余人。这一仗震慑了敌人，壮大了自己。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红二团的干部陆续回到照金根据地。较早回来的有杨琪、吴岱峰、高锦纯、惠泽仁、黄罗斌、王兆湘、刘约三、魏武、芮四、康健民、于占彪、牛刚等。这批干部大部分被派到抗日义勇军、陕北一支队和照金游击队工作，加强了各部队的骨干力量。

10月4日刘志丹和我们几人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照金。

志丹的回来，给根据地军民增添了主心骨。刘志丹任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我任红四团二连连长，黄子文被派到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工作。......

节选自《王世泰回忆录》

王世泰 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是陕甘边地区革命时期我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甘边红军的创建人之一，是陕甘边区的卓越领导人。建国后长期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重大贡献。

王世泰(1910.3.17- 2008.3.14 )

中共七、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十七大特邀代表，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1982年9月、1987年11月分别在中共十二大，

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甘肃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8年在海口病逝，享年98岁。

王世泰

1910年3月17日生于陕西洛川县土基黄连河村。

1927年秋考入延安第四中学，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党支部组织委员。

1930年10月参加刘志丹领导的组织活动、任党支部委员。

1931年9月至1932年6月被派到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

1931年9月，阎红彦、吴岱峰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陕甘省委派军委书记谢子长前往领导并改编晋西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开始称西北抗日同盟军）；

1932年6月，王世泰参加陕甘游击队，任班长；

同年12月，陕甘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来到陕甘游击总队，按照党中央和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自任军政委兼团政委，并蛮横规定陕甘游击总队原排及以上的干部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杜衡亲自从陕甘游击总队的战士和班长中指定两人参加团长选举，结果班长王世泰被选为团长。1933年11月至1935年8月任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团长。

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参加开辟陕甘边及陕北革命根据地斗争。

1936年任中共安塞县委军事部部长。

同年9月至1937年2月任陕北省委军事部副部长。

1937年2月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至1938年4月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1938年10月至1942年9月先后任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

1942年10月至1944年12月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政治委员兼中共三边地委书记。

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与高岗保持一致，积极参加对阎红彦和吴岱峰等人的批判，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重视，是因此受到表扬奖励的22名领导干部之一，毛泽东亲笔为其题词：“忠实、努力、不夸、不娇”。

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8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同年9月至1947年7月任代司令员。

1945年9月至1948年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

1946年4月至1949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第三届政府委员。

1947年2月至3月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司令员。3月至10月受命率小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关中根据地。

1947年9月至1949年2月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纵队党委书记。

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任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率部参加关中、陇东、宜川瓦子街、黄龙山麓、西府陇东、澄（城）合（阳）、荔北和1948年西北冬季攻势等战役。

1949年2月至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军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指挥所部参加1949年西北春季攻势、陕中战役。

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率部参加扶（风）眉（县）、陇东追击等战役。

1949年7月至1950年1月任甘肃行政公署主任，同时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务委员至1952年12月。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同年10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

1949年12月至1952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1月至1952年11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

1950年10月至1952年12月任甘肃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1951年调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兼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提前10个月建成天（水）兰（州）铁路并通车。

1952年8月至1954年11月任铁道部副部长。

1953年-1955年高岗、饶漱石事件。

1954年9月-1959年4月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4年11月至1958年2月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58年4月至12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0月至1960年12月任西北协作区副主任。

1960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至1967年2月。

1962年刘志丹小说事件。

1964年3月至1965年10月兼任甘肃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

1961年8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担任甘肃省第二、第三届政协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5年1月至1979年12月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7年12月至1979年11月任甘肃省第四届政协主席。

1979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甘肃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2008年3月14日10时57分在海口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