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羊头炖之已烂，挑灯说剑未央

晚清杨守敬以书名天下，友朋来往，笔札亦多妙趣。如梁鼎芬一短简云："炖羊头已烂，不携小真书手卷来，不得吃也。"周弃子先生外祖母就是杨氏女儿，故后来看见此柬，不禁感叹"承平文宴，脯醊风流。神往前贤，心伤世变，不止妙墨劫灰之可为太息也！"

弃公之叹，当然与他们那一辈师友弃其乡里、流散入台有关。但当年杨守敬、梁鼎芬等人的诗酒文墨之乐，台湾未必不能继承。弃公自己在东坡生日时与友人剧谈，便曾说：“清班台省夙回翔，载酒江湖亦敢狂。直以友朋为性命，未因才略掩文章……”。

当时他们一批辗转入台的学仕文人，回翔于故土和岛屿，歌哭于清班和江湖，正如此诗所云。大难之后，友朋尤亲。我和陈晓林兄即在此时，因缘际会，辄与作欢，羊头炖之已烂，挑灯说剑未央。

后来少年子弟江湖老，前辈师友渐渐消散，幸而陪着我们的共乐同袍却始终不曾离去。

从前孙悟空怕闯祸，连累了师傅，所以起誓说“绝不敢提起师父，只说是我自家会的便罢！”希腊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也说自己不是谁的学生，辩证法皆出于自己的探讨。

我非老孙，岂敢说此违心之语？我的本领，都凭师友。早期的，是前文所述周弃公一类人，后来仰赖同行同业则愈来愈多。相信许多人也是如此。

但道远而歧、术用而纷，靠知识专业或职业维系下来的友谊，往往经不起消磨，因为人事变迁，知识专业和职业也随之屡变。所以我还需要另一群非亲、非故、非同乡、非同行、非同业、也无任何利益交换的朋友。

不必嘘寒问暖，不必引经据典，也不用家长里短，更不须以国破家亡、新愁旧怨来借口。我鸿飞冥冥，他们也天南地北，担簦异路，事业各别，彼此不能长聚。但想到王维形容古游侠：“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或李白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时，我马上就会遇到他们了。

我是靠晓林跟他们聚起来的，非儒非墨，盖近于侠乎？饮于山巅水涯，必以缺一人为憾。

今年我将返台，晓林说疫后久不见矣，应大集庆祝以补憾。乃辑编了我论儒道佛三教、论游、论侠、论武、论饮食，以及在大陆十年间的游记，合为十本，诸友赞助，共为纪念。

二、定光古佛今又来

我的感动是不消说的。但在此刻，正犹豫着，欲说感谢之辞还是休说为好呢，忽然想起从前恰好日本有位和尚就叫一休。

一休出身本也高贵，父亲是后小松天皇，母亲是藤原照子。可惜父母不合，照子逃出宫廷，生下了他。所以一休之名，意思大约同于“也罢”。

也罢之人，行止不免狂乱，狎妓纵酒，无所不为。“夜夜鸳鸯禅榻被，风流私语一身闲”“美人云雨爱河深，楼子老禅楼上吟”。本应为名教所诃，不料竟暴得大名。晚年自称“忍辱仙人常不经，菩提果满已圆成。拔无因果任孤陋，一个盲人引众盲”，也不知是自诩还是自伤。

我曾看过一休自己写的“一个盲人引众盲”书法条幅，拍卖价格三十八万八。

其实此语是用典，早期丹霞天然、大慧宗杲等禅师都说过这等话。

大慧宗杲尤其是临济宗杨岐派高僧，与富季申，张九成等友善，积极参政。秦桧恐其议己，竟褫夺他僧籍，刺配衡阳。不料入城前夕“太守及市民皆梦定光佛入城，明日杲至”。所以百姓赴从者万余人，都说是定光佛降世。

一休写这句诗，虽谦称自己只是一盲导引众盲，但心中不会没有大慧宗杲这段故事，也不会不知道佛教自家的忍辱仙人故事。

我们学者文人，大抵皆如一休，乃时代之弃婴。或苟全性命于乱世、或诗酒妇人以自晦、或议政干时以贾祸、或膺淡泊宁静之空名、或蒙盲以导盲之讥诮，谁能侥幸有定光古佛之誉望哉？

诗曰：我亦定光佛，曾燃七宝灯，煮字三千万，块然土木僧。感激唯旧友，冰塍曾偕登，又观云中道，稽首谢鲲鹏。

三、莽苍岁月，大海洄澜

回首当年，我还年轻时，时代倒真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曾经讲得豪气干云：“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大概那时民国肇建，少年中国遂给了少年无穷底气，故歌声嘹亮若此。随后毛泽东、方东美都参加了的“少年中国学会”显然即继其风而起者，五四运动期间的北大“新青年”也是，但少年很快就成青年了。

青年都做了些什么？壮烈者，如十万青年十万军；陷于盲动者，如学潮不断，赶老师、赶校长；到台湾以后，冯沪祥虽然还在写着《青年与国运》，青年其实已对国运无从措手。

不只台湾如此。年轻的美国，才刚刚以年轻气盛自夸，看不起老大腐朽的中国和英国；却很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青年就成了垮掉的一代（或称疲惫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然后是性解放、摇滚乐、衣衫褴褛、反战和躺平。青年成了国家的对立面。

台湾不是美国，青年的气焰张扬不起来，学潮都压住了，时代也不一样。1949年大批中壮老年学者来台，“新青年”只成为期待，老专家和中壮学者文化人才是主力。

张其昀、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在办学；台静农、魏建功、洪炎秋、何欣等在台大、国语日报社；林尹、鲁实先在师大；故宫、中研院、中央图书馆也是大佬云集。出版界，如王云五的商务、刘国瑞的学生书局、刘绍唐的《传记文学》等等更是。台湾及港澳新马缅越各地不愿附从红旗之青年，乃亦因缘际会，群聚于此。

青年得前辈调护引导，甚或可以诗酒相从，无疑是幸运的。那些年，虽然李敖一直悻悻然喊着老人应该交棒，可实际上老辈爱才、奖掖青年，佳话颇多。

那时，美国流行大师为青年开设大一通识课程，台湾也颇从风。像我大一参加国学营，方东美先生居然亲临授课，大气磅礡、浑沦浩瀚，令人难忘。

台北以外地区，隐士素儒，教化一方者也不罕见。友人王财贵，于师专毕业后去乡间实习，听闻当地有掌牧民先生，常指导乡人读书。财贵好奇，也跟着去看看。掌先生一问才知，除教科书外他并没读过任何古籍，于是才教他读经之法。如今财贵在大陆推动儿童读经，成果斐然，皆掌先生之赐也。

我最近在花莲，地方人士也常与我谈到当年老儒骆香林成立说顽精舍、奇莱吟社，编《洄澜同人集》的事。花莲青年受其裁成鼓舞者甚多。近年风气浇薄，一说起五六十年代，好似白色恐怖之外，这些激扬文运、少长咸集的事都不值一提了。我对此，是深不以为然的。

四、出入三教，以实济虚

当然，论断老蒋在台功过，非我小文所能为。但相对于大陆之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老蒋主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无论如何，都是裨益千秋的大事，我自己亦深获其益。

首先是潘重规、周何先生等所编语文课本，加上以四书为主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对于国人之文化教养，植基甚厚。大陆至今引进、仿拟不断，便足以见其价值。

我父立逑公，江西吉安（古名庐陵）人。乡邦素以“文章节义”自许，崇拜欧阳修、文天祥。明正德年间，庐陵知县王阳明又在当地青原山讲学，嘉靖年间且在六祖惠能弟子行思的道场（净居寺）旁创青原会馆，并于附近安福、泰和、永丰、吉水、新建、南城等地广设书院。一时人才称胜，故黄宗羲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

我生长虽在台湾，但庐陵父老很早就教会我欧阳文章、文山节义、阳明心学了。入学后，对于国语文课程植本立基之教自然也就少习若天成。

学校对我很满意，要不就劝我跳级，不必浪费时间；要不就鼓励我自学，免得在校淘气；要不则留着我，派去各种国语文竞赛（作文、阅读、朗诵、演讲、书法）得奖。我则乐于以此为保护伞，可以虽在校而嬉游浪荡为侠客行。老师悯其憨直，看了也只是笑笑。

其实那时已渐入魔道，不只是行为上练武、斗狠、打架、争地盘，更是从台湾武术秘籍渐渐搜罗到了香港《当代武坛》之类；从神打，进而讲求神术神方如《秘术一千种》《万法归宗》之类江湖术士的奇门道法，续命、起魂、入阴、养鬼、圆光、降神、修禅等等，差点还要去台北南怀瑾的十方丛林。

我家世传之学，本来瞧不起这类江湖道术。伯父乾升公出身国立中正大学，可算新派知识分子。离开大陆时，与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大真人在韶关相遇，一时莫逆，竟尔结拜入台。天师后来主持政府册封之嗣汉天师府，伯父翊赞甚力，而道法本诸易学易图，从不讲怪力乱神。即使后来以风水扬名，所用亦不过江西杨救贫、赖布衣之法。堂兄龚群后来辅佐天师多年，以符法精湛见称，但大抵也是如此。

所以这时隐然觉得不妙，武人李小龙又猝死了，我则考上了大学，改弦更张，正当其时。乃下定决心由正道上去探微掘隐，阐发儒、道、佛的奥秘。

除了努力听讲，还要泛滥群书，充分利用淡江大学旧藏。其次是担心游骑散漫无归，每年都要自订功课，写成稿本。大一是注解《庄子》，大二写《谢宣城诗研究》，大三是《古学微论》，总说儒、道、名、法、墨、与阴阳，大四又写了《近代诗家与诗派》。一年义理考据、一年词章，交替而行。

五十年来，总是如此，纵横求索，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社会史，什么论题都要研究。每年不少于七十万字，不徐不急，盈科而后进。

思想当然逐年递有进境，范围也愈来愈为广袤，精勤博大，学界少有其比。古人常惋惜才子多半没学问，因为挥洒其才即足以惊世了。享此才名，就懒得在书卷里打熬气力。这是才子的虚名和危险，所以我要下满坚实工夫，不敢懈怠。

五、游者不拘墟、百家不通窍

“我用我自己的流浪，换一个在你心里放马的地方，像那游牧的人们一样，把寂寞忧伤都奔到天上。”

读书人何尝不如此？他们虽只在书斋里坐破蒲团，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总是自以为在书中流浪，寻找适合垦牧的地方。而学者思想流浪之处，也希望能成读者心里放马驰骋的草原。

可是，流浪的歌者并不晓得学者所谓浪迹、放马只是饰词。守着地盘的专家哪需博学？田连阡陌，就耕不过来了，更何须草原连天？糊口学林，亦不能如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或如老子之为博大真人，只须简单扼要、旗帜鲜明，便于品牌营销即可。

此等专家，庄子就不满了：“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我当年既注庄子，自然就不肯再做一曲之士，想要博通载籍，“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内圣外王，能到不能到，不晓得，但立志当然如此。

我如此博、大、高、远，迥异于一般学人，源头虽皆本于孔子；入机，也就是方法和方法论却无疑来自庄子。我自称能“以逍遥游为养生主”，当然也是从庄子那里学来。

无论庄子孔子，所说道术当然没能包括后世佛教道教，但论析判查他们的方法，我觉得可与研究古代道术一以贯之，也要通、博、美、备，不受某宗某派某时代之限。像道教，我传承的是正一，但全真、金丹南北东西中也都讲，办“中华道教学院”时，于符籙、练养、文献、科仪等更没少传授。佛教，我生长台中市，最盛的是李炳南居士的莲社，但我没参加，研究佛教仍从般若学六家七宗开始，空有双轮，加上唯识和禅宗，原原本本。

后来我把这些三教论衡的文章称为新论、新思、新解。是因为“三教讲论”形成制度，是在唐高祖时期。每年祭孔后，邀请儒学祭酒、道教大法师、佛教大和尚一齐商兑义理。可是此等论辩，成果有限，甚至增添了误解和火气，原因在于没一个人真能同时懂三教，所以争来辩去，不免出主入奴、鸡同鸭讲，唯我乃能一洗旧观，再开新局。

换言之，传统整齐贯通了，自然就能脉络井井，洞明诸家聚讼之症结，并打开新思想的空间。

六、游居四野，以义合天

想这样，不只须要搏极群书，也得游半天下（这次特辑中《时光倒影》《龙行于野》《游必有方》即是我一部分游记）。

因爲学与游不是一般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分列关系。《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就强调学本身就该时时练习熟习。朱子解习字为“鸟数飞也”。可见学本来就有实践性，人不断学，犹如鸟不断飞。《庄子·逍遥游》开头大鹏小鸟那一大段，即是从《论语》这儿化出。

游即是学，学在游中，故孔子“从心所欲，不踰矩”，就是消遥游，学与游是二而一的。学，依文献、耳目见闻和思虑省查；游就加上了贴地的人类学、乡土志工夫，以及游屐中偶得的机缘。

机缘属于天，不可能以计划、调查得之，而要靠我的性气、人缘，“以人合天”地得之。

所谓性气、人缘等说不清楚的条件，古人常统称为侠气。侠，很难从阶级属性、行为类型或是非善恶去辨认，但其共同点是“挟”，其人皆有侠气，能聚众。聚众当然也可凭权、钱、势，但涉及侠和游，却还有个“义”的性质需要考量。

义是什么？我有次说自己写书，有点侠义心肠古诗《独漉篇》云：“雄剑挂壁，时时龙鸣。不断犀象，绣涩苔生。”在我看，中国文化现今就仿佛这柄原是神兵利器，可以斩犀断象的宝剑，无端遭了冷落，瑟缩在墙角里生苔长藓。美人落难、明珠蒙尘，皆是世上大不堪之事，非由我出来搭救不可。

⏤⏤这不就是义吗？见义勇为；义不帝秦；义愤填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的都是这个。

而这种义，有美国罗尔斯《正义论》或我国一般政治社会学者如陈乔见《义的谱系：中国古代的正义与公共传统》之类所不能含括者，即是侠的精神。

侠有不轨于正义者，但正义不彰，侠者耻之，侠又是人间正义的持守者。凡事有可为、当为、不能不为，则侠客出焉，不出不足以为侠。学者的毛病，是书卷气太重而人气多半不足，所以要张天义、行侠道以振作之。这次特辑中《吟游：游的精神文化史论》《大侠：侠的精神文化史论》《武艺：侠的武术功法丛谈》，即是例证。

七、集思，也集喜怒哀乐

我如此学、如此思、如此侠游不已，当然成书数百种、交友无量数。此中是要有真正实践工夫的，如人饮水。书要写、酒要喝，一字一思，千折百转，不是昏沉懵懂即可花开见佛。一人一缘，觏面相亲，不是仅有“人类”“人民”“同胞”“民主”等大词就能歃血心倾。

历年同学、同事，与我一同闯荡社会，办报、办学、办杂志、办活动之同怀友生，乃因此几乎人人皆有可忆之处。

其中最特别的，当然是与这套书直接相关的陈晓林、吴安安、黄滈权、龚明湘、唐经澜、林锺朝权、张正诸位。晓林与我，文字骨肉，侠情尤为我所敬重。擅张铁网之珊瑚，收辑神州欲散之文心；心光无量，又能传将尽未尽之灯。黑白有集，宗风不替。他和安安、滈权等时日相聚，辄常邀我，或竟与我同其沆瀣。如我远去新疆特克斯办周易大会武林大会，他们也鹰扬草原，随至雪山；明湘号召于台湾东北角观海尝鲜，我等亦峰涌而聚……，实践并体验着我这特辑中《食趣：饮馔丛谈》的趣味。此时，定光佛亦跳墙过来矣！⏤⏤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友道裹人，未尝不能如诗。故我的学、思、侠、游，朋友们也最能欣赏。现在大家一起玩玩，把它印出来，也为时代添些光彩罢！

壬寅虎儿年，龚鹏程写于泰山、伦敦、花莲旅次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中国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台湾国立东华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