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为什么会爆发？汉武帝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刘彻|卫太子|外戚|巫蛊之祸|汉武帝|江充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在位后期发生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巫蛊为一种巫术，当时人认为使巫师祠祭或以桐木偶人埋于地下，诅咒所怨者，被诅咒者即有灾难，此事件牵连者达数十万人，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国本动摇，那么巫蛊之祸为什么会爆发？汉武帝的态度究竟是什么？

巫蛊之祸的爆发其实与三个人关系最为密切，分别是汉武帝刘彻、江充、刘屈氂，但是三者的目的并不相同。巫蛊之祸是由武帝朝晚期三大矛盾纠缠在一起导致的，包括皇权与外戚的矛盾、卫氏外戚和李氏外戚的矛盾、以及酷吏政治带来的紧张政治氛围对巫蛊事的催化作用。

首先说汉武帝，有一种观点认为巫蛊之祸是武帝借由打击卫氏外戚的手段，客观上，巫蛊之祸的确打击了卫氏的势力，然而与其说是武帝“主动”发动巫蛊之祸打击卫氏，不如说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武帝“默许”了对卫氏的攻击，其晚年的迷信与巫蛊事本身仍然是最为直接的原因。

尽管武帝与卫青、霍去病堪称一代君臣模范，但是关于武帝与卫氏的关系并没有常规理解的那样融洽。

在霍去病去世的同一年，他曾上《请立皇子为诸侯王疏》，其目的在于使各个皇子远离京师，保障卫太子的地位。该疏得到了朝堂重臣的响应，列名的大臣中包括当时的丞相庄青翟以及张汤、任安、公孙贺，值得一提的是，公孙贺与任安先后死于巫蛊之祸中。

而武帝对此的态度十分值得玩味，他起初一再表示推脱，表示只将诸子立为列侯即可，君臣之间反复上疏下诏六次，最终武帝决定“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在这一事件中，霍去病直接干涉武帝的家事，并且引来朝中重臣的支持，武帝或许正是由此对卫氏的实力产生了忌惮。

在卫霍先后去世后，卫氏外戚难称顺遂。在卫青去世后的第二年，其两子卫直、卫不疑便因酎金案失爵。而其长子卫伉更是命运多舛，先是被免爵位，发为城旦，后死于巫蛊之祸：

元鼎元年坐矫制不害，免。
阑入宫，完为城旦。
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

可见，在霍去病、卫青先后离世后，卫氏外戚与武帝的关系迅速降温，朝中重权被转移给李广利为主的李氏外戚。虽仍称卫氏外戚，但卫霍子弟在朝中仍受重用的却几乎绝迹，整个婚姻网络中权力最重的实为丞相公孙贺。

武帝的做法也并非针对卫氏，因为即位以来武帝一直着力维持外戚平衡，窦婴、田蚡的兴起与衰落都离不开武帝的政治策略，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够理解武帝“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背后敲打卫氏的政治含义。

武帝从来不信任任何一个外戚，卫青、霍去病的子弟也不例外。

而在巫蛊之祸中，武帝本人的确是参与其中的。先是公孙贺案中“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而在江充介入后，其曾明确告知武帝：

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

因此武帝对于江充的动向是充分了解的，也显然能够预见卫氏可能遭受打击，当江充直指卫氏后，武帝的态度更为明确：

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

巫蛊之祸中，武帝并非完全处于被蒙蔽的状态，他默许甚至助长了江充对于卫氏的打击，武帝与卫氏的关系，远远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亲近，然而关于武帝的态度，仍有两点说明。

第一，武帝默许了对卫氏的打击，不代表武帝主动制造了巫蛊之祸。从材料来看，巫蛊之祸仍然是由江充主动发起的，而就武帝个人而言，其主要呈现出一种“乐见其成”的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晚年的迷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卫氏作为外戚，与皇权之间存在的天然芥蒂。

第二，武帝的默许仅仅针对卫氏外戚，并无直接证据说明武帝真正的打击目标是卫太子本人，更没有证据标明武帝打算借由巫蛊之祸更换后嗣或者改弦易辙。关于这一点从巫蛊之祸后武帝的疯狂报复中便可看出，在这场政治灾难中，没有赢家。

纵观武帝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生涯，无论是此前打击窦婴、田蚡，还是其后对刘旦、钩弋夫人的处理，倘若武帝真的有心摧毁一股政治势力，他完全会采取更为直接的做法，而无需以巫蛊作为掩饰，以至于“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其次说刘屈氂，或许是出于打压卫氏的目的，武帝朝后期开始重用李广利，而李广利又与刘屈氂结为婚姻之好，由此形成了以李广利、刘屈氂为核心的李氏外戚，并与卫氏矛盾不断。最为明显的，就是巫蛊之祸发生一年之后，李广利正式向刘屈氂建议拥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

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

此外，在巫蛊之祸的过程中同样有材料暗示了卫氏与李氏的矛盾：

戾太子为江充所谮，杀充，发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绶。

由此可见，卫太子在斩杀江充后的第一反应便是主动发兵丞相府，而在巫蛊之祸前期的过程中，并未看到李氏直接参与的证据。换句话说，正是基于卫氏与李氏长期以来的矛盾，卫太子断定此事必出于李氏之手，进而向刘屈氂所在的丞相府发兵。

除此之外，李广利逃亡匈奴后，匈奴单于以此事向汉使者发难，汉使者如此解释此事原委：

乃丞相私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

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卫氏外戚与李氏外戚之间的矛盾是的确存在的，并且是巫蛊之祸中三种矛盾里最为明显的。李氏外戚与卫氏外戚之间的矛盾直指太子之位，因此无论李氏基于何种原因被牵扯其中，他们的目的一定是除掉卫太子本人的，这也是他们与武帝的最大不同。

最后看江充。作为武帝朝的一大特色，酷吏政治所带来的紧张政治氛围，的确催化了巫蛊之祸的发展，武帝用酷吏政治造就了一台高速运转的官僚机器，而到其晚年，这台机器已经开始脱离武帝运转了。

换句话说，对巫蛊的笃信或许本身仅仅出于武帝自身的迷信，然而进入酷吏政治的语境之后，巫蛊才真正超出了一般的个人认知维度，转变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灾难。当江充主动以巫蛊事向武帝进言后，“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这显然超过了一般的政治斗争，涉及到西汉社会的方方面面。

与之相关，江充之所以与太子有隙，进而想要以巫蛊之祸除掉卫太子，同样是源于酷吏政治文化：

后充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 “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江充奉行法令，不惜顶撞太子，正是由于武帝对于此种酷吏行径的赞许。而卫太子作为王国的继承人，仍需向江充低头，同样是出于对武帝本人的畏惧。江充与卫太子之间的矛盾，与商鞅与惠文王的矛盾如出一辙，在法律极度苛刻的政治氛围下，任何政治行为都是高度紧张，不留余地的。

如果巫蛊事发生于一个政治宽松的时代，其发展显然不会如此猛烈，江充等人不会想到利用皇帝的个人迷信制造政治灾难，而卫太子也不会因为害怕“前车之鉴”走上起兵反叛的道路，正是武帝朝这种紧张的政治氛围造就了巫蛊之祸。

由此可以看出，三者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并期望巫蛊之祸的发生，但是其追求的结果和目的不尽相同，武帝所认可的只是打击卫氏外戚，但是江充和刘屈氂所期望的却是彻底消灭卫太子，正是这里的区别造成了卫太子的悲剧。

就此而言，巫蛊之祸是由于武帝晚年的迷信所引发，在武帝默许下对卫氏的攻击，但是在具体执行中，主要矛盾转变为江充、李氏外戚与卫太子一系的矛盾，其追求的目标也从打击外戚升级为彻底消灭太子党，情况脱离了武帝的控制，最终导致了卫太子的悲剧。

在这一过程中，唯一可以辨识的“政治集团”只有卫氏外戚和李氏外戚，尽管如此，皇权与外戚的关系，以及酷吏政治文化对于巫蛊事的催化作用，的确是武帝朝晚期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而对武帝而言，巫蛊之祸最为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卫太子拿起武器发动兵变，到了这一刻巫蛊之祸所有的性质都变了，此前所有的一切都可解释为武帝朝后期存在的种种政治矛盾，但是当卫太子拿起武器的那一刻，对于武帝而言，他就是在叛乱。

一切，都回不去了！

壶关三老对武帝的上疏情真意切，请求武帝“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然而武帝看过之后，却只是“书奏，天子感寤。”

即使有再多感悟，也已经回不了头了。

正是因为巫蛊之祸的结局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武帝对于太子的敌对势力采取了近乎疯狂的报复措施，韩说之子与江充、苏文全族被诛，捉拿太子的属吏和太守同样被族灭，莽通、莽何罗似乎意识到了武帝的报复，意图率先行刺，事败被诛，丞相刘屈氂被腰斩于东市，李广利妻子被捕，因此李广利仓促出击匈奴兵败后投降，后来在卫律的运作下被杀。

可是，即使如此，又能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