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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我正在协助某救助组织,在金三角靠近大其力区域的一个镇子上普查流行病。

遇到那对中国夫妻纯属偶然。那天,我们几个人走进一间门面敞开的小店,小店是用蓝色彩钢铁皮建的,有十几平方米,很简陋。店里有两张简单的木桌,几把塑料凳,桌上摆着几种调料瓶,和四川卖牛肉粉的样子差不多。

其他几个队员要吃米线。自进入金三角后,他们已经被米线中的核心调料罂粟籽迷住了,而我却万分警惕这种罂粟的副产品。

曾经几个当地人告诉我,没成熟的罂粟籽能令人上瘾,成熟的罂粟籽没事。但我还知道,没成熟的罂粟籽放在汤里更香,更回味无穷。

店里的老板娘三十岁出头,白净利索,俏丽漂亮。几个队员中,只有我来自中国,当我告诉她并且强调,我的米线不放罂粟籽。她看了我一眼,说汤里不放罂粟籽就没吃头了。

我有些惊讶:“您是北京人?”

她犹豫了一下:“您听出来啦。”

“我在北京上过学。”我说。

煮米线的男人看我一眼。我问老板娘:“你俩是一家的吧?”

“嗯,我老公。”

就这样,我和这俩口子有了来往,而且越来越熟。每次我去吃饭都带些水果,有时还带点治腹泻及其它消炎药给他们——当地特缺西药。

老板娘叫白茜,祖上是旗人,她老公叫刘建洋。他俩两年前从北京一路辗转到了金三角,在镇上开了这样一家小吃店。镇上挺热闹的,卖各种东西的商店也多,我还碰到几个开杂货店的中国人。

在和白茜俩口子闲聊中,我断断续续得知,他俩小时候同在一个大院长大,从上机关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不是一个班就是在一个学校。

白茜说她和刘建洋早恋,学习一塌糊涂,别说考大学了,中专都考不上。刘建洋说白茜早熟,初中就勾搭他,哪有心思学习。

白茜和刘建洋混完高中后,在双方父母的失望及无奈下,两个人凑了些钱,在动物园服装市场倒腾服装鞋帽。白茜说,什么都卖,名义上是外贸品,实际上都是浙江和福建的高仿货。

到动物园市场迁走前,白茜和刘建洋挣了些钱,买了车,也出国旅游过几次,北京人的玩法都经历了,前海和工体那边的酒吧也蹿遍了。

白茜说:“做生意,东蹿西蹿,就是活着呗。”

北京人说话特逗,性格又开放,见多识广,和白茜俩口子聊天,率性又舒服。

只是聊的时间长了,他俩容易疲倦,一打哈欠就溜出去,过一会儿又回来。再回屋里时,俩人精神饱满,眼睛里又放着精光。

到了缅甸独立日也就是“点灯节”前,我又回到金三角抽查样品。

在乡下忙了几个月,我走了近百个村庄,所到之处,见到的人都十分忙碌。自金三角在二十多年前宣布禁种罂粟后,在国际帮助下,香蕉、咖啡、大米及玉米成为金三角传统毒区的替代作物。

在我协助某救助组织进入金三角执行项目前,培训专家告诉我,金三角的罂粟种植始于一百年前,在气候温暖的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逐渐扩大,到了上世纪中期,罂粟的种植面积达到一百万亩。

在金三角,向北至中国云南边界,向西沿萨尔温江至缅甸掸邦,有近千万人口靠种植罂粟为生。由于罂粟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作物,导致其它农作物品种单一,农业技术十分落后,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

“一百万亩罂粟不仅让那里的人成为瘾君子,也让全世界深受其害。这当然是英帝国对世界的‘贡献’,它导致的灾难远比核武器严重。”

实际上,罂粟种植并没有在金三角绝迹。几年前,据卫星观测,这里至少还有二十万亩罂粟种植地。专家告诫我们,这里有枪支、妓女还有毒品,但唯一不能去碰的是毒品。

他让我们一定要小心,在金三角围绕毒品的犯罪无处不在。

正式开展工作后,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村庄,我和另外几个队员住在一个竹制的屋子。天黑后,我们就入睡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被不断推门的声音惊醒。我用力拍床提醒同伴,从枕头下抓起匕首,跳下床躲在门边向外看。

月光下,一个如风干的香肠样的男人,像游魂般在门外东张西望。我对提着棍子凑过来的同伴说,看样子像村子里吸了毒的村民。

吸了毒的人,精神亢奋地到处乱逛,犹如丧尸。我打开门,用匕首顶在那人的胸口,示意他转身,再用匕首顶着他后背送出五十米远。

还有一个白天,我们在一个有寺庙的村庄作业,突然来了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也惊恐地向寺庙跑。队长问恐慌的村长发生了什么事,村长说寺庙里的大佛爷不见了。后来军队和村民们搜山,在寺庙后边的山崖下找到了大佛爷的尸体。经过询问,几个小和尚说,大佛爷吸毒后,从山崖上跳了下去。

队长很有经验,十分肯定地说,大佛爷吸毒一定有些年了,过量吸毒,导致精神错乱跳了崖。

在缅甸,和尚的地位很高,没人敢杀和尚,何况还是一个大佛爷。

忙了一阵,完成阶段性任务,我们又回到镇上驻地休整。

这天,我来到白茜俩口子开的小店,见她正一个人坐在店里看电视。我问她,“刘建洋呢?”白茜看了眼后边的屋子说:“他忙点事。”

我和白茜聊了会儿,她有些心神不定,像有什么心事,眼睛总是不时地向后边的屋子瞟。

过了约有一个小时,刘建洋和两个男子走出屋子。那两个男人警惕地各自看了我一眼,和白茜笑着说了几句,走了。

刘建洋拿了两罐啤酒递给我一罐。我问他最近生意怎么样,他说还那样,就是混日子,吃穿够了,想发财肯定没门儿。

说了会儿话,我见他俩话不多,白茜总是拿眼瞟刘建洋,我以为他俩口子在闹矛盾,便识趣地告辞回去了。

过了几天,我们发补给,东西都是泰国来的,有鱼和牛肉罐头,还有咖啡、糖和饼干什么的。我装了一袋,打算给白茜俩口子送过去。

走到白茜的店,见她一个人在忙。我问刘建洋呢,她说他出去两天,有点儿事。我看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说我来帮她煮米线。

这天是赶集日,店里吃饭的人络绎不绝。

我说:“光是米线鸡蛋加猪皮也太单一了,上点牛肉面、包子饺子能多挣些钱。你俩都是北京人,弄这些还不是小菜一碟。”

白茜说:“金饺子银包子谁都知道利润大,但我那口子嫌费事。”

我告诉白茜,在大其力那边有家中国人开的饭店,油条、包子饺子还有馅饼稀粥,一色儿的中国特色,生意很好。

白茜说想挣钱就得累,挣的少也清闲。人活一辈子,差不多就行了,有吃有穿没心事也挺好。

她接着笑着说:“像你,每个月拿着二百美元津贴,跟着那些医生跑缅甸来为人民服务,不是也没图钱么。”

“你们北京人就是不一样,思想见解和南方人不同。”我听后笑了笑说。

忙完最后一拨客人,白茜双手扶腰抻了抻,满脸倦容地说让我照看一下,她快步走向后院。

过一会儿,白茜精神焕发地回来了。我看她像换了个人,好奇她进里屋到底干了些什么,但也不好意思多问。

忙了一上午,我还没顾得上厕所,一泡尿憋得膀胱疼。我向她打了个招呼说去卫生间,白茜抬手指了下后院。

后院有个水泥瓦搭的简易厕所,我刚走进去,就看见茅坑里露出半截注射用的针管,很新。

一切,我都懂了。

当天晚上,我回去开完业务小组会,门哨在院子里喊我。我出门问什么事,门哨说,外边有人找我。

白茜站在大门外,神情很焦急的样子。我以为她碰上闹事的,刘建洋又不在家,她只好来找我帮忙。

白茜拉着我离开大门,焦急不安地说:“刚才警局来人,说建洋被抓了。在这儿我们没太熟的人,只能找你商量。”

我脑子里一闪,觉得刘建洋被抓肯定与毒品有关。

回到店里,白茜把门关好,面色苍白。她在店里走来走去,绕了十几圈,不时抬眼看我,像是有话要说,又不能说。

我想还是让白茜自己说,与毒品相关的事能不介入就不介入。这倒不是我不愿帮白茜,而是我极为厌恶沾毒的人。

终于,白茜停下脚步,然后坐在了我对面。

白茜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实情。

她和刘建洋在北京就开始吸毒了。

白茜有个表姐,在动物园市场做生意。她表姐是外经贸大学毕业的,工作一年后辞职,在市场干了十年,动物园和秀水街都有她的店。

她表姐把动物园的店连带着生意都转给白茜,还顺便带她和刘建洋去南方转了一圈,把中国几大服装市场的生意关系介绍给了她。

那时白茜才知道,表姐和她的朋友们都在吸毒,她和刘建洋出于好奇也试了毒品,但都是大麻,就是逗乐一玩儿。

这种自由惬意的生活,随着动物园市场拆迁戛然而止。

没了生意,现金流断了。那时白茜和刘建洋都上了瘾,北京地下市场的海洛因的价格一天比一天涨。等他俩连吸带玩,忘了现实世界,清醒时一查银行的存款,顿时都懵了。

白茜说,吸了几年海洛因,连骨头都渗着那玩意,不吃不喝可以,但离不了毒品。她和刘建洋也试过戒毒,但戒毒比骑车去月球还难。

白茜认识的朋友中,因沾毒破产甚至死了的,大有人在,还有几个熟人,常年不见人,最后就失踪了。

在白茜和刘建洋日益窘迫的情况下,两人由海洛因转向了价格低的冰毒。但冰毒是什么——沾上它就等于给自己挖好了坑,等着埋尸。

那时圈里有人说,如果真离不开毒,就去缅甸金三角。那里是产毒区,东西又便宜,吸一辈子没问题。

白茜和刘建洋没想太多,把车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揣着剩下的钱一路南下,偷渡国境让人带着到了金三角。

说到这,白茜叹了口气:“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吸毒,开店也没发财的意思,挣点钱够买那玩意儿就行。”

我直接问:“刘建洋怎么被抓的?”

白茜说:“本来这样就行了,挣点儿钱,偷着摸着过日子也没大事。但建洋鬼迷心窍,想多弄点钱留着。”

“干上贩毒了?”我心一惊。

“也不算,他是第一次,跟着人去看路,没带货。”白茜又叹气。

“你说怎么办,慌死我了。”她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心想,中国人一辈子都纠缠在人和人的关系中。一遇到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人际关系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尽管我痛恨这一点,并常跟朋友说,社会文明难以进步,法治难以取代人情,人情是最大的阻碍,但我还是答应白茜帮她一次。

回去后,我思忖再三,硬着头皮去找队长。

队长四十多岁,长得很粗犷,黑面皮。他是当地驻军的军人,旅长为保证我们这些国际志愿者的安全,派队长带了几个兵当保镖。

我把事儿跟队长说了,特别说明刘建洋是被人拉下水,还没干上贩毒,请队长无论如何救他一命。

队长瞪着我看了半天,最后答应问一下。他又告诫我,让我远离沾毒的人。他说毒品是个看不见底的黑洞,沾上的人没一个能爬出来。

过了几天,有人找到白茜,说事情调查清楚了,刘建洋确实没贩毒,但他跟的人是毒贩,警方早就知道此事。那人告诉白茜,拿一万块钱,人就放出来。(金三角流通人民币,比缅币值钱。)

刘建洋从警局出来后,白茜非要请我去镇上最好的饭店吃饭。

那天,我去了他俩的小店,看着白茜和刘建洋不知说什么好。但我直率地告诉他俩,这种忙我只能帮一次。我劝他俩关了店门想三天,彻底想清楚,守着毒区的最后结果是什么。

其实我说的绝对是废话。对两个吸毒多年的人,这种警戒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他俩已经踏入那个没有底、只有枯骨的黑洞,而且正在往下跌,就是喊着要回头也不可能了。

我走出小店时,白茜正趴在桌上哭泣,刘建洋手里拿着根烟,低头沉默不语。我迟疑一下,头也不回地走了。

告别了白茜和刘建洋,过了一个星期,我随组织沿萨尔温江西行。

沿萨尔温江向西,也是英国人留下的毒区。越往西走,地势随着群山越高,空气也越冷;平坦的土地不见了,山一座挨着一座连绵起伏。抬眼看去,树木无际,峭壁乱石横垣其中。

队长告诉大家,就是在这样半原始的山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也种植着罂粟。这里只有两种作物:罂粟和旱稻。

进了山区,有一些竹壁草顶的棚子构成的山寨,依地势的佤族居住在山顶,拉祜族住在半山腰,傣族沿河流而居。

所到山寨,成人皆身穿破旧的衣裳,脚着被土遮住原色的拖鞋,挎着腰刀忙于生计。那些儿童见到我们,在十米外站立着,大而乌黑的眼睛紧张胆怯地看着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山区中极少有学校,儿童也几乎没有上过学。他们衣衫褴褛,赤脚跟随我们小心翼翼地观察,当我们对他们笑或说话,又被惊得如鹿四散逃去。

到了年底,救助组织的普查告一段落,我们又回到金三角驻地。做完一系列检查总结和资料整理后,我走进镇子去看望白茜俩口子。

进了镇子,来到白茜的店门口,店门却是紧闭着,墙角处长出了青草,门前飘落着树叶及纸片,像是很长时间没开张了。

这家店应该很久没人光顾,店墙的角落成了流浪汉栖息的地方,正躺着一个流浪汉,窝在墙角一动不动。也不知是死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