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华商报多次报道了西安屡禁不止的“医托”问题。6月23日，西安市卫健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联合发文，开展集中打击整治“医托”专项行动。

然而，自9月中旬开始，华商报又陆续接到不少有关“医托”的投诉。屡屡行骗的“医托”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链？西安集中打击整治“医托”专项行动成果如何？

（9月底，接投诉记者赶赴现场，正巧碰到一对母女被医托引导购买了一大包中药）

回访
同一地4次注册中医馆
均发现存在“医托”

今年11月前后，华商报记者收到投诉，又有多家新中医馆存在“医托”。在这些被投诉存在“医托”的中医馆中，广誉堂是西安市朱雀大街南段和明德东路交叉口西北角中医馆的第4个“名字”，这家中医馆每次改名后都被投诉存在“医托”。

2021年12月14日，华商报第一次曝光了该处的“医健堂雁塔中医诊所”。市民杨先生在西京医院求医时遇到“热心大姐”“病友”等“医托”，并在“医托”引导下，前往医健堂雁塔中医诊所找退休“名医”问诊，花了1830元购买中药，事后发觉被骗。当天下午，记者同杨先生前往诊所，负责人很快为杨先生全额退款，但不承认雇佣“医托”。记者随后从雁塔区卫健局了解到，医健堂中医馆前身为“博康堂”，因接到不少涉及“医托”投诉被查处，博康堂中医馆随后注销，但在原址又开了医健堂雁塔中医诊所。

2022年3月23日，华商报第二次曝光了该处的中医馆，名为“德鑫堂国医馆”。市民曹先生觉得德鑫堂国医馆有异常，于是进行了蹲守，发现好像存在“医托”。3月22日至23日，华商报记者先后两天现场蹲守，发现确实存在“医托”，随即向雁塔区卫健局反映。据了解，德鑫堂国医馆的前身是医健堂雁塔中医诊所，华商报第一次曝光后，其更名为“德鑫堂国医馆”。

2022年4月8日，华商报第三次曝光了该处的“德鑫堂中医馆”。3月16日，来自甘肃的小美(化名)和大山(化名)在西京医院挂号时，先后被3名医托引导至德鑫堂中医馆找退休“名医”问诊，花了近8000元购买中药，回家后意识到受骗了。4月8日，华商报记者现场看到，德鑫堂国医馆大门紧闭，门上贴的《通告》显示“疫情期间，门诊停诊”。旁边还贴着“店铺招租”信息。医馆负责人为其退款6000元，并告诉记者，中医馆已经不办了，坐诊医生已经离职，店铺目前正在转让。今年5月走访时，德鑫堂中医馆门头已经不在了。

10月27日，华商报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该处新开了“广誉堂中医馆”。11月2日9时30分，记者在该中医馆附近发现多人相伴走进中医馆。9时50分，记者进入该中医馆，大夫和多位“患者”迅速离开。前台一名正在付款的“患者”说，她去医院看病时偶遇了有同样病情的“病友”，在“好心人”的推荐下来到该医馆寻找退休“名医”看病。收据单显示，该患者需要支付近3000元药费。记者提醒她遭遇了“医托”，她意识到受骗后迅速离开。

与广誉堂类似，原址重新注册中医馆后被投诉存在“医托”的还有几家：泓森堂原名洪升堂，如今原址新注册了慈康堂；颐兰庭被曝光后，原址新注册了厚朴康源中医馆。

今年11月初，记者根据近年华商报接到的投诉信息梳理了西安市近40家涉及“医托”投诉中医馆的股东、高管、控股公司信息，结合采访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发现不少涉“医托”投诉的中医馆背后存在联系。

西安市雁塔区至少6家涉及“医托”投诉的中医馆有内在联系，其中有的医馆在原址更名多次，但依然存在“医托”。例如，博康堂、医健堂、德鑫堂注册地址相同；慈康堂、泓森堂注册地址相同。

调查
多家医馆股东、高管交叉任职
背后还曾有“医药公司”入股

记者梳理涉及“医托”投诉中医馆股东、高管信息发现，雁塔区有多家中医馆股东、高管任职存在相互交叉。具体任职信息如下：刘某强曾在博康堂、泓森堂、秦仁堂、慈康堂等4家涉“医托”中医馆任高管或股东；某涛曾在秦仁堂、博康堂、医健堂等3家中医馆任高管或股东；李某秀曾在德鑫堂、医健堂等2家中医馆任高管或股东。另外，泓森堂高管李某华为西安仁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股东，而该公司是泓森堂的唯一股东。

记者注意到，这些中医馆除2018年7月成立的泓森堂中医馆外，其余的均无公司入股。泓森堂的股东西安仁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2022年9月2日进行过更名，历史曾用名为西安仁医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历史经营范围显示，“药品、中药饮品、中药颗粒、中成药……研发、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另外，博康堂、医健堂、德鑫堂已关闭，目前同位置新开业的广誉堂，依然存在“医托”拉客现象。

碑林、莲湖、新城6家涉及“医托”投诉的医馆背后也有联系，上游疑似中药种植公司。

记者通过梳理涉及“医托”投诉中医馆注册地址信息、股东及高管信息、入股公司信息发现，景昊中医馆、朴敬堂、厚朴康源、颐兰庭、丰庆路诊所，西诚门诊部存在联系，具体梳理如下：陕西达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云，对外投资了西安达朗景昊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西安朴敬堂中医诊所有限公司，分别是景昊中医诊所、朴敬堂中医诊所的股东；陕西柏士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某伦（今年11月初退出，更换为王某洋，两人在多家公司有合作），该公司旗下有莲湖康城门诊部、莲湖丰庆路诊所两家医馆，其中康城门诊部被曝光存在“医托”后注销；颐兰庭中医馆今年5月18日被曝光存在“医托”后关店，但同位置于6月8日成立了陕西厚朴康源医疗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旗下先后成立厚朴康源碑林中医诊所、厚朴康源莲湖中医诊所，高管均有龙某文。

记者了解到，“达朗”公司与“柏士康”公司也存在关联。莲湖丰庆路诊所曾在今年4月被曝光存在“医托”，受骗市民称被“医托”引至丰庆路诊所就诊，复诊时被带到景昊中医诊所，后来景昊中医诊所退还了他在丰庆路诊所花费的医药费。

“达朗”公司与颐兰庭中医馆存在关联，记者走访发现，厚朴康源莲湖中医诊所与朴敬堂位置相同，该中医馆门头挂着“朴敬堂”，但走进店内却是“厚朴康源”牌匾。

根据天眼查信息显示，陕西柏士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为“杨凌广阳生态农业工程”成员企业，该企业族群的主公司为“杨凌广阳生态农业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为王某伦，公司“经营范围”中有中草药种植。

爆料
“医托”在各大医院划分地盘
有中医馆上游是中药种植园

11月初，华商报记者联系到经营过多年中医馆的“深喉”周锐（化名）。他说，从人员配置角度讲，想要运营“医托”中医馆，至少需要十名“医托”，还需要有熟悉操作的药剂师、医生以及工作人员。

从成本方面讲，医生往往为固定薪资，每月6000元左右或每日200元左右。近年来，随着中药材的涨价，患者在“医托”中医馆花费的金额中，只有21%~26%是药材及运输成本。不过中医馆的中药一般由专门公司供应，或者医馆老板本身就有完整的产业链，先建立中药种植园，再控制多家中医馆，这样一来药材成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

从势力范围讲，西安“医托”市场往往以其背后老板的关系为依托，在各大医院划分“地盘”：有的医馆专门从儿童医院拉患者；有医馆专门从红会医院、省人民医院拉患者；有医馆专门从西京医院、唐都医院拉患者；还有的医馆专门从交大一附院、交大二附院拉患者……若老板没有医院关系，手下“医托”被发现在某医院拉客，往往会遭到其他有关系“医托”的敌对，同时医院安保人员也会对其进行驱逐。

因为熟悉操作流程的人员相对有限，所以记者在采访不同涉及“医托”的中医馆时总能遇到“熟悉”的面孔。

揭秘
成本20元左右的中药
卖到患者手里上百元

华商报记者在此前的采访中，先后有7名患者提供了涉及“医托”投诉中医馆开的中药，基本上是15副药接近2000元。

为核实这些中药的实际价格，11月5日，华商报记者带着这些中药前往西安某中药材批发商场走访。多名中药材店铺老板看过药后均称，这里面的药都很便宜，但不愿透露成本价，“你要是觉得药贵了，就别去那个中医馆了，私人中医馆都比批发市场贵。”但听说这些药每副都上百元时均表示“不方便透露多少钱，但肯定是比较贵”。

这些中药的成本价究竟是多少呢？华商报记者从一名中药材店家处找到了答案。这名店家将多副中药分别倒出，仔细翻看后说：“这些草药都很普通，成本价不高，如果你有处方，我这里每副药10元至20元左右就能抓好。”记者询问：“成本怎么会这么低？”店家说：“干姜、路路通、五灵脂、陈皮……这些都很普通，以‘路路通’为例，十几块钱一公斤。”见记者不信，他招呼邻家店铺商家查看，对方翻看多副中药后称：“都是普通草药，每副成本不到20元，一般中医馆每副药会贵一二十元。”

按照记者在中药材市场走访了解到的情况，涉“医托”中医馆开具的15副中药成本价约300元，而卖到患者手中约为2000元，这些中药成本仅占患者医药费的15%至20%。

“医托”中医馆的灰色产业究竟有多大收益？今年5月至6月，记者先后蹲守了颐兰庭中医馆、珍元堂中医馆，均发现存在“医托”。在蹲守颐兰庭中医馆的30分钟内，先后有3名患者被“医托”带至该医馆。在蹲守珍元堂中医馆过程中，记者一上午遇到六七名复诊患者，被提醒后均意识到“上当受骗”。记者看到，他们都需要买2000元至4000元不等的中药。

“医托”问题由来已久，且在一些发达城市屡禁不绝，以其影响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可谓社会之痼疾。

早在1998年12月，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开始“打击医托”。当时，卫生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清理整顿非法医疗机构严厉打击医托违法行为活动的通知》，首次明确“医托”违法，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

尽管有了政策依据，但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取证困难、惩罚力度小等问题，卫生、公安等执法部门即便抓到“医托”，也因为“没有证据”很难有效打击，媒体曾报道了“80余名医托抓了又放，北京警方遭遇执法尴尬”的怪圈。

面对“取证难”等问题，我国从2010年开始逐渐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模式，推动部分“医托”案件落地。2015年7月6日，北京警方侦破特大“医托”诈骗案，抓获涉案嫌疑人150名，其中“医托”80余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60余名。在该案的推动下，9月19日，当时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工商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开展依法查处打击“医托”诈骗活动。

2019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八部委联合行动，开展为期1年的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其中明确对“利用‘医托’、虚假诊断等方式欺骗、诱使、强迫患者接受诊疗和消费”的行为进行打击。

经过多部门联合打击，自2011年起，“医托”诈骗案屡屡被判。根据裁判文书网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1年共公开了130余件“医托”相关案件的法律判决文书，大多数被以诈骗罪处置，其中北京18件，广东17件，山西12件，湖南10件，陕西6件。其中，2014年至2017年，全国公开的法律判决文书年均15件以上。2019年至2020年，全国共判决“医托”诈骗案近50起。

尽管国家对“医托”诈骗问题重拳出击，侦破了不少案件，但“医托”问题仍然面临难以根治的困局。

破局：推动中医行业透明化

压缩“医托”生存空间

北京市盈科（西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东晨律师说，“医托”是当今社会的顽疾之一，虽然社会对“医托”逐步形成了一些共识性看法，但无法拿出建设性意见，总是说不清“如何通过立法和完善法律体系来解决‘医托’问题”“如何建立长效联合执法机制”“公安部门如何破解‘药不对症’取证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医托”现象难治理背后涉及法学上的刑、民、行交叉，导致看似问题简单，实则会出现“行业主管部门执法权不足，有执法权部门的对行业不了解，对行业了解的取证困难”“对个人损失不大，但受骗者众多”等问题出。

刘东晨律师认为，“医托”整治破局之法，不仅在于健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更在于斩断背后的灰色利益链。纵观我国20余年的“医托”整治之路，多部门联合执法无疑是目前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在此背景之下，今年6月23日，西安市卫健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文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开展集中打击整治“医托”专项行动，是地方政府对长效化整治“医托”、斩断“医托”利益链的探索与尝试，因此，本次整治行动中“卫健部门向公安部门移交的案件数量”“公安部门侦办案件情况”“市场监管部门查处违规情况”等成果，无疑会受到西安、陕西乃至全国各地的关注。

刘东晨认为，在西安“医托”整治大势的基础上，“医托”治理不应只关注表象，其背后的中医馆才是利益链的核心。在医托、中医馆、医师和药师这条利益链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捏造所谓的‘神医’‘名医’”均为手段，其根本是高价售卖低价药品，因此，进一步推动行业公开透明，是压缩“医托”中医馆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

中药不够透明的价格、药品是否对症等都是取证的难点，同时也是灰色利益链关键，让处方进一步“透明化”，不仅是对患者的保障，也能进一步推动中药材价格的公开化以及药症是否对应的公开化。有关部门可通过推动立法、制定行业规范、加大处罚力度、制定市售价格标准等方式，让医师、药师必须给患者提供详细的处方；让处方明确所使用的药材、剂量及开具大处方的特殊原因；让医馆不得强制患者在医馆购药，有选择其他医馆或中药材市场购买的权力；让医馆不得以过高价格售卖低价药材……从而推动中医行业的进一步公开化、规范化。

有关部门不仅要建立公开的中医诊所不良执业行为记录制度，对违规操作、不合理收费、虚假宣传等进行记录，还应对已经证实存在“医托”行为的中医馆法人代表、高管进行联网记录，避免不断出现“换个马甲再出现”的反复中。同时，有关部门应该在医院、医馆等场所积极宣传防止“医托”的内容，使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学会用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此外，还应该加大安保人员的巡逻力度，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华商报记者 张鹏康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