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哲学与日常观念以及与文化和社会的各种研究失去密切关系，哲学就很难证明自身的意义。

哲学不应该是一种研究，而应该是一种谈话，或者日常运用。

哲学是整个文化的元语言，这种元语言的意义在于使一种文化成为具有自我塑造、自我表述的完整语言——假如一种文化只能表述各种外在事物，而不能自我表述和自我塑造，那么一定是相当呆滞的，它将只有习惯于过往而不会有新的创造力。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社会科学以及一般文化观念对哲学的忽视已经损害了文化的整体感觉，我们不难发现，现在关于政治、社会、道德、生活的话语虽多，但却不能形成一种精神——不是通常所说的精神失落了，而是形成不了一种强大的内在精神，于是出现一种悖论性的文化状况：话语很多很杂但又非常缺乏话语。人们沉浸在快餐文化中，无法自拔。

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里，传统虽然可能是无理的和独断的，但独断的传统反而维持了精神和生活的确定性，现代社会相信理性能够提出真正合理的原则，可是理性所开放的正是所有怀疑，结果现代性的反思性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

现代社会把科学当成了精神支柱（希腊的精神支柱是哲学，中古是宗教）。科学虽然是最好的知识，但却不能是精神支柱——知识再好也成不了精神。当我们用科学知识去替代思想和精神，就犯了一次错误，可是现在我们想纠正错误时却又去批判科学技术、知识和理性，这恰恰又犯了另一个错误，因为批判了科技和理性并不能因此就产生我们所需要的精神。事实上所谓的精神失落是误导性的说法，它包含着一个不良暗示：我们过去有精神，所以精神就是过去精神的那种样子。显然，过去的精神只能是人类整体精神的一部分占比，否则精神就不会有创造性，而没有创造性的东西不是精神。

哲学的发展方式是“旁置”，即不断试图把老化的哲学推到旁边去成为次要的风景，使之对思想的整体画面失去决定性，同时给出一种新的思路以恢复思想活力。因此我们就观察到了，哲学的主体和定义变化不大，但是问题和解释却总是不同，一代一代的哲学家貌似一直在革命，但都是在原地的革命。

对哲学的不同定位产生不同的思想框架、问题和解释方式，这意味着对哲学的不同定义，因此，哲学的含义是可能变化的。关于哲学的定义完全可能变为另外一个概念。

事实上每代哲学家都试图修改哲学的含义，甚至用新的含义挤掉原来的含义，无论是笛卡尔、康德还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都是如此。

本世纪以来，哲学对自身含义的修改已经远远不仅是一种自发的哲学冲动，而是自觉的工作。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它需要各种功能和配置，否则就不能构造一种有活力的生活；另一方面，文化又是自身存在的生态环境，因此文化中的每个部分的存在都必须是对文化生态状态的一个贡献。

苏格拉底的原初动机是想找到各种最后的知识的，但是实际上找到的是一些疑问。

如果苏格拉底有机会与老子对话，双方必定欢喜不尽，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而且“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老子比较乐观，他认为知识是局限的、僵化的，不足于“闻道”，但是实践中可能产生的非知识性的经验和觉悟（一种具有艺术水平的觉悟）却使人得道。

一个是“柏拉图问题”：为什么我们所拥有的材料如此之少而产生的知识却如此之多？另一个是“奥威尔问题”：为什么材料如此之多而我们的知识却如此之少？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们没能解决知识的问题：信念或者说意见是不可靠的，但是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又只能依靠信念或意见，而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往往对整个观念系统有着决定性意义，于是，知识论的困境必定导致怀疑论，而怀疑论又必定带来宗教信仰的机会，因为知识论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混过去而只好去相信。这就是一个由开放的理性走向怀疑再走向信仰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宗教。

现代社会之前，人们一般追问“为什么”，而后现代话语则是“为什么不”。

在古代，人们改变思想方式就可以直接改变生存方式，而在现代，思想方式很大程度上已经物化为“动不得的”存在方式本身，比如说，我们的生活画面已经离不开科学知识和技术产品；比如说，比人强大得多的政治、经济制度变得像自然力一样无可抗拒，于是由思想变革而改变生存方式的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和困难。

现代思想对现代思想方式的自身反叛虽然不足以改变整个生存方式，但仍然试图成为一种对自身的有限治疗。而当生活方式变得庞杂而且负担沉重时，信仰就不再是出路，更准确地说，现代的生活由于它是现代化了的，所以几乎不再有任何出路。

所以哲学家会讨论异化、孤独、苦恼和绝望，所以心理学家会讨论本能的压抑和文化性的焦虑和变态，所以社会学家会讨论现代社会制度造成的各种堕落和不公，所以大家都认为从思想、文化到社会都必须进行自我批判，正如许多人都看到的，现代思想和文化，或者说整个现代性，从根上就包含着一种自我批判的性质。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文化的自我批判不再有一条外在的出路，所以它实质上是“自己给自己看病”，或者“自己教育自己”。分析哲学对语言的净化，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诗化，罗蒂对人类谈话的教化等等，都是要求文化的自我治疗。更明确提出治疗的是弗洛伊德（心理治疗）和维特根斯坦（思想治疗）。实际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之所以想获得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就是希望因此能够知道怎样去治疗人和社会的文化性疾病。

需要思考的是，现代性把一切事情和一切价值都异化了。但是这种批判思路太简单了，事实上，人类就是在不断的异化中才制造出各种事情以及各种价值，于是，从另一方面说，没有异化就没有价值。我们对人类的历史成就特别是对现代化实际上是既恨又爱，我们受不了异化带来的心理和思想压力，但也已经离不开异化带来的力量和享受。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在知识论上是悖论性的，而且在存在论上也是悖论性的，或者说我们的思想是悖论性的，我们的存在事实上也是悖论性的。

从现代意义看，哲学不再是哲学，因为它只不过培养了一种良好的谈话习惯而已，而且我们实际上很难有一个毫无疑问的标准来确定什么是真正好的谈话习惯。假如逻辑性意味着良好的谈话习惯，那么也可以有理由觉得诗化的美学性是好的谈话习惯。

毫无疑问，当知识的权力完全交给了科学，哲学的含义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当知识的权力完全交给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反而可以看清到底哪些事情必须是哲学的，这就是，我们用来生产知识的那些基本假设几乎都不可能用知识证明，尤其我们现在知道了即使有少许先验知识也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落在知识之外的假设都是哲学问题。

简单地说，只要存在着理想和现实，就存在着行为选择问题，当行为选择问题转变为思想选择问题就成为哲学问题，或者说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试图提供各种有助于人类行为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并不是技术性的约定，而是价值性的理解，因此社会科学永远是不纯的知识，永远不会有类似自然科学的那种学科自主性，社会科学的开放性意味着人类思想空间里存在着一个与社会科学相配合的思想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位置是苏格拉底留给哲学的。

有一个问题：社会科学的对象表面上看是制度、社会运转和生活现象等，但这些东西也是用观念做出来的，所以社会科学研究实质上是“观念对观念”而不是“观念对事物”。观念对观念意味着两者都是活的，因此，社会科学和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基本的、互相干涉、互相诱导的对话。显然，社会科学的解释和理解从根本上说不可能是科学的。

思想作为人类生活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诱导，它是一个不得不为自己负责的创造性的过程。所以文化的生态问题就是文化的元问题，就是哲学问题。与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哲学思考的不是“什么样的假设能够生产什么样的知识”，而是在构思“什么样的假设才能形成思想的活力”。

怀疑论使思想失去前途，信仰又使思想失去活力。面对越来越不确定的现代社会，谈话并不能解决问题，怀疑和批判也不能再建立类似信仰的思想体系，因此有必要思考我们的思想是不是需要换一种眼光。

当下哲学需要思考的正是怎样重新提问、怎样重新构思、思想的维度怎样重新生成。这不是哲学自己的问题，而是与所有社会科学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