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末松谦澄撰写了日本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支那古文学略史》。

日本之关注文学史，是明治与大正年间一大时代特征，完全是自发的。

当时是在“明治维新”而形成的世界文化场域中，东西文化碰撞、交融，而出现了国别文学史的建构产物，故是"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物。

先是从古老“汉学”中分化出“国学”来，再在国学中建构“日本文学史”。同时也开始从传统的儒学、训读，转出对“中国文学史”的建构。

所以这是中日几千年来文化交流的大变动，从古代型进入近代型。

不但日本出现了从前没有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也因而问世。⏤⏤都说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或挑战，但在文学方面却不是受西方影响而有了文学史，乃是以日本为参照系，借鉴了日本笹川临风、古城贞吉(189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而渐渐发展起来。

这风潮，一发展起来势头就挺猛。光是明治一朝，中国文学史著作前后即有十余部。

这些日本早期中国文学史，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因为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大量依据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蓝本而撰写的文学史著作，日本文学史家的"文学"观，当然影响到中国文学史家对"文学"的理解和定义。而日本这些先驱，对中国俗文学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学史分期，可说都是一开始就替后来的中国同行定了调。

小说方面。自日本红学奠基人森槐南在1892年刊发的《红楼梦评论》一文开始关注《红楼梦》作者问题之后，明治与大正年间至少有六位学者的八部"中国文学史"类著作对此展开了探讨。

整体上均认可曹雪芹的著作权，狩野直喜甚至从《红楼梦》文本内证揭明了《红楼梦》成书上限为雍正末年。换言之，《红楼梦》作者之考证,日本学者早在胡适开创的新红学之前。

戏曲方面。日本学者从江户时代(1603～1868)的新井白石(1656—1725)和荻生徂徕(1665—1728)已经把元杂剧和日本古典戏曲进行了比较研究。

到了森槐南，更是在日本高等学府讲授中国戏曲，他也是研究南戏最早的。

中国学界的南戏研究，要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而森槐南早在明治时期(1868-1912)就已经涉足南戏了。三久保天随称"森槐南博士为明治时代词曲研究的开山",并坦言自己和塩谷温从从事戏曲研究是受到森槐南的影响。

森槐南之后，中国戏曲研究更成了日本学界的新热点（据青木正儿《御文库目录中的中国戏曲书》记载,从1602年至1663年,收入日本御文库(国家文库)的中国戏曲作品,选集就有19种,而民间输入的数量更应不在少数）。

1890年,森槐南在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讲授词曲，1898年出任东京大学讲师。狩野直喜与盐谷温则同出东京大学之门,均将中国戏曲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

1910年，京都大学派遣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赴北京考察敦煌文献，其间亦持续收购了不少小说戏曲类文献。《京都大学教授赴清国学术考察报告》中小说戏曲一类，介绍了《钦定曲谱》十四卷、九种曲等。 狩野直喜此行还访得白朴散曲集《天籁集》。盐谷温在长沙随叶德辉学曲时也十分注重收集曲籍，叶德辉称其“游学长沙，遍搜新旧刻本诸曲”。

除了这种个别现象之外，姚华从普遍性上说：“近年以来，中国旧籍渐传异域，东邻估客时至京师。 百家之书，靡不捆载。 至于词曲，尤投嗜好。”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继而“整理国故”风潮大作，中国传统方被打倒，整理刊刻的戏曲文献，却马上被旁边盯着看的日本人逮着机会，把《杂剧十段锦》（1913）、《梅村先生乐府》三种（1916）、《暖红室汇刻传剧》《诵芬室读曲丛刊》（1917）、《盛明杂剧》《元曲选》（1918）、《石巢传奇》四种（1919）、《曲苑》（1921）、《重订曲苑》（1925），乃至于上海覆刻的周宪王原本《西厢记》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等曲籍通通捆载而去，大大推动了关于中国戏曲的研究。

这是大势。大势中，王国维(1877－1927)的个案，尤其值得玩味。

王国维1908年写《人间词话》，然后撰写《曲录》。1911年辛亥革命，王国维才三十出头，即随罗振玉避难日本京都。

以李斗《扬州画舫录》所载的清代乾隆年间黄文旸的《曲海》与焦循的《曲考》为底本，在原有两书仅有1081种杂剧传奇的基础上多方搜集，共得金元明清曲本3178种，并对每个朝代的作者数量及其地域分布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又从不同侧面搜集戏曲资料，相继写成了《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古剧角色考》等。于1912年成书《宋元戏曲考》，1915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时候更名《宋元戏曲史》。

这时他已流寓京都，故其研究所需，除了用罗振玉的藏书之外，全部得诸京都丰富的戏曲资料。

另外就是有庞大的戏曲研究同道群，可以切磋讨论。如盐谷温即曾说：“王氏游寓京都时，我学界也大受刺激。从狩野君山博士起，久保天随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亡友金井君等都对于斯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底研究有卓学，或竞先鞭于名曲底绍介与翻译，呈万马骈镳而驰骋的盛观。”

这种情况，是连他在中国本土谈词时都不能有的。他在一九○八、一九○九年之交写了《人间词话》，随即在《国粹学报》分三期刊出，但影响寥寥。一九一五年一月，他将词话重新编排调整后再度刊载于《盛京时报》,依旧没太大动静，要到一九二六年，北京朴社将《国粹学报》初刊本标点单行,学人始稍稍有所关注。相较于戏曲，他在日本的处境远远胜于国内。

狩野直喜即与王国维多有交谈,他在《中国小说戏曲史》中多处引用王国维的观点，与王国维在元曲研究上有不谋而合之处。 铃木虎雄、西村天囚都在王国维的影响下对中国戏曲研究一度十分投入。青木正儿则受到《宋元戏曲史》的影响，开始撰写《中国近世戏曲史》。

中国人看见这种情况，大抵只会认为王国维很幸运、很受欢迎。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注意的是：

一、王国维自身的戏曲研究深受日本学风的影响。

二、王国维的词曲观都是“重头不重尾”的。大夸晚唐五代宋初，而看轻南宋词；大夸元曲，而对明清戏曲不屑一顾。日本的研究则全面得多，南戏、明清传奇都是证例。

三、王国维对戏曲的一些重要看法，如悲剧说、元明戏曲之差异说、元剧关目简陋说等，明显受到笹川临风等人的影响。他用"戏曲"一词作为中国古代戏剧的总称，也是转取自日本。

四、明治后期，笹川临风是日本第一部中国小说戏曲专史作者，也是第一部将俗文学与诗文并列的中国文学史作者（但他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集中在19世纪末年）。而他的《中国文学史》,在中日两国都引起极大反响。

他的戏曲研究高于小说，曾写出近代日本第一篇南戏专论，晚年又将《琵琶记》编译为日本物语体文学。森槐南的南戏研究也很有贡献。

可惜王国维一直没注意到这方面，以致《宋元戏曲史》大有缺陷。

五、除王国维外，日本学者与其他中国学者的交往也很密切。1910年，狩野直喜在《艺文》杂志上发表了《〈水浒传〉与中国戏曲》一文，提出《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应晚于元代的水浒戏。1920年，胡适完成《〈水浒传〉考证》一文，结论大致相同。

董康游历日本时，与久保天随相识，久保天随曾就《西厢记》闵刻凌初成本等问题寄信前往上海向董康请教。久保天随赞赏张友鸾的《〈西厢记〉的批评与考证》一文，引之以为同调，在其《中国戏曲研究》中罗列《西厢记》续作时，《小桃红》《拆西厢》两个本子即从张友鸾的文章中引用。

长泽规矩也每访燕京，必屡到孔德学校的马廉处访问，观其所藏的戏曲小说。青木正儿写《中国近世戏曲史》时，也委托仓石武四郎从马廉处抄写《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也就是说，晚清民初，研究或关注小说戏曲的我国学者与日本学界之互动甚为频繁，日本学者“带节奏”的情况很明显。

六、日本对我国小说戏曲之钻研，渐渐也就显示了与我国在学术上争霸的雄心或作用。故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由“音韵”“文体”“诗式”和“乐府及填诗”四章组成，下编包括“戏曲”和“小说”两章。 从章节布局来看，戏曲小说部分才是该书的重点。 盐谷温在序言中明说：“（书中）主要对中国戏曲小说的发展加以叙述，意欲填补我中国文学界的缺陷。 因此前后详略不同，遂分为上下两编。”⏤⏤填补我中国文学界的缺陷，嘿嘿！

七、通过小说和戏曲，增强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这种需求愈来愈强。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量引进西方的社会科学，如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于1909年出版《后狩词记》，被誉为日本民俗学的第一个纪念碑。1910年柳田国男等创立了“乡土会”，三年后又创办了《乡土研究》杂志。日本的中国民俗研究也随之而起，希望由对中国民风民俗的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戏曲则被认为是反映民风民俗的重要方面。 东方时论社社长东则正在为今关天彭的《中国戏曲集》写的序言中指出：“知戏曲者，始解中国”“中国剧于中国之位置，曲尽其国民一切复杂之特性，近乎了无余蕴”。

你会不会想起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是的，梁启超这个观念正是他在日本获得的。戊戌变法失败，他流亡日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从报》《新小说》等刊物。其中，《新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份小说杂志，《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是创刊号的发轫之作。

然而，同一种观念，作用于现实，意义实大有不同。梁启超是想用小说来唤起国人，新民兴国。日本则渐渐转而“知中”，乃至对了解、批判中国人国民性、有助于发展大日本帝国神圣事业等。

如宫原民平就谈到研究中国有两个方法，一是亲身实践，二是阅读中国的小说戏曲，因为小说戏曲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真实状况。辻听花也曾说：“故予对于中国戏剧，既目之为一种艺术，极力研究，又以之为知晓中国民性之一种材料，朝夕穷究，孜孜弗懈。”七理重惠《谣曲与元曲》则提到日中“亲善”的问题。 盐谷温在《国译元曲选》序言也说到：希望通过对元曲的翻译，使读者了解中国戏曲，对有关中国的问题有新的认识，对“兴亚圣业”有所贡献。

可怜中国学界对于这一方面不甚了解，日本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路数的小说戏曲研究，很久都没吸收进来。

随五四运动发展起来的北大、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虽大谈民歌与传说，却与社会科学式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不是一回事。

戏曲界，则王国维转向到古器物学、古史学，西北地理研究，然后跳水自杀了。

其他人，不过讲点故事、做文本分析、史料考证。有些甚至根本连戏曲ABC基本常识都没有（如胡适居然不知道曲子是有宫调有格律的，所以说从诗到词再到曲，是文体解放，越来越自由，故可以随意加衬字）。

少数懂的，如吴梅、王季烈、姚华等，重视舞台演出或曲律音乐等，却非主流，与日本学者又刚好没法对话。乃至于吉川幸次郎感觉：王国维脱离戏曲研究后，除吴梅的著作还时有显现之外，中国学界的戏曲研究成果甚是凋零。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中国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台湾国立东华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