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主要的国际政治杂志《外交事务》网站最近刊登了一篇关于美国对华技术封锁（主要是芯片领域）的评论文章。我看到国内一些大V已经进行了部分摘录转发。这些在简体中文网上摘录转载的内容往往是极其不完全的和片面的，被用来证明所谓的“美国对华技术封锁必将失败”。

事实上，《外交事务》网站刊登的这篇文章，其所涉及到的内容是十分广泛而严肃的，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对美国目前对华技术封锁政策的一次较为客观理性的全面审视与分析，即逻辑严密地阐述了美国方面的优势，又批评了现有政策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对华技术封锁的建议。这绝不是一份对华政策失败论，而是一份进一步收紧绞索的檄文！

由于原文较长，我简述下其基本结论：

1、美国在中美竞争中加强对华技术封锁是必要的。

2、由于芯片产业链（其他高科技领域类似）的高度复杂性和技术分散性，美国目前无法在这些领域取得类似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那样的绝对霸权地位。

3、美国可以利用现有的技术优势地位和长臂管辖权强行在短期内压制中国，但是要想取得长期效果必须取得其他亲美发展中国家的主动合作。

4、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该将对华技术封锁与其他对华政策统合起来（利用意识形态、军事、经济、技术优势抵消中国市场对其他发达国家的诱惑），形成全方位的对华遏制包围网，打出一套“组合拳”。

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继续看下面的全文。

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单方面实施的出口管制，旨在冻结中国的先进芯片生产和超级计算能力。在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宣布美国技术竞争战略发生重大变化后不到一个月，这些强化的管制规则就出台了。

在此之前，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主要集中于“芯片或其他技术为军事目的设计或可能用于军事目的，以及那些可能削弱美国在尖端商业技术领域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而现在，沙利文表示：“我们必须在特定领域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这就意味着新的管制模糊了“军用”和“民用”的界限，放大了管制范围。

事态进展很快表明，这些新的出口管制政策，尤其是关于“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内容，意味着美国在某些情况下将实施域外长臂管辖权。例如，如果外国公司使用美国设备或技术生产先进芯片，那么这些产品同样将被禁止向中国销售。这表明美国正在将其在芯片供应链领域的影响力“武器化”。具体来说，就是美国目前仍然在设计和制造先进芯片的某些软件和硬件设备，以及一些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至关重要的先进芯片领域享有市场支配地位。美国将更为积极地利用这一支配地位，阻挠中国发展自己的微电子产业和超级计算能力。这有些类似于美国利用美元的中心地位，将某些个人或者政府冻结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暗示俄罗斯）。

但美国在芯片供应链中的角色无法与美元在全球金融中的首要地位相提并论。与以美元为基石的全球金融体系相比，技术供应链更容易适应变化和重组。更糟糕的是，美国可以单独完成对华技术封锁的论点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诱使美国决策者对单边措施的有效性产生错误的高估，导致他们忽视了建立多边联盟以确保出口管制有效性的重要性。它还可能破坏西方团结应对中国提出的系统性挑战的关键信号。尽管美国官员致力于说服主要盟国和伙伴共同实施类似控制，但目前美国的行动是单方面的，与其他盟国和合作伙伴达成协议的前景仍不明朗。

要理解出口管制或其他地缘经济手段如何发挥最大效果，需要更好地了解美国在全球化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及这些供应链网络的基础结构和适应性。与美国在全球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不同，美国在先进技术供应链中的地位更具不确定性，更容易受到冲击。与主要伙伴和盟友协调地缘经济战略和政策，可以巩固美国的地位，并防止这些网络中的支配地位随着时间推移从美国转移到别的地方。

要使地缘经济手段“武器化”并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网络里长期发挥作用，发起这一行动的国家必须在相应的层级网络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在全球金融基础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是一个典型例子。美国在这一层级网络中享有明确的主导地位，并可以有效地利用其地位实现地缘战略目标。美国的制裁战略就是基于这一前提。想要围绕美元的替代品重新调整全球金融体系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货币具有无处不在的网络效应。就像社交媒体一样，货币的使用范围越广，就越是强大。即使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等极端冲击，美元仍然保持了主导地位的韧性。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过度吸取在金融制裁方面的经验，也不应错误地认为美元的霸主地位为美国在全球芯片供应链中的地位提供了类比。芯片供应链实际上比全球金融体系更难有效地“武器化”，因为其复杂性使相关国家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应变化。全球芯片供应链体系由多个不同层次的网络组成，并在几个不同的国家产生重要节点。

美国可以说是这些网络中最具影响力的节点，占2021年全球芯片市场（5280亿美）的46%。在为尖端芯片设计所不可或缺的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方面，美国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与荷兰和日本一起控制着制造尖端芯片所需的设备供应，这一行业被称为“母机”。但美国完全依赖台湾和韩国制造的尖端芯片。此外，美国只制造全球芯片总产量的11%。芯片制造所需的原材料同样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外国供应商主导芯片生产流程后端的测试、封装和组装环节。复杂且经常重叠的生产网络在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美国和处于供应链不同阶段的欧洲国家——之间产生了无数复杂的依赖关系。也许某几个国家对供应链的特定部分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但没有一个单一国家能够主导整个网络。

由于生产成本很高，在这个网络中的每一层，经济活动都趋于集中。一个或两个公司在芯片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特定部分占据着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这种趋势造成了一些分散的技术节点，美国和其盟友可以在短期内利用这些节点。创建一个生产晶圆（芯片关键部件）的工厂需要花费100亿至200亿美元。设计和开发新的生产设备需要更高的研发成本和很长的交付周期，这些现实鼓励产业整合。例如，荷兰芯片制造商ASML使用了一种先进光刻机。这种设备花了30年时间开发，需要多次公司收购、数千名高技能工人以及与技术供应商的密切合作。该行业具有高额固定成本、技术复杂性、人才需求高度专业化和市场细分的特点，因此少数供应商控制着供应链的许多关键部分。为了在供应链中保持这些控制地位，企业必须投资于持续的创新和研发。为了跟上步伐，企业和国家必须持续激烈地竞争。如果落后，它们仍然会被取代。

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能否将其在芯片供应链中的地位“武器化”，取决于被孤立的一方能否重新配置供应链网络的某些关键部分。更换供应链中的关键节点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大量的耐心投资和克服很大的技术壁垒，但并非不能做到。因为中国并不需要对整个芯片供应链网络进行彻底的重新配置。只需一两个具有技术能力、充足研发预算和坚定决心的国家，就有可能完成这项任务。芯片领域竞争激烈，技术发展迅速。工程师可以通过开发更先进的芯片和找到更高效可靠的生产方法来实现新的突破——特别是在得到政府大量资助的情况下。此外，尽管寻找美国产品的替代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坚定的竞争对手如果能够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技术支持，还是有可能取得成功。

举个例子，光刻机是美国新的出口管制政策试图阻止中国发展的瓶颈技术之一。少数几家美国公司，包括Applied Materials、KLA和Lam Research目前控制着最重要的模具技术。但是ASML和日本公司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等外国公司是供应链相关部分的市场领导者，具有在中期开发美国技术替代品的能力。荷兰和日本的公司有可能会这样做，因为如果美国公司被迫退出中国市场，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市场潜力被释放出来。非美国的公司有强烈的动机使用自行研发的技术在供应链中取代美国技术，从而规避美国进一步加强技术控制的威胁。

最近美国出口管制中域外规则的空前扩张加剧了这些担忧，增加了其他国家或公司将美国供应商拒之门外的风险。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的技术公司将会试图保护他们的自主权，并保持他们的全球销售能力，其中包括中国市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以外的销售额也可能会下降，因为外国芯片公司希望创建不含美国技术和硬件的生产线，以避免新出口管制政策的长期影响。

2019年，美国积极利用长臂管辖权，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从全球芯片供应链中屏蔽出去，有效遏制了华为的扩张。但这些措施仅限于一家公司，而不是中国先进技术生态系统的所有部分。与美国针对华为的行动相比，美国最近推出的管制政策（单边的近乎无限制的长臂管辖权）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更大的冲击。其他国家和公司将会意识到，对美国技术的依赖意味着某种脆弱性——不管他们对中国是什么态度，这种脆弱地位都是令人不快的。

美国的相关公司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前景不佳，因为市场机会不断萎缩，导致其用于创新投资的收入减少。21世纪初，美国单方面对中国的卫星出口实施更严格的管制后，商业航天部门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随着欧洲公司开始提供不包括美国零部件的产品，包括向中国市场提供产品，美国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研发能力开始下降。新的控制措施将在短期内产生不可否认的效果，因为它将使中国难以获得光刻机，但随着供应链转向替代供应商，这一瓶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证明是难以长期存在的。

芯片领域的例子表明，如果各国处于复杂的相互依赖状态，将很难把供应链限制作为地缘经济手段“武器化”。某些公司也许能够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地位在芯片供应链中制造特定的技术瓶颈，但是它们必须通过持续竞争来保持自己的地位。这使得供应链结构更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任何一个单独的参与者都难以长期完全控制。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其他先进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也处于争议之中，并将带来类似的复杂性。明智而有效的政策必须认识到这些制约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就与中国的技术竞争达成共识，从而加深这些国家对实施出口管制的必要性的理解。美国可能不会主导整个芯片供应链，但它具有与代表其他关键节点的大多数国家（地区，懂？）建立深度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强大优势。更好的协调战略将大大降低其他行为者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的风险。多边主义将有助于维护美国在这些网络中的作用，并最终使对中国的任何技术封锁更具破坏性。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技术可能会被荷兰和日本的技术所取代，但中国独自复制这三个国家的能力将更加困难。

美国在寻求这样的共识方面将面临挑战，包括冻结中国的商业能力是否明智，以及其他国家政府是否具有执行这些政策的意愿、合法性和执法能力。美国官员必须与盟国就所谓的军民两用技术的定义范围进行艰难对话。

尽管美国的主要合作伙伴基本同意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威胁评估，但对于美国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加强出口管制所固有的不利因素仍存在根本分歧。建立在美国进一步强化治外控制威胁之上的多边协议可能会实现短期政策目标，但这会加深盟国及其芯片产业对依赖美国技术的担忧，并鼓励他们开发替代品。要封锁中国，仅仅靠威胁是不够的。美国官员必须与合作伙伴加强合作，就如何最好地应对中国技术进步达成共识。

美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泛西方的共同战略，有序地管理与中国的技术竞争。除了出口管制之外，拜登政府和国会正在考虑一系列新工具，以应对与中国经济依存关系带来的潜在危险，包括前所未有的美国对华投资监管。美国政府的最终目标是阻止美国的关键技术、资本和专业知识流入中国的先进技术部门。但是，正如美国不能有效地将其在芯片供应链中的非完全主导地位“武器化”一样，如果美国仅仅采取单独行动，同样也难以成功地减缓中国本土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