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男人左右两个女人，两个女人守着一个男人。这种扭曲了的感情相互作用，诱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激发她们去爱，去恨，去抗争，即使是同胞姐妹也反目为仇了。她们不惜声誉，演出了一幕使人费解的爱情悲剧……
曾云出生在四川泸州合江县一个温暖的家里。除了父母疼爱她之外，她的周围簇拥着疼爱她的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她很自豪她是家里的老小，说话办事总带几分任性。
1974年，大姐曾艳结婚了。从此，家里出出进进便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曾云的姐夫何康。在她的记忆中，姐夫很能干，很潇洒，是某个厂很吃香的汽车司机。家里大事小事都找他商量。从大人们的信任中，曾云断定姐夫一定是个好人。她像对待亲哥哥一样爱戴他，尊重他，时常在姐夫面前做个鬼脸，撒撒娇，她毕竟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啊。
一晃7年过去了，17岁的曾云出落得亭亭玉立。当众多的同龄人还在为就业苦恼时，她却顺利地被招进了税务管理部门当了工人。她似一枝初绽的新绿，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生命的春天。然而，一种无形的困扰向她袭来，一双贪婪的目光在跟踪她，她却没有丝毫的觉察和提防。
1984年，何康要带妻子、孩子去上海旅游，不知为什么，何康一再动员要曾云一同前往。曾云的母亲也在一旁撮合：和你姐一块儿去，相互有个照应，还能帮你姐姐带孩子。曾云快乐地请了假，和姐姐、姐夫一块儿走了。
这是曾云第一次出远门，又是去现代都市上海，一切对她充满诱惑。一路上，曾云兴致勃勃，她想象着上海滩，南京路……自费旅游，他们三个人只买了一张卧铺票。姐姐先睡去了，她和何康面对面坐着，何康的目光始终盯着她，而且火辣辣的。少女的敏感使她警觉地将目光投向窗外，何康说了许多话，她似听非听。记得一句话刺伤了曾云的自尊心：“一个不具备漂亮脸蛋的女人，将自己束之高阁，那将是自我毁灭。”曾云气得满脸通红，她按捺着怦怦直跳的胸口，很不自在地坐着。姐姐终于过来换她去睡觉，谢天谢地，她巴不得赶快离开这使人窒息的鬼地方。
曾云困极了，一路的颠簸，使她浑身散架似地难以支撑，她爬上中铺便昏昏睡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突然醒了。一睁眼，何康站在她身边。她连忙起身，他却将她按下，很亲热地说：“你睡吧，我来看看你。”何康的脸几乎贴到了她的脸上：“你爱我吗？”曾云火了，她不假思索地扇了何康一记耳光。何康先是一惊，而后很不好意思地走了。
曾云的心阵阵绞痛，她害怕，她委屈，她不愿再看到何康令人讨厌的面孔。曾云心灰意懒地躺在床铺上，只管睡！睡！希望刚才发生的一切像睡梦一样被忘得干干净净。
曾云的心里像压着一层乌云。她觉得上海之行乏味透了，尽管何康对她倍加关照，但是，那种讨好的神情加重了她的反感情绪。一个星期总算熬过去了，当她安全地回到父母身边时，她才觉得鼻子酸酸的，很委屈。
后来的一段时间，何康显得很沉闷。虽然他也常来曾家，但不像从前那样海阔天空，振振有词。在曾云面前，他表现出一副凄苦和失落的样子。他给曾云说话，曾云拒不答理。久而久之，曾云有一种负疚感，他毕竟是她姐夫。少女的纯真和同情心驱使她，她不能总给他难堪，她想找何康好好地谈谈，为了他，也为了姐姐和两个孩子。
1985年3月，一次何康要出车，是帮助曾云的哥哥跑调动工作之事。何康要曾云和他一块儿去，曾云答应了。何康觉得很意外，脸上顿时有了笑容。曾云想了很多要说的话，但一坐到何康的车上，她一个词也说不上来了。轰轰的发动机搅乱了她的思绪，当时她只有21岁，面对比她大15岁的何康，她显得很稚嫩不安。她该开导他什么呢？理智？良心？还是责任？这些他比她懂。她明白，他的才思，他的圆滑，她不是他的对手。她只说了一句话：“你不该胡思乱想，对你，对家庭都没好处。”
后来，他将地带到滨湖公园，面对波光粼粼的湖水，曾云沉思良久：“湖水好洁啊，兄妹之间应该像这纯洁的湖水。”
何康却脱口而出：“真正的爱情要比这湖水更洁。”他突然拉住她的手急切地说：“如果对方不是你姐，你爱我吗？”
曾云摇摇头：“不管对方是谁，我绝不……”
她挣脱了他的手，发疯般地跑了。她跑呀跑，跑进大街融入人群，一颗悬着的心才慢慢平缓下来。
何康开着车赶到车站，求她上车。街上的行人熙熙攘攘，曾云的心如一团乱麻，她不好意思当众和他拉拉扯扯，便强作镇静，上了何康的汽车。
天气闷极了，白花花的太阳火一般烘烤着地面，曾云的心仿佛也被太阳灼焦了似的，大脑几乎停止了思维。她糊里糊涂被拉到一座住宅楼下，何康说他去看望他的师傅，让她一同上楼。曾云看见何康手里提着水果罐头，便信以为真，随后跟着上楼了。她一进门，发现家里没人，曾云的心即刻不安起来。
何康说：“主人一会儿就回来，我们先好好谈谈。”他掏出苹果、烧鸡让她吃，他自己打开一瓶酒喝起来。曾云很害怕，让他不要喝了，何康却像一头醒狮咆哮起来：“你不要这样正人君子！你不要再折磨我了！”他呼吸急促，一步步逼近她：“我要看看你是不是处女！”曾云浑身软瘫了，这样的场面她只是从小说里看到过。她挣扎着去开门，可恨那个带链环的暗锁她怎么也开不开，何康捂住她的嘴，像抓小鸡似的，把她扔到床上……
事后她几乎站不起身子，她流了许多血……窗外火辣辣的太阳还是那样刺眼，令人心烦的蛐蛐声响成一片。“天哪，青天白日我这是怎么了？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人，去见父母？”
曾云两眼发直，当时，她真想纵身跳下楼去，她该怎样离开这间可怕的屋子。何康立即跪在地上求饶。曾云恨死他了，她发誓今生今世不要见他，不要理他。
曾云一个月之内瘦了30斤，她几乎死过一回似地失去了往日的笑声；她像做了贼似地反感自己。她要报仇，她想去告何康。但是，她明白，失贞对于一个少女来说那将是毁灭性的灾难。她畏惧人言，顾惜声誉，她没有勇气跨进法院的大门，就连父母她也羞于开口，她忍气吞声，把苦水咽进了肚里。
她整整三年没理何康。
起初，何康很害怕。他怕曾云告他强奸罪，怕曾云一时想不通发生意外。他暗暗跟踪了曾云一个多月，一有机会就给曾云下跪，向她认错，求她原谅。他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今生拥有她，让他死十回他心甘情愿。他要用“真情”感动她。何康停薪留职，自由的个体职业，使他有充足的时间揣摸女人的心理。每天清晨，他绕道早早地等候在曾云上班去必经的巷口，为她暗送秋波。尽管曾云不理他，但他天天如此；得知曾云喜欢一套美发器，他冒着雨跑遍了整个大街，买到后偷偷地放到曾云的房间；他为曾云买了一枚金戒指，几次要送给曾云，曾云拒不接受。何康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全用在征服曾云身上。
不久，曾云要订婚了。何康像着了魔似地心神不定。他不愿让曾经属于他的人投入别人的怀抱。他暗暗打听那位小伙子的工作单位，从中作梗，阻止他们约会，并用审问的口气对曾云说：“你是不是要订婚了？”
曾云冷冰冰地回答：“我订婚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一不是我父亲，二不是我哥哥！”
两句话把何康堵死了。他恼羞成怒，“啪！”一记耳光打得曾云摸不着头脑，何康自己却抱头痛哭。
这是多么荒唐的举动，然而，正是这一举动打动了曾云的心。
打那以后，曾云连续夜间失眠，过去发生的一切潮水般涌现在眼前，何康一次次泪流满面地乞求，那“美发器”，那“金戒指”，那“一夜新娘”……曾云的心软了，他真的有悔过之意？他真的爱自己吗？曾云又想起了那可怕的第一次，眼前浮现出何康满带皱纹的脸。曾云恨他，恨他践踏了自己的青春，恨他将自己害得人不人鬼不鬼。是他无赖地纠缠将自己和外界的男性隔绝了，自己没有机会和精力去比较和选择。曾云明白，在自己和他之间有自己无辜的姐姐，但是像何康这样的人对姐姐还有什么感情和责任，自己不能让他辜负了姐姐再辜负了自己。既然他说他爱我，我就当真，我只有当真了。
曾云似乎有她的理由，然而，用青春和谎言赌气，这种失去理智的选择，把她带进了更加痛苦和难堪的深渊。
三天之后，曾云去找何康了。她为他买了两条烟，“红塔山”的。她直直地面窗站着，语气果断：“何康，我爱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眼里闪着泪花，浑身哆嗦着。在这人生关键的时刻，曾云做出了可怕的选择。肉体的失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灵魂。从此，曾云不再主宰自己，命运会将她抛向何处？她听天由命了。
他们以为这就是快乐和幸福。尽管曾云时而感到失落和羞愧，但她固执地这样做着。她去外地出差何康塞给她300元钱和一张纸条，上边写着：“请捎回一颗心！”他去外地进货，她送他接他。一个星期四次会面，他们觉得度日如年。天气凉了，她昼夜不睡为他赶织一件毛衣，手指被竹签划得发痛发肿，她心甘情愿；他为她买金项链、金戒指、皮大衣、皮夹克、皮靴子，一次花去3000多元，他有钱，他玩的就是钱。
他们把1988年6月11日当作纪念日，她为他做了第一次人工流产。当时曾云哭得很伤心，何康开导她：“没有办法，如果生了孩子，别人一定告我重婚罪。”一次，二次，四年，她跟他做了六次人工流产。她的脸色变得蜡黄，眼睛变得浮肿，但是她没有脸向家人诉苦，而且都是偷偷的。夜里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感到一种沉沉的堕落。她感到对不起姐姐，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自己。
爱，总得有归宿，“我这是在爱吗？”她问自己，问何康：“我这一生难道只配为你一次又一次地去做人流？”是啊，世界如此博大，为什么要将自己拴在一棵没有绿叶的枯树？
何康双管齐下，回到家里，他名正言顺是丈夫，是父亲，他可以尽享天伦之乐；出了家门，他对曾云海盟山誓：今生今世我只爱你一个人。他可以尽情地寻欢作乐。然而，生活是严肃的，游戏人生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
1992年7月，曾云在变态的感情漩涡里越陷越深。她几乎天天往何康厂里跑。一天何康的妻子曾艳去厂里给何康送饭，在何康的宿舍正好碰见了妹妹曾云。见到姐姐，曾云却爆发出一种无名的怨恨。何康曾向曾云保证，他不吃别的女人做的饭，不穿别的女人做的衣服。如今曾艳在她眼里不再是善良的姐姐，而是一个多余的女人。同时她更恨何康，恨他脚踩两只船，玩弄了她们姐妹两人。一种复杂的仇恨使她难以忍受，一气之下，曾云将姐姐送给何康的饺子倒进了垃圾桶。
当天夜里，曾云将自己和何康的事全告诉了姐姐，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
曾艳整整两夜没合眼皮。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有今天。从青春年少到步入中年，她的婚姻经历了一条什么样的路？曾艳透心凉。当初她和何康自由恋爱，也曾有过爱得发狂的日子。曾艳性格内向温顺，安分守己；何康开朗急躁，对女性热烈敏感。他们的婚后生活尽管平淡，但还过得去。自从有了两个孩子，何康的目光不再安分。曾艳曾经听到过关于何康的许多风流传闻，但何康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足以搪塞和应付她。虽然她的心明镜似的，但她忍着，她看重这个家，更看重名分，她万万没有想到，何康竟搞到自己妹妹头上。曾云比她小十几岁，是她一手抱大的呀。她恨何康，恨他没有人性，她应该和他离婚！曾艳矛盾极了，离了婚她去找谁？两个孩子怎么办？她哭了，哭得撕心裂肺……
第二天，她理智地平静下来，力图找一个万全之策挽救家庭的声誉，维护自己的婚姻。她劝说妹妹理智些，不要再和何康来往，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也为了姐妹感情。
可是，曾云怎么也听不进去，她说她已爱上何康，她离不开何康。曾艳在作了极大努力之后，仍无法挽回事态的发展。于是，她开始恨曾云，恨她夺去了她的丈夫，尽管她知道妹妹有自己的隐痛，但她顾不了这些。婚姻就是她的一切，她既无称心的职业，又无经济来源。这几年，何康在外大把挣钱，她心甘情愿做了家庭妇女。她宁愿守空房，也要维护这个家。
曾艳声嘶力竭地找到曾云，告诉她：你等20年，我也绝不会离婚的。她不认这个妹妹了，她要搞臭这个情敌，夺回她的丈夫。“野鸡”、“破鞋”、“第三者”……脏话臭话全泼在曾云脸上。她哭哭啼啼，跑回娘家，向父母亲、向姑姑舅舅逐一将曾云唾骂一番，她说她不想活人了。她找到区、市妇联，要求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而何康回到家里，她反而更加温顺体帖，打鸡蛋，煮牛奶，唯恐他提出离婚。
曾云抬不起头了，她成了众矢之的。单位领导找她谈话，同事们背过她指指戳戳，父亲一气之下不让她回家了。她的肚子里还怀着何康的一个孩子。她想不通，人为什么都这样自私，全部的错让她一人承担，这公平吗？她破罐子破摔，她非他不嫁了。她说她这一生栽到何康手里，哪怕结婚三天再离婚，她要争得这个名分。除了上班，她寸步不离跟着何康，她要求何康立即娶她。
1993年3月13日，曾艳、曾云姐妹俩在曾家相遇，曾云再一次提出让姐姐离婚，曾艳怒骂起来。“争吵”逐渐升级，曾艳一怒打了曾云一个耳光，曾云不服气跑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就要砍曾艳。在父母的阻挠下，曾云手中的菜刀掉到地上，曾艳看到地上的菜刀，捡起来砍向妹妹……
1993年10月7日，曾艳被泸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理应受到惩罚的何康，因为她们姐妹二人的争执，反而抬高了身价。哦，男人可以主宰女人，女人可以塑造男人，女人可以毁灭女人啊。这是多么令人寒心的逻辑。
面对事实，何康不得不承认一切责任是自己的。但是他负了什么责任，他能负什么责任！他的内心极慌恐，他庆幸的桃花运已大漏天机。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无一不指责他，鄙视他。人们看他不再是人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畜牲、魔鬼。最使他脸红的是家里五尺高的一儿一女！都以冷漠的表情看他。每每这时，何康不寒而栗，他在极度不安中等待生活的惩罚。
我不由得想起亚里斯多德的一句名言：“女人只是女人，是因为她们自身缺少某些性质，也因为这些天然的缺憾而遭受痛苦。”
成功的爱情，往往来自理智的选择。爱需要选择，这个道理很多人那里是清楚的，明白的。然而，问题往往出在当爱之情占据心头时，却忽视了理智的选择。生活上的许多事情，道理上是明白的，实行起来就模糊了。
爱情也是一样，当爱之情没有具体对象时，人们的选择是理智的、具体的、清晰的，可一旦爱之情有了具体对象，选择往往是感情的、抽象的、混沌的。在爱的指引下，双方的选择不属于理智，而属于感情，处处热恋中的情侣，这时往往不再看重理智的选择，而追求感情的浓烈，沉浸在热恋的幸福中。在他们眼里，对方就是美好的化身，最温柔的归宿。对他们来说，如果说还需要选择的话，只有一个——结婚。为此，不少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爱情的正确选择，需要清醒的理智。任凭感情的驱使做出的选择往往是片面的，不可靠的。因为，这时人们的心理处于一种失勘状态，对人和事往往很难做出客观的正确的判断。因此，处于热恋中的男女，在决定终身大事时，要注意把握自己的心理。当感情因素影响你判断时或理智尚未得到恢复时，不要急于定终身，而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使自己冷静下来，对自己和对方都做认真的思考，问问自己是否较深入地了解了对方，他是否是你理想中的配偶，对他的缺点、弱点是否了解，如得到明确的答案，你再做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使婚姻建立在全面了解、充分相信、真诚相爱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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