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医言难尽
作者 | 杨千羽
农村疫情，比专家们的预测爆发得更早一些。
去年12月1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分析，这个冬天的疫情将分为三波，12月中旬到1月中旬是第一波，以城市为主；春节前后是第二三波，春节的返乡潮，会把疫情扩大到农村地区。
现实是，安徽、湖南、山西、重庆、山东多地的农村村民、村干部、乡镇工作人员告诉《医言难尽》，感染高峰早已到达，“村里的人基本已经阳遍了”。
退烧药紧缺，血氧监测仪、新冠特效药一律没有，村医忙得饭都吃不上，已经出现了老年人死亡，这就是当前农村的现状。
根本不知道阳没阳
很多农村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阳没阳。“全凭个人感觉”，多位农村人对《医言难尽》表示。
人在外地的王先生一直很担心家里人的身体状况。他老家在重庆某个贫困县下的农村，距离县城三十多公里，到镇上也得十公里左右。爷爷奶奶八十多岁了，母亲虽然才五十多岁，但因为有癌症，也属于新冠高危人群。疫情放开后，家里人没有一点准备，抗原和退烧药，全都没有。
唯一能做核酸的地方，在镇上。但农村交通极其不便，要搭别人的车才能去镇上，“到镇上30分钟是常事”，而且核酸收费，农村人并不会浪费钱主动去做核酸。“他们不会主动去，等得了就躺起了”。
所以至今为止，王先生爷爷奶奶都不知道自己阳没阳，只是觉得前段时间不舒服，症状跟感冒差不多，躺了几天就好了。
王先生既觉得庆幸又感到后怕。爷爷奶奶作为80多岁的高危老年人，在没有任何防护和监测的情况下，安稳度过了新冠。要是万一发展到重症，结局完全不敢想。
重庆另一个村的刘先生也有同样的遭遇。他的父母都出现了症状，母亲发烧、喉咙疼，父亲浑身无力、头疼，但都没进行任何治疗，像感冒一样挨一周就好了，也没做核酸和抗原进行确诊，“我在深圳都买不到抗原，更别说他们了”。
四十多岁的小姨夫去了镇医院
杨女士所在的河北保定农村，就没有这么幸运，近期出现了多个死亡案例。
父母告诉她，村里2天死了3个人。
同学告诉她，爸爸去世了。
丈夫告诉她，小姨父去世了。
小姨父四十多岁，出现新冠症状后第三天，因为心口痛得难以忍受，到乡镇医院看病，但到医院后短短2分钟就迅速去世了。
杨女士也说不好小姨父究竟是不是因为新冠去世。因为在农村，贫瘠的医疗条件注定了很多事情都是不知道的。
杨女士的母亲曾经高烧了几天，想让自己和家里人都去输液。杨女士知道后阻止了，“农村的解决办法就是输液，输液解决一切病”。但输液是最危险的给药方式，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用药原则是——“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但在国内很多地方，输液往往成了最简单快捷的首选给药方式和治疗常态，这隐藏了很大风险，多个地方曾经明确出台了门诊输液的限制措施。
好在最后，没有输液的杨女士家人，也靠着硬扛恢复了。
村干部找网友捐药
湖南衡阳市一个村的村干部，正在积极自救——通过公益团队向网友申请退烧药援助。
李先生告诉《医言难尽》，村里有3200多个人，其中530多位是60岁以上老人。12月9号开始，村里出现了1例阳性，到23号的时候，已经发展到9例了。
这是李先生唯一知道的确切阳性数字。因为23号后，镇医院的核酸检测停止了。
到目前为止，村里所有的药物，是当时申请的200多份预防新冠的中成药。李先生表示，眼下的困难就是药不够，村里面的村医每天都在打针，吃的药就很少，不够。
村医开出了一份药品需求单，上面显示，需要999感冒灵、小柴胡颗粒等120盒，藿香正气液和布洛芬各40盒。
李先生还说，现在村里面80岁以上的老人，集中去世得比较多。附近村的一个组，近期去世了6个人。一般而言，一个组的规模在一两百人左右。
问到有没有血氧监测仪、新冠特效药之类的物品，李先生表示，没有，你说的这些都没有。
那重症的人多吗？怎么办呢？
县城里面的医院都很多人啊，都很难进去的。李先生说。
医生带阳上班，村医忙得吃不上饭
忙，忙死了，连轴转根本没时间休息吃饭。这是多位乡镇医生和村医的共同现状。
在安徽合肥某个乡镇当医生的黄女士说，前一段时间同事都批量倒下，上班一个阳一个，所以自己连着上了多天班。终于在上周，黄女士没顶住，也阳了。目前为止，黄女士所在医院的六十多位医护，基本上都阳了个遍。
但发热门诊的医生，阳了也不能休息，因为必须保证发热门诊24小时有医生值班。
黄女士说，当地疫情感染高峰已经过去了，发热门诊最忙的时候，一天接诊了150多位。
村卫生所的工作人员可能更忙一点。黄女士表示，村卫生所承担了很大一部分。
村里人看病的一般流程是，先去村卫生室，村卫生室看不好再转到镇卫生院。但村医的数量很少，看病根本看不过来。
《2021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共79.6万人，仅占全国总卫生人员的5.9%。但居住在农村的人，第七次人口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5亿，占中国总人口的36%。5.9%的乡村医护，兜底36%的农村人医疗。
山西一位对接县、村的志愿者告诉《医言难尽》，有一些地方，两个行政村才只有一个村医。
张先生的父亲是一位村医，也是村里唯一一位村医。新冠放开后，来看病的人迅速增多，全是排队来打吊针的，排两三个小时是常态。而张先生的父亲，因为没有人替，不能休息，不能请假，也常常顾不上吃饭。
农村的其他问题：卫生习惯差、新冠恐慌等
给110多个村子的一万多位老人，免费发放布洛芬、复方对乙酰氨基酚，这是民间公益“农村退烧药救助行动”开始半个多月来的成果。
杜先生是“农村退烧药救助行动”在山西的一名联络人，一面对接药物资源，一面对接县里的志愿者，统计需求和发放药物。
“农村退烧药救助行动”在山西的项目组，目前为止一共募集了12万资金，采购了28万多片退烧药，发放给山西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人4片。
作为一线公益人员，杜先生表示，农村疫情很大的一个挑战是，农村人卫生意识不够。
杜先生举了两个例子，戴口罩和洗手。农村很缺口罩，老年人也舍不得买，可能一个口罩会戴四五天，上完厕所也没有洗手意识。
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农村人对新冠存在恐惧。杜先生说，很多村里从来没出现过阳性，农村人活动半径也有限，基本很少出村，哪怕县封了对他们也没什么影响，他们不知道封控是什么，也不知道新冠的科学知识。只是通过短视频，知道新冠很危险，就对新冠很恐慌畏惧。
放开管控后，感染新冠已经无法避免。怎么消除农村人的新冠恐惧，宣传科学的新冠知识，甚至提供心理疏导，也是需要考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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