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凤岐老师可能80岁，前两天去世了，应是死于新冠。我早就想写这段回忆录，迟迟没有动笔，想起来非常后悔。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不能等人死了以后再写回忆录 ，要写就在活的时候写 ，让他本人也能看得到。我和曹凤岐老师值得在一生中或在历史中，能有点价值的东西有两个小片段：

第一段，我们在一起学习半年，1976年我二十四五岁，他30多，率领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和北京市总工会联手开门办学，办了一个批儒评法学习班，长达半年。我是作为工人理论队伍派出去学习。曹凤岐老师已是北大教师，留校当辅导员，就应该是我老师这辈的。我对他的印象是非常能干，和蔼可亲，那时北大从老师到辅导员，在工农兵学员前面俯首帖耳，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时代，学员气焰嚣张。在一起基本上没谈过什么学问，就是谈社会上的事，单位里的社会经验，大部分是从部队推荐上来的。

还就是我听了几位北大老师的课，受益终身。最深刻的是赵静老师，中西文化比较，已经突破了单一历史发展一元论，走到文明多元论和循环论，不能用5种生产方式来套中国。郭沫若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周一良写的世界史我都看过，思考一些问题。赵静老师提纲挈领，突破了社会两个阶级的说法 说是三个阶层，奴隶社会西方发达，不仅是奴隶和奴隶主，还有一个平民阶层，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也是有三角关系，，政府，私人地主和自由农民。对比中国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差太远了。西欧封建社会是很落后的，日耳曼人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组织征服古罗马帝国，和比较先进的文明相结合，形成分封诸侯制，西欧封建社会是分裂的，叫领主所有制。国王没有实权，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对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欧洲真正有统一的有组织力量是教会。封建社会很短，叫中世纪800年，很快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就大不一样，封建社会太发达了，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算，也是三种力量，国家，地主和农民，地主和政权相分离是私人地主，农民和地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属自由农民。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太发达，所以资本主义起不来。这一系列观点我一直用到现在，最初是受到了赵静老师的启发。我就此就认识了曹凤岐老师。

以后一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当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我们交往很多，他请我去他们学院讲了半年国际金融，参加很多研讨会。但我和曹老师的关系没延续下来，后20年就中断。这主要是我搞经济学非主流派，和经济学主流派发生分裂。和曹老师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我们关系也受到影响。

我1994年到经济研究所以后，6位著名自由派改革经济学家，联手反对朱镕基搞宏观调控，左大培在我们经济研究所是我的同事，写了一篇文章骂人家，叫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引起轩然大波。这边就采取私人封杀，到处打电话，让各报纸经济学界的各方面人士，谁也不许理左大培。我就看不惯这种做法，就公开出面支持左大培。我们做的肯定是对的，也没有必要去得罪这些老师，这都是改革派的很著名的人物。我80年代也是改革派在天津开发区也很有名，他们也很认我。为了一个政府决策得罪了这么一大片人，现在想起来挺幼稚，我为此受到很大损失。包括和曹凤岐老师的关系，来往也没啥意思了。

这是经济学界分裂的一个重大事件。左大培后来跟我说，吴敬琏支持他，带着他见了朱镕基，说我这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全都反对我，就你一个年轻人来支持我了，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左大培就告诉我了说，他也不想和政府领导人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也不想有，刚干8年处长出来，想清静，好好搞几年学问，结果我们俩人就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和政府建立渠道的机会。

现在看来真是太傻了，为政府政策得罪这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和政府建立点联系。后来倒是光华管理学院给我来一个电话，说是厉以宁老师想请你去参加讨论会，我说好我去。结果一直没有收到通知，后来发现他们把通知寄错，寄到我们单位去了。我当时应打电话给曹老师，我也是不关注人事关系。我是就觉得实在太没缘分，没有做任何补救和解释。从那之后和曹老师也就再没关系，一直到他去世我才有所醒悟。当时北大老师厉以宁和肖灼基，对我都是相当好，因为这些经济学的这些争论值得分裂吗？争论观点是我们对，我只考虑观点对错去得罪这么多人，确实很不明智。引起了他们那些学生，对我抱有很大仇恨，进行很多的打击报复，现在想起来悔之晚矣。事还得说清楚，留给后人们去总结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