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2月，经历自立军起义的血与火考验之后，抱定“流血救民”志向的蔡锷以“奋翮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兵事”栏目上发表《军国民篇》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造就军国民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提出了尚武救国的进步主张。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不仅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今年适值《军国民篇》发表120周年、蔡锷诞辰140周年，特作此文，以为纪念。

一、《军国民篇》的主要内涵

在《军国民篇》中，蔡锷首先对近代中国爱国志士为反帝救国而奔走呼号、英勇献身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虽然爱国志士先后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自立军起义，但中国被列强欺凌的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改变，清政府反而逐渐沦为“洋人的朝廷”，在“毒蛇、猛兽、大盗、小窃环而伺之”的危机之中仍“昏愦于睡梦之中”，以致“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反观日本，“区区三岛，其面积与人口，遥不及我四川一省。而国内山岳纵横，无大川长河，故交通之道绝。举全国财力，仅及百二十万万，其民之贫乏无状，可以概见。然而能出精兵五十万，拥舰队二十五万吨，得以睥睨东洋”。

两邻国之间，何以有如此大的差别呢？蔡锷认为，根本原因就是日本“尚武”，而中国“尚文”。他指出：“日本之国制，昔为封建，战争之风，世世相承，刚武不屈之气，弥满三岛，蓄蕴既久，乃铸成一种天性，虽其国之儿童走卒，亦莫不以‘大和魂’三字自矜”。进入近代之后，受西方的影响，日本的尚武精神与西方的军国民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普及军事教育，使“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从而造就了强大的军国民，以致“独获为亚洲之独立国”。而中国，则正如日本前文部大臣尾崎行雄所言，“系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鉴此，蔡锷大声疾呼：“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为什么中华民族不能造就军国民呢？经过考察古今和反省思考，蔡锷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教育方面的原因。蔡锷指出，教育是国家之基础，社会之精神。人种之强弱、世界风潮之变迁流动，皆决定于教育。故东西各强国都极端重视教育，莫不以教育为斡旋全国国民之枢纽。除了推行义务教育制度外，还使学生所践之课程，“皆足发扬其雄武活泼之气，铸成其独立不羁之精神”。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教育制度，则“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鼋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谓之章词，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通过强烈的对比，蔡锷沉痛疾呼：“欧美诸邦之教育，在陶铸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军国民之资格。中国之教育，在摧残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奴隶之资格。以腐坏不堪之奴隶，战彼勇悍不羁之国民，乌见其不败耶！”

二是学派方面的原因。蔡锷认为，宗教对民族精神影响至巨。“奉摩哈默德教之于民，则有轻死好战之风；奉耶酥教之民，则有博爱坚强之风；奉佛教之民，则有勘破生死，屏绝利欲之风。以上诸教，皆与军国民有绝大之影响。故苟奉以上诸教之邦，其国民之性质，未有不弘毅尚武，得以凌制他族者焉”。而中国无宗教则以学派代之，可析为孔派和老派。孔派主动、主进取、主群、主刚、主争竞、主责任；老派主静、主保守、主分、主柔、主退让、主放弃。因而，孔派含尚武之精神，老派含贱武之精神。但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对孔派精神作了篡改，使之名孔实老，并加以推崇，“则孔派之精神愈泯，老派势力遂得以泛滥天下，流毒万代，根深柢固，牢不可破”。因此，他悲叹道：“中国之孔派，非孔派也，张孔派之旗鼓，而为敌派之内应耳。”

三是文学方面的原因。蔡锷认为，中国历代诗词，大都“模写从军之苦与战争之惨，从未有谓从军乐者”，“不斩楼兰终不还”之句，则如麟角凤毛之不可多得。这样的作品使中国的烈士壮夫读之“垂首丧气，黯然销魂”。而中国之小说，非佳人则才子，非狐则妖，非鬼则神，或离奇怪诞，或淫亵鄙俚，其思想皆不出野蛮时代之范围，使中国中上以下之社会，莫不为其魔力所摄引。“此中国廉耻之所以扫地，而聪明才力所以不能进步也”。

四是风俗方面的原因。蔡锷指出，中国素有“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谚，“穷乡僻野之愚夫愚妇，亦常道之，而长者每持此以为警励后生之格言”。反观日本，“社会上之于军人也，敬之礼之，惟恐不及。其入营也，亲族邻里醵资以馈之，交树长帜以祝之，厚宴以飨之，赠言以励之；子弟之从军也，父母以为荣，兄长以为乐；游幸登临之地，军人可半额而入之，饮食衣服之肆，于军人则稍廉其值；其行军于野也，则乡人曲意优待之如宾；苟临战而遁逃避慝，或作非行以损全军之名誉，一经屏斥，则父母兄弟邻里亲族引为深耻奇辱。生者有生之辱，无死之荣，是以从军者有从军之乐，而有玷名辱国之畏”。相比之下，他慨叹，“以吾国之贱丈夫，而与彼劲悍无前之国民兵战，是犹投卵于石，热雪于炉而已。”

五是体魄方面的原因。蔡锷指出，注重国民体育是东西方列强的立国之本。“昔斯巴达雄霸希腊，罗马之峙立欧洲，蒙古鞑靼人之横行东方，日耳曼蛮族之战退罗马人种，非有所谓绝伦之智慧也，不过体力强悍，烈寒剧暑，风雨饥饿，皆足毅然耐之而不觉其苦而已”。“日本自甲午战胜中国以后，因扩张海陆军备，益知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民之基础，于是热心国事之俦，思以斯巴达之国制，陶铸大八洲四千万之民众”。反观中国，“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二，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盲者、哑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全面计之，又居十分之一二。综而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之中，复难保其人人孔武可恃。以此观之，即欧美各强弃弹战而取拳斗，亦将悉为所格杀矣”。

六是武器方面的原因。蔡锷认为，“中日之役，海陆二战，何以皆胜于中国？此中胜败之机，武器之良窳，未必绝无关系也。”而中国武器的落后，实在惊人，时至今日，“犹不出斧、钺、剑、戟、矛、弓、箭之类”。此等武器，正如尾崎行雄所说“非杀人之具，而威吓人之具”。他指出，虽然近30年来，清政府派人出洋学习洋人制器之技，国内制兵之局相继林立，但绝无成效可睹。为此，他叹息：“中国无尚武之精神，是以无可恃之武器；无可恃之武器，故尚武之精神为之摧抑销磨而不可振也。”

七是音乐方面的原因。蔡锷指出，“军人之于音乐，尤为关切深巨”。“刘越石被胡骑困围数重，乃终夜奏胡笳，群胡解围而走。斯巴达败于麦斯埒，求援于雅典，雅典遣一善笛者应之，斯人军气，为之大振，卒获胜而归”。因此，“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反观中国，“则惟有拉叭、金鼓，以为号令指挥之具，而无所谓军乐。兵卒之所歌唱，不过俚曲淫词，而无所谓军歌。至海军则尤为可笑，闻当休息暇闲之际，则互摇胡琴高唱以自娱，此诚可为喷饭者矣”。

八是国势方面的原因。蔡锷指出：“天下一家，则安逸而绝争竞，当四分五裂之局，则人人有自危之念，故争竞心重，而团结以拒外之心生焉，自立以侵人之念生焉。当是之时，团体以内之人民，不得不勇悍轻死，不得不耐劳茹痛，不得不研究争竞，以求自存之道。故风浪疾，则‘同船共性命’之念切矣。……自秦一统以后，车书混同，而国家之观念潜销已。自唐以后，乃专用募兵，民兵之制既废，而国民之义务愈薄已。民惟纳租税以供朝廷之诛求，朝廷惟工聚敛以肆一家族之挥霍，其他则非所问。呜呼！此外寇侵来，只有箪食壶浆，高举顺民旗以屈膝马前耳。”

蔡锷以上对中国缺乏尚武精神原因的反思和分析，虽然不无愤激之处，但总体而言，颇具见地，切中时弊，发人深省。在深入分析中国缺乏尚武精神的原因的基础上，蔡锷借鉴欧美和日本的做法，对于造就中国的军国民，提出以下主张：

第一，改革教育，普及尚武教学。蔡锷呼吁，废除科举制度，举办新式学堂，改良教学内容，加强对学生的爱国尚武教育，并发扬其雄武活泼之气，铸成其独立不羁之精神，使之“养成其军人性质于不知不觉之中”。

第二，改革学派，弘扬尚武精神。蔡锷主张破除重文轻武的旧观念，推翻在学界中占统治地位、含贱武精神的老派，弘扬含尚武精神的孔派，在思想观念上形成尚武精神。“学派者，国民思潮之母，中国思潮之敝陋，至今日而达极点，非一洗数千年之旧思潮而更新之，则中国国民其永就沉沦之途已，安得一路德其人，推翻伪孔而使真孔重睹天日哉”。

第三，移风易俗，提高军人地位。蔡锷指出：“兵者国家之干城，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捐死生，绝利欲，弃人生之所乐，而就人生之所苦；断一人之私，而济一国之公，仁有孰大于兹者！”因此，他呼吁，全社会破除“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观念、旧风俗，形成从军为荣，从军为乐的风尚，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使军人成为社会上可尊、可敬的对象。

第四，发展体育，增强国民体质。蔡锷呼吁学习西方，将“体操一端”，“视为衣服、饮食之切要，凡关系体育之事，奖励之方，无微不至”，以增强国民的体质。

第五，改良文艺，提振民气。蔡锷主张创作含有爱国尚武思想、激励士气、振奋军威的文学作品和军歌军乐，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与竞争心。“自斯以往，其或感欧风美雨之震荡，知生存之惟难，乃发畏惧心、捍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则中国之前途，庶有望乎！”

第六，扩充军备，增强军事实力。蔡锷指出，近半个世纪是世界列强竞相扩大军备的时期，虽然“以带甲百万之俄罗斯，而首倡万国平和之会，在常人之眼视之，以为恶兽结放生社”，但实际上，“不过借此以弭天下之猜忌而己，乃得肆其爪牙而已”。通过人均法的分析，蔡锷得出世界列强的“国民各人之负担军费”，“在英六角五分，在法四元八角有奇，在德三元一角有奇，在意为二元四角，在俄为一元四角有奇，在奥为一元八角有奇，在日为四角四分”。他认为，即使“以负担最微之日本揆之吾国，每岁军费当在一百七十兆元以上”。

第七，改革军制，实行义务兵制。蔡锷指出，殷周时实行“除老弱不任事之外，人人皆兵”的“民兵制度”，而“唐宋以降，始专用募兵，而国民皆兵之制扫地矣。民既不负捍卫国家之义务，于是外虏内寇，而中夏为墟，数千年神器，遂屡为异族所据”。而“自南非之战起，英人乃始知募兵之不足恃，于是改革军制之议，骚动全国，而英军不足畏之名，亦致暴露于天下。美国常备兵员为数虽寡，而当与西班牙构衅之际，英年子弟，争附军籍以临阵者，不可胜计。募兵与民兵之优劣，不待智者而知之也”。因此，他主张改变募兵制，实行义务兵制，并在比较德、法、俄、意、奥、日、美等世界列强的全国人口数、现役陆军数额和战时人员数之后，认为“以中国人口之数而计，则现役陆军员应为四百万众，战时人员应在二千万以上。苟如斯，则虽倾欧、美、日本全国之师以加吾，自足以从容排御而有余裕。即使排闼外向，步成吉思汗之旧轨，横冲直闯，以与他族为难，恐巨狮爪牙之下，必无完躯者矣”。

第八，陶铸国魂，提升国民竞争力。蔡锷指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在他看来，日本的国魂是充满尚武精神的武士道，这种精神是促使日本“独获为亚洲之独立国”的动力；德国的国魂是祖国主义，它是促使德国反抗外来入侵、“突飞急跃”的泉源；美国的国魂是“美洲之局，他国不得而干涉之”的门罗主义，它是美国凛然不可侵犯的原因；俄国的国魂则是约翰郭拉所唱之斯拉夫人种统一主义，它是促使俄国逐渐发达强大的原因。他认为，中国也应陶铸国魂，并表示“吾脑质之中有一国魂在” 。虽然他在文中对中国国魂的内涵没有明确地表述出来，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这就是一种抵御列强侵略的尚武爱国和勇于为国捐躯的精神。（未完）

（原载：《特立研究》2022年第4期； 2022年12月18日在邵阳市举行的“弘扬蔡锷爱国主义精神”学术研讨会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