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关于基洛级潜艇的文章中提到过，在中俄军贸中，俄罗斯有一个慢慢“转变心态”的过程，主要是俄方在军售中逐步调整心理落差，从长期单方面提供援助的“老大哥”，转变成赚取利润的“生意人”。不过，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双方刚开始接触时，虽然距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两年，但中方代表们还是能感觉到，俄罗斯人身上那种残存的“大国沙文主义”味道。

1993年3月，中俄在北京开始了首轮关于引进基洛级的谈判。

说是谈判，其实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由俄方介绍潜艇及配套设备的技术参数，中方提问，俄方回答。

这本来是一次平等的军贸会晤，但部分俄方代表却依然习惯于“居高临下”，他们的态度是，关于性能指标没什么可谈的，我们给什么就是什么；双方唯一要谈的是价格。

这就是典型的“老大哥”心态。

之所以俄方态度有那么一些傲慢，是因为他们中有些人仍然认为，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是对中国的“援助”，等同于五十年代的对华支援。因此，即便很想做成这笔生意，俄国人依然有“我卖潜艇是在帮你”的潜台词。

因此首轮会谈后，俄方没有向中方提供技术规格书，显得比较敷衍。在中方反复要求下，他们才提供了一份不但内容非常简单，而且范围也很窄，只包括几个总体概略指标的技术规格书，距离我们的要求差距很大。

面对这种情况，中方只能严肃地指出，中俄之间进行的是“平等互利”的贸易，本质上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绝对不是单向援助。

我们的代表告诉对方：双方是互惠互利，中方是买家，就必须对产品的性能指标有详细的了解，而且后续监造、验收也都要以此为依据。

我们付了钱，当然要买个明白。这么一个如今看起来很简单的道理，在三十年前却不得不进行郑重其事的交涉。可见在谈判之初，两国的认知是有相当差距的。

好在中俄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谈判中也互相理解，感情上也逐渐熟络，再配合各自的策略和智慧，所以合作虽然有磕碰，但也一直在相向而行。

俄方逐渐理解并同意了中方的要求，最终向我们提供了关于潜艇和鱼雷武器的详细技术规格书。

不过，凡是涉及技术状态的问题，在两国谈判中总是很棘手。

仅仅3个月后，当中国代表团再次前往俄罗斯详细考察877时，俄方又有点儿举棋不定，不但给中方设置一些小障碍，还隐瞒了一种配套的先进鱼雷。

1993年6月，海军向俄罗斯派出第二个考察团，专门考察877和636，其中登艇参观是一个重要环节。

当时636只完成了设计还没有成品，因此除了造船厂里尚未完工的，编号为B-171和B-177的两艘潜艇之外，想看真家伙，就只能去俄军潜艇部队。他们当时装备了自用版的877，比出口型要先进一些。

于是中国海军代表团提出，希望参观俄军现役的877。但要求提出后，俄方却有些不太配合，拖了很久都不安排。

客观讲，让他国海军登上本国主战潜艇，的确需要较大决心，因为潜艇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属于保密级别很高的装备。

比如在天津航母公园和青岛海军博物馆，即使参观我军已经退役的潜艇，但内部仍然不许拍照，潜艇的特殊性可见一斑。

但中国海军毕竟是重要客户，俄方考虑很久还是同意了参观的要求，但他们也开出了一个“六不”的条件：参观时派员“不能超过两人”、参观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参观时“不能带翻译”、“不能记录”、“不能提问”、两位代表在艇内“不能互相讨论”。

这次考察潜艇，海军领导提出的要求是：要重点了解俄军装备的877和打算卖给我们的877之间，到底有哪些区别。

因此尽管条件苛刻，我们也还是同意了这个“六不”的要求。

海军选定了两位登艇代表，分别是海军装备部专项办公室副主任赵登平和他的一位同事，二人一个负责考察全艇总体，另一个负责考察武器系统和电子装备。

正是这次登艇，让他们发现了一种先进鱼雷的蛛丝马迹。

负责考察武器系统的赵登平，在海军装备部分管潜艇鱼雷武器系统和电子装备。登艇后他和同事按照分工，分头开始参观。

他最先进入的是鱼雷舱，但在这里没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接着他来到潜艇最重要的舱室——指挥舱，坐在指挥台前仔细观察。这时，显控台右侧的一个开关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个开关呈半弧形，从左到右排列着好几个鱼雷型号。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赵登平立刻意识到这应该是雷种选择开关，从这里可以快速选择需要发射的鱼雷。

这个发现让他有点兴奋，于是开始更加仔细的观察。

从开关上列出的鱼雷型号看，俄军877不但装备了传统的直航鱼雷，还有先进的制导鱼雷。在这些鱼雷名称中，出现了一个以前从没见过的型号！赵登平‬判断，这应该是一种‬高度保密的鱼雷‬。

从艇上下来后，他立即把这个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

其实，之前我们在考察俄罗斯的鱼水雷研制单位时，就已经感觉到对方有一些新型号的武器，但俄方在提供877的配套武器清单时，却‬只列出了‬比较旧的型号。

现在有了这条新线索，又经过缜密的调研和论证，中方基本确认：俄军877配属了一种秘而不宣的先进鱼雷。但向俄方求证时，对方却矢口否认。

俄方的否认也并没有让我们感到太意外，军售毕竟不是普通贸易，有其特殊性‬。

后来经过中方一番真诚坦率的沟通，又耐心等待了一段时间后，俄方终于‬承认，先进鱼雷的确存在，但他们也强调：这是俄军的主战鱼雷，不在本次‬出售之列。

后来确定引进时我们才知道，这种‬鱼雷‬使用大容量电池为动力，航速高达45节，导引头采用‬综合引导技术。它破坏力极强，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过这是后话，起初俄方的态度是拒绝出售。

在赵登平和其他代表团成员所撰写的回忆文章中都多次‬提到过‬这型鱼雷‬，但具体型号却并未披露。

出于好奇，我对照‬这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后发现，在提及‬鱼雷时，文章中使用了“俄军主战”“重型”“线导及多种制导方式”“航速大约45节”“电池动力”等关键词。有了这些线索，稍一检索就能发现，俄军TEST-71型反潜鱼雷及其升级型号，最符合以上条件。

不过这也仅仅是我个人的粗浅判断，并没有确凿凭据，如果朋友们有更靠谱的信息，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在确认了877还有更好的配套武器之后，我们当然希望能和潜艇一同引进，这样会促进我国鱼雷的研制和发展，对海军装备升级意义重大。

于是在北京举行的谈判中，中方正式提出希望‬引进‬这种‬鱼雷‬。但俄方代表团的‬‬态度却是‬，先谈潜艇，等潜艇合同生效两年后才能卖鱼雷。

海军副司令贺鹏飞得知‬这一情况后‬明确指示我们的代表‬：可以接受俄方推迟两年再交付鱼雷的‬条件‬，但鱼雷的‬采购数量和价格，必须这次就定下来。他还特别交代：如果鱼雷谈不成，那潜艇的订购合同也不能签。

贺鹏飞是贺龙元帅的儿子，从80年代起就经常和西方公司打交道，曾参与引进过‬黑鹰直升机、小羚羊直升机等项目；苏联解体前他也曾多次赴苏考察，直接参加过引进苏27战斗机的谈判，具有丰富的对外军贸经验。

在得到贺鹏飞司令的明确指示后，海军装备部专项办主任金矛连夜和俄方进行会谈，但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仍然没有结果，最后就是卡在了‬鱼雷上。

这时金矛主任改变策略，邀请俄方代表团团长进行一对一谈话，除了翻译，只有金矛和对方团长两人。在这个相对轻松的环境里，金矛向对方摊了牌，他说‬，如果这次鱼雷谈不成，那潜艇我们也不要了。

这个坚决的态度让俄方代表团长有点吃惊，他考虑了一会儿表示‬，要和国内通话后再定。

金矛主任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他对把鱼雷谈下来是有信心的。

首先，向中国出口潜艇，事关俄国军工企业的生存和圣彼得堡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这个生意他们是非做不可的；

其次，鱼雷再先进也只是潜艇的配套武器。潜艇都卖了，鱼雷没有不卖的道理。

果然，俄方代表团团长在请示后，‬同意随艇一同出售鱼雷。但这个决定却在现场引发了一场‬小风波‬。

一名俄罗斯代表团成员不但‬当场‬坚决反对，还‬当着中国代表的面和俄方团长争执起来，一番‬争吵还不算完，他还‬要求直接和俄罗斯国内通电话。

于是‬中方就‬给他安排了一个专门打电话的房间，结果他在电话里的大吼大叫的‬声音‬还是传到了房间外，显然是和国内也吵了起来。

但‬做出出售‬鱼雷‬决定的是高层，俄方代表团内没人能改变结果，所以虽然有这个小小的意外，但鱼雷的事还是就这样定了下来。

从1993年底开始，中俄之间经历过好几轮谈判，前后历时近‬两年，这个关于鱼雷的故事只是其中‬插曲之一，比鱼雷更激烈的争执发生在价格谈判中。

1994年春天在北京进行商务谈判时‬，中国‬代表团40多人和俄方一谈就是二十几天或者更长，有时两三天都不能睡觉，为了一个细节反复争论。

负责这部分最艰苦谈判的是总参专项办公室的‬马庆华主任，他这样回忆：“谈判时俄方当然总想要高价，我们当然是想少出钱。这涉及到双方的重大利益，因此非常容易针锋相对。我们在工作时，既要跟俄方讲共同利益，还要尊重对方并听取他们的理由，之后再找出反驳的论据，所以通宵达旦工作的情况经常出现，实在谈不出结果的时候，就只能暂停。”

在俄方代表团中，有几个很难对付的谈判对手，最主要的是一位名叫格里申的退役海军上将。他当时虽然已经年过七十，但思维缜密，不急不火。不但谈判技巧高超，而且心理素质超强，即使进入胶着状态，也不会流露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焦躁。

有时候已经谈好的条款，到了他那儿‬就会被推翻然后重新再谈，因此和他谈非常吃力。我们的很多同志，都对和格里申打交道感到头疼。

其实，格里申将军是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双方必须合作，但同时他又是个坚定维护俄罗斯利益的强硬派。跟这样的对手过招，确实提高了我们的水平。

1994年7月底，经过‬艰苦谈判后‬，4艘基洛级潜艇的采购合同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签署，中国正式引进2艘877和2艘636型潜艇‬及其配套设施；1994年9月初，两国副总理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了引进潜艇的政府间协议。

自此，中国先于俄罗斯成为636的第一个国际用户，取得了谈判的重大成果，最后签订的合同金额，也比预算低了百分之十几，为国家节省了几千万美元。

据全程参与基洛谈判的马庆华主任回忆，这次‬引进‬潜艇‬，海军派出了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参与谈判，他们不但专业而且认真负责，展现出了‬极强的工作能力。从这些当时参与项目的骨干中，后来走出了十几位少将和好几位中将。

1994年12月，首艘877潜艇在圣彼得堡的港口升起了五星红旗，舷号364。接下来的任务是跨越大洋，把它转运回中国。下一篇文章，咱们继续聊基洛级潜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