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随学

1927年以后，在蒋介石手中形成的这个政权，既不是极权主义的，也不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领域中不稳定地处于二者之间……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权就是它本身。

——费正清

辛亥革命终结皇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目标明确，契合国情；然而，所建立“中华民国”就体制而言，却是与改良派们的“君主立宪”同源，亦为远洋舶来之他人的“经验”之物，并无有源于自我本体的创新。于是，其所作所为，不但是续接“西向”初时的“荆人袭楚”、“刻舟求剑”和“抱婴投江”，更成为社会实践版的“东施效颦”……由而，“民国”所在的数十年间，总是在复辟-革命-再复辟-再革命的漩涡里打滚，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除“民族主义”部分实现1外，其核心之“民权主义”和社会革命之纲领“民生主义”，则始终只是悬浮在空中的“理想”；而由于旧体制崩塌、新体制难立，自袁世凯垮台至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前的15年间，国家在整体上所处的，事实上是一种“准无政府状态（Quasi anarchy）”2，其结果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期间，尤使得民国时北洋政府丧失其合法性的，莫过于1915年与日本签订《中日民四条约》3，所引起国内各界及海外华人的反对浪潮，以及因1919年“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主权，所激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而起自1926年、由国共第一次合作所推动的北伐战争，翌年即席卷大半个中国，使得北洋时期民国政权的“东施效颦”，告以终结。

1928年12月29日，随着奉系军阀张学良通电“易帜”，南京的民国政府从形式上实现了统一。然而，由蒋介石统御的“民国”，除了在外交上愈益依赖美、英，甚至和始终在图谋中国的日本勾扯不清，政权“建设”上则非中非西、中西糅杂，成为蒋氏特有之本土与外来两种“经验”之物杂揉的“四不像”外，凡涉及“民生主义”之重要的社会变革，一项也无——就是说，几乎全然丢弃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此，学者高华称，“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丧失政治理想、没有精神凝聚力的松散的‘政治’集合。促使国民党集合的动力只是利益，而非意识形态”4，其大多数成员只是“利用这个政权的制度性质，来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声誉和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的幸福奋斗”5；学者杨奎松称，南京政府的性质“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传统政治的统治架构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它依旧是一种头重脚轻、政权与其被治之民上下脱节的统治结构。其统治模式依旧是以城市为中心，中央和各地军政官僚机构依靠县以下的地方士绅地主阶层，来实现对广发农村基层社会的征缴与治理的模式”6；亦如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明王朝的评价，“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7……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则尤为深刻地概括道，“1927年以后，在蒋介石手中形成的这个政权，既不是极权主义的，也不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领域中不稳定地处于二者之间”、“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权就是它本身”；8其主要特征是，“在蒋介石时代，他所领导的军队成为政府的统治部门，他本人也成为政权中凌驾一切的存在”、“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真正权力就行使到哪里”、“蒋介石的影子遍布各个角落……他的利益触及哪里，哪里就有政府的活动；而在别的地方，如果不是瘫痪，至少是听任政策放任自流”9……如此，即便不从更多层次作更深的剖析，单只从蒋氏政权这身固守长袍马褂、却又不能不外罩起西服领带的蹩脚打扮看，其终究之不容于世，也属当然。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阐述20世纪的世界历史时，引用L．K．胡斯（L.K.hus）的话称，“西方世界如今是人类命运的主宰者。似乎十分有悖常理但又千真万确的是，对西方实际统治的反抗已大大有助于完成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征服。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世界其余地区不得不模仿西方。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标已为人们所接受，并被用来同西方的控制作斗争”。显然，从目的论（teleology）、即“一切人类都被它的集体潜意识引向未来”的角度看，这说法足可阐释中国从晚清直至民国的“一路向西”史；但是从方法论（methodology）的角度看，则由于如前所述，包括“洋务运动”主导者、维新党人、“君主立宪”派、革命党在内的“先进的中国人”，首先在“观世界”的问题上就严重错位，即无视20世纪西方列强已进至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格局，仍期冀中国能唱响18世纪时尚处于资本主义初期时西方的“过去的歌”，用以“自强自救”，故此从表面看，所得皆为“非预期性效果”，从实质讲，则是从起始就已跳进学者周宁所说的西方为非西方民族和国家设置的“文化陷阱（Cultural Trap）”。

参考文献

1、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完全成了维护满族和列强利益的政府。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席卷全国，最终彻底推翻了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实现了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家的民族平等；但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勾结之军阀的目标并未实现。（作者注）。

2、之所以加个“准”字，是因继袁世凯之后，当时已徒有虚名的“中华民国政府”，还有过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6位“总统”。（作者注）。

3、即袁世凯政府与日方因《二十一条》谈判多次最终确定的修正案，由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关於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於山东之条约》等条约，因在中华民国四年（1915）签订，故被称为“民四条约”。（作者注）。

4、参见《革命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第32页>（高华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美】费正清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6、参见《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之研究》（杨奎松/文 《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7、参见《万历十五年：自序》（【美】黄仁宇著 三联书店1997年版）。

8、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美】费正清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9、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