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随学

中国的文化批判者自以为是本土文化批判的主体，实际上其主体性是虚拟的，不过是充当了比西方话语更为激进的“代言人”。

——作者

19世纪，西方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取代启蒙主义时代的“进步”，摈除了启蒙主义进步观念中尚存的一丝人道主义的道德同情，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物界高级物种消灭低级物种的“普遍法则”移植为“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ism）”后，所谓优等的欧罗巴民族与其创造的优秀的西方文明，最终消灭取代劣等的东方民族及其停滞落后的文明，就不仅成为必然、成为宿命，且成为正义的进程。

不言而喻，接受并认同西方进步/进化观念的前提，首先要接受西方关于“中国停滞”（或中国是“停滞的文明”）的定性，就是说，中国知识界关于自身文化和文明的自省与批判，其观念基础并非立足于中国现实，而是建立在西方认知的中国形象上。由于批判的真实性基础被暗中置换，其指导下的社会变革或革命就失去现实基础——尤其是接受进步/进化的话语秩序，等于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与帝国主义秩序的合理、合法乃至“正义性”。而接受了西方关于“中国停滞”的定性及其所谓进步/进化的文明秩序，以此为前提所欲达致的“自立自强”、即所谓的“现代化”，就只能成为貌似“光明”的幻景——因为按西方给出的停滞/进步（Stagnation/progress）定性及其规定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前途只有一种：要么在“停滞”中灭亡，要么在“发展”中灭亡。

什么意思？前一种“灭亡”不难理解：按照西方的进步/进化论，其主体是种族（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作为种族，中国人如果不自觉自强、不彻底“西化”，就会被作为劣等民族淘汰；然而，中国作为文明主体，其民族认同是在文化中实现的，即中华民族在种族上是合混的，识别性只在于共有的华夏文化——如此，设若为自立自强、实现所谓的“现代化”而丢弃华夏文化（文明）、彻底西化，即按照西方给出的路径“发展”的话，其主体（中国）就不复存在，即如同美洲、澳洲或印度那样，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中国人”亦不复存在，而是像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的黑人、澳洲土著或独立前的印度人那样，成为优等的欧罗巴民族的猎物或附属——这岂非另一种意义的灭族灭种？就是说，在西方进步/进化之语境及其所规定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下，无论中国选择“停滞”还是“发展”，其终局都是两个字：灭亡。

事实上，从严复到康有为、梁启超，那一代人已意识到这种困境，只是激流之下，难以自持；而选择另一种意识形态，以便能超越停滞/进步话语系统为中国设置的文化陷阱，则成为其时文化精英共同关注和撕裂冲撞的“聚焦”。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马克思主义和在其指引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中国人在残酷绝望的现实中看到的唯一的光明和希望。

就其时现实看，虽然也出自西方，然而与启蒙主义和社会进化论的语境迥异，马克思主义超越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种族等级的世界秩序，不但将历史的主体从民族换成“人民（the people）1”，将划分世界的尺度由民族/国家或东方与西方的对立，换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还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斗争的理论，预示了中国可通过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途径，缩短历史在某一个生产方式阶段上停留的时间，从而在人类历史的征程中，赶上并超过西方……这就为迷惘的中国，指出了期待已久的文化与政治的超越之路，又怎能不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呢？

尤为相契的是，与西方旧有的所有思想家不同，马克思超越在西方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理念，揭示了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的“阶级（class）”以及全球性的阶级剥削，想象总有一天会“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世界性社会——就此所显示出的世界尺度的思维，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预言和承诺，不但与中国的“天下”理念至少在“形式”上契合沟通，更还与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在《礼记·礼运》篇里勾画的“大同世界”3，遥相呼应……这样一来，由接受停滞/进步话语系统所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被幻觉般地弥合，不但为当时、为随后、为现在，更为未来重温和实现中国的文明之梦，展现了浴火重生般真实又满溢理想主义色彩的璀璨前景。

参考文献

1、泛指人，是区别于敌人的政治概念；亦指作为社会基本成员主体的劳动群众，是区别于少数有特权者的阶级概念。（作者注）；

2、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论人民民主专政》<第1475-1476页>（毛泽东著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3、参见《礼记·礼运》篇相关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