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欺诈、不可偷窃、不可性侵、不可伤害无辜……从古至今，很少有人在道理上反对这些道德诫条，很少有人主张欺诈是美德，偷窃是行善。但在某些社会中，我们会发现，人们很容易就会说谎、欺诈，甚至伤害无辜。当然，这么做，并非是他相信这些行为是正当的，而是这样做对他是有利的。

但为什么这些道德上的“恶行”，会让当事人获利，而并非接受惩罚呢？答案也很简单——道德失范——一个社会应有的“道德底线”的缺位。在这样的社会里，坏人总是得利，好人就总是被害。比如，说真话的人，却被人以道德原因举报——就是因为某种“道德”压过了说真话的道德，而告密的“非道德”却不会对告密者造成影响。

于是就变成刀尔登在何怀宏《新纲常》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是不知道好坏，我们只是做不起好人。”也正因为如此，著名的伦理学者何怀宏呼吁建立属于中国的“新纲常”，帮助中国社会找到“道德底线”以及一个积极的“行动平台”。

我们要问，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为何需要“新纲常”？“旧纲常”去哪儿了？

——1840年以前的中国：儒表法里，最终变成“礼教杀人”

道德的本质是自律，而不是律他。但秦以后的中国，以统治上的理由，把道德作为社会治理的普遍规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一套道理标准，建立并支撑了中华专制的漫长历史，但其本质是“人”的全面社会化，人的价值仅存在于其社会依附关系当中，并且不容置疑，其代价是“人”的消失，最终演变成“礼教杀人”。

——1840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性冲击，从调适到启蒙

“鸦片战争”以来，晚清政权面对外敌，为其生存展开了一系列或被动或主动的变革（推荐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面对这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道德观经受了剧烈冲击。

随着清朝落幕，共和登场，政治的巨变产生了思想的真空，启蒙运动轰轰烈烈（推荐《民国思潮读本》），旧道德与新道德彼此争夺生存空间，也并行共存于中华大地，直到1949年，共识尚未达成，底线有待确认。

然而，善于摧毁一个旧世界，并不等于新世界会主动敲门。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代价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停滞，更深远的是……

鉴于此，何怀宏呼吁，想要摆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历史窘境，必须以改革开放为新起点，建立“新纲常”，不若此，乱象不止，未来堪忧。

——为什么我们始终强调道德？

因为，经济、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的规则，似乎都与道德无关，但实际上都有一种道德的意义，在社会上影响每个人。我们关心道德，其实关心的是社会的底线，一个好的伦理底线，可以保证在经济、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里，给人一个保障。

就如何怀宏在《新纲常》书中所说，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基础，一定是合乎道德或合乎正义的。要谋求根本的长久之道，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社会道德根基的明确确立。

张维迎：何怀宏兄写了一本好书——《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它符合时代的需要，当下中国确实需要新的伦理纲常。

余世存：何怀宏先生的《新纲常》是一个伦理学家的当代关怀和中国关怀。何先生对道德问题既“沉思有年”，又受当前社会“一些事件的刺激”，因而写下了中国人的道德方略。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

何怀宏老师四十多年来，在社会伦理方面的学术努力是一以贯之的。他不是就道德讲道德，而是深入探寻道德伦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建立紧密联系，也只有这种结合，才能让道德具有现实意义，也才会让社会中的每一个我们得以拥有真正的保障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