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有两位著名的将军因新冠去世了，90多岁的人了，一个是李际均将军，非常著名的战略家，我们学习了他很多思想。再一位就是前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糜振玉将军，他帮助巴忠倓司令（前上海警备区的司令）退休后组织国家安全论坛，每年一次。

当时我在经济学家里是拥军派，国家派，参加了连续五六年，每期都要做大会发言。还有两位，社科院高恒，国防大学朱国林，帮助组织会议。后几年高恒老师去世，朱国林老师也退出了，我也脱离了。这是十几年前的事。糜振玉将军比较关心经济，除了在论坛听我发言，还给我打过两次电话询问经济问题。

80年代我是改革开放派，90年代仍力主加入WTO，同时我组织了经济学非主流，也注意到另外一方面问题，包括军队经商。80年代初军转民，在经济上起了重大作用，这部分生产力不是市场经济创造的，是计划经济创造的。大部分资源都在军队手里，小平了，假设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改正了原来时期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路线变了，自然发展经济放第一位。军队掌握的这部分资源，也不准备打仗了，就大量转为民用。后勤部成立了好多公司，军转民包括机场，港口，卡车，医院，资源都是有剩余的，投入经济建设，80年代初的老四大件，就是军工企业转过来的。最著名的嘉陵摩托，四川长虹是四级部军工企业，好多军工厂都转民品。军队自己成立了好多公司，自己经商，有的参与走私，在社会上引起不良反响，这是80年代的事。

大概1994---- 95 年，胡鞍钢提出正税养军，领导下决心禁止军队经商，资产全部转交地方。1995年我和胡鞍钢同时提出要增加军费，受到军队方面欢迎。我曾到很多部队院校里讲课。当时军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我一讲这个主题就得到听众热烈鼓掌，他们有的院校领导说有些话我们自己不好说，请杨老师来说。

1998年出现大事，美国炸我们大使馆，把中国人给激怒了，又出银河号事件，撞机事件。当时我出面很快组织一本书《大国战略》，在中国的出版物里很早提出大国概念，国家安全概念的。我也发了很多文章。这都可以查。

2000年，我主编了一套丛书10本《跨世纪选择》，里边就有好几本是关于国家安全的，大国战略，安全战略，国防经济学，当时自由派经济学绝对控盘，我们是非主流，国家安全概念很多年都不能提，提了就挨骂。

2008年我抓了一个冲击我课堂的人，遭到了自由派网络暴力围剿，跳出好许多人，全是自由派著名思想家，有最著名的，我现在不能名字。这位校友写了《杨帆又拿国家安全说事了》，他们记仇记得厉害。我比较早从改革派里边转变到国家派立场，特别提出拥军和国家安全，参加国家安全论坛，包括糜振玉将军他们组织的，我参加的次数最多。

我当时和卢周来联合发表了《台海危机西方对我们制裁的估算》，2004年左右，糜振玉将军在大会上提到这篇文章，说我们要估算损失的一方面，早做准备。

20年后，安全已成为国家政策核心，全国宣传和研究的重中之重，军队有了充足的经费，工资和退休待遇大幅度增加，有谁还能想到我们在20年前，为增加军费所做的艰苦奋斗？

前几天糜振玉将军去世，我写回忆录，纪念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