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人为了判断人是否死亡，那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在肛门附近放入水蛭，在乳头上夹特别设计的钳子，或者用一根末端插着旗帜的长针刺入心脏，如果心脏还在跳动，旗帜就会摆动。

会出现这样的探索，也是因为判断是否死亡从来都是一个牵涉到诸多方面，使医生们不得不谨慎的难题。死亡，是既古老又现实的话题。单从现实意义来说，死亡也附有一大堆后果：人格的丧失、个人权利的失去、财产变遗产、保险需兑现等等，当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还需要进行宗教或者符合社会风俗的仪式来标记生命的终结。

在大多数国家，死亡判断是医生的责任，即使是医学发展至今，与人们想象中不同的是，死亡的标准至今仍旧充满争议。而在现代医学建立之前，对于死亡标准的判断，就更是五花八门了。

1死亡是心跳停止……吗？

死亡与呼吸的停止之间联系可以追溯到《圣经》和《古兰经》，但这种联系是含混不清的，人们虽然会用镜子、羽毛等物品来协助判断一个人是否停止呼吸，但呼吸的停止不一定意味着死亡，呼吸暂停让不少人被提前埋葬，层出不穷的此类事件让生与死直接的界限无法被准确地描述。

甚至直到12世纪，才有医师提出被斩首的人会立即死亡；17世纪，解剖学的祖师爷哈维第一次将血液循环和心脏的功能描述为一个泵，在这个概念下，死亡被进一步描述为心脏和循环的停止。

到了1799年，曾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华盛顿在临死前提出要求：“体面地埋葬我，但不要在我死后两天内把我放进坟墓。”反映出彼时人们尚无法较为准确地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时有失去意识的人被活埋，这让总统都感到害怕。直到1853年，信奉顺势疗法的医师EgbertGuernsey在他的著作里表示，还是写应当把尸体的僵硬作为安全的死亡判断标准，而不是把呼吸的停止作为标准。

防止被活埋的棺材|WELLCOMELIBRARY,LONDON/CCBY4.0

不过在那之前，已经有一些大胆的尝试了。早在1846年的巴黎，尤金·布肖博士就因在死亡迹象和防止过早埋葬方法方面的研究而获得了科学院奖。

他提倡使用1819年雷内·莱奈克发明的听诊器根据心跳消失的时间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如果时间超过了两分钟，那么就可以埋葬病人了。自此心跳停止成为了死亡的象征，人们终于有了一种可靠的方法可以确证死亡。

早期听诊器|Wikipedia

2脑死亡的提出与发展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进入了20世纪，医生哈维·库欣等人的病例报告指出，患有大脑病变的患者会死于呼吸停止和随后的循环衰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死亡有一个统一的医学概念：所有人类死亡在解剖学上都与大脑有关。也就是说，人的死亡包括意识的不可逆转的丧失，以及呼吸能力的不可逆转的丧失。

这两种基本能力存在于大脑中，代表了人类感知环境并与其相互作用的最基本方式，死亡是大脑中这些功能不可逆转的丧失的结果。伴随着呼吸机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使用神经学标准诊断死亡的必要性，因为如果不加干预，使用呼吸机可以一直维持一个人的呼吸，然而对于一个已经丧失意识并且不能恢复的人来说这种呼吸终究不是靠自己呼吸，拔掉呼吸机就会死亡，这种医学干预下的非正常状态当然不能算还活着。

而随后出现的脑电图更是可以清楚地区分同样躺在床上，昏迷和意识已经丧失的两类代表着不同意义的情况。事实上，人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这种“仍有脉搏的尸体”，也无法用简单的生命体征来理解死亡了。

一个已经被宣布脑死亡的少年|YouTube截图

1959年，两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出版了。首先，皮埃尔·韦特海默的小组确定了神经系统死亡的标准，几个月后，Mol-laret和Goulon创造了昏迷和呼吸暂停的不可逆状态这一术语。

1968年在第22届世界医学大会上美国哈佛医学院脑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报告，正式要求否定传统的心肺死亡概念和标准，提出将“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作为新的死亡概念，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诊断的标准，也就是著名的“哈佛标准”。

脑死亡标准是社会文明化标志，但各国脑死亡诊断标准并非统一。主要包括全脑死说、高级脑死说和脑干死说，但涉及到宗教、风俗和情感的死亡问题，相关的争论从未停止，这也导致了已经被判定为死亡的人可能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仍可以依靠呼吸机等设备维持生命活动。我国目前法律上并没有对脑死亡加以确定，但相关的医学标准早已出台。

三种主要脑死亡标准，从左至右为全脑死、脑干死和高级脑死|researchgate

脑死亡和植物人状态之间的区别（在广泛的脑损伤后可能发生）在于，可以从植物人状态中恢复过来，但脑死亡是永久性的。

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人的脑干仍然有用，这意味着：某种形式的意识可能存在；患者通常可以自主呼吸；恢复的机会很小。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人可能会表现出清醒的迹象。例如，他们可能会睁开眼睛，但对周围环境没有反应。脑死亡的人却永远无法清醒过来了。

诊断脑死亡所带来的重大意义在于能带来更多的器官捐献者，或许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但“生死之间有大恐怖”，不断变化的医疗技术给我们关于死亡的旧标准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协调好死亡的定义和人们的价值观仍旧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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