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研讨：双屿港在贸易兴盛过程中，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从留存资料来看，双屿港内可能存在关系密切同时泾渭分明的三大团体。分别是中国私商、葡萄牙商人以及日本商人，此外还有东南亚海商以及黑人群体。东南亚海商主要是在此进行货物转运，停留较少。黑人群体则主要受到前三大群体的雇佣或是奴役，并非一个自主性群体。双屿港兴起的时间并非是一个准确的年份，而是一个逐渐汇聚的过程。
双屿港的兴起时间
朱纨描述：“番贼盘踞二十余年”。《筹海图编》中记录：“二十余年盗贼渊薮是区”。福建佥事项乔同样记录：“海贼通倭夷，在海劫人停泊大船者，巢穴是山之中，耕田筑屋已二十七年”。
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Gaspar daCruz）《专著详细讲述中国情况》：“费尔南·德·安德拉德滋事之后开始引导在双屿”，费尔南·德·安德拉德即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其率船队于1517年进入中国。
《广东通志》中也有相应记录：“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由此可知，双屿港兴起的时间应在1520年至1528年之间。
双屿港的兴起过程
得益于福建以及东南沿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闽浙民众出海已有悠久历史。尽管朝廷多次颁布海禁政策甚至迁海内迁，福建地区人民尤其是漳泉海商仍无视禁令频繁出海。黄绾称“凡浙之寇皆闽之人也。闽之人始为回易，交通岛夷，以其货挟其人来”，因此闽商队伍“日趋而日众”。由此，位于宁波沿岸的双屿港得到初步开发。
由于闽商通过海运运往浙江的物品无法直接销售，他们不得不通过大量浙江本地商人，尤其是甬商进行分销。随之，甬商加入到闽商双屿港的贸易体系平台之中，“南畿吴越之贾舶亦或为之。”《日本一鉴》：“迩者倭寇始自福建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于嘉靖丙戌越杀布政使查约，逋入海，诱引番夷往来浙海，系泊双屿等港。”
邓獠是由于走私而被抓获的福建商人。他能够从官兵的层层把守中脱身可见其应该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走私团伙的领导之一。由此也不难理解，他的加入成为了双屿港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此时，屯门之役失败后被迫东迁的葡萄牙人在部分闽商的带领下来到了双屿港。
尽管在屯门和新会都遭到了明朝巨大的军事打击，葡萄牙人并未因此停止东行的脚步，与中国贸易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和对东方土地的垂涎迫使葡商沿东北上。他们在华商带领下向东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寻找新的贸易契机。向中国东南部转移，并非是葡商的无奈之举，也是他们在华长期贸易既定计划的部分。
将据点向东南移动，既可以节省陆地运输和在广东中转的成本，又能加快其商品流通速度，同时还能增加一个位于东南亚和日本贸易海路中的补给站中。C.R.博克舍认为，此时的双屿仍然是一个临时性质较强的转运地点，而非一个长期稳定的驻地。但由于两股新力量的加入，双屿港逐渐在东南沿海的众多走私贸易据点中脱颖而出。
宁波是日本贡使进行贸易的主要地点。朝贡贸易期间。日本贡船会在宁波港外等候勘合。永乐年间“宁波边海，日本诸国番船进贡。往来不绝”。“宁波边海”很有可能就是双屿港群。
嘉靖二年（1523）争贡之役后，宁波市舶司被撤，明日朝贡贸易暂停。次年，宁波府遭遇大灾荒，“自甲申岁凶，双屿货壅。日本贡使适至，海商遂贩货以随售官司禁之弗得。”粮食歉收导致宁波地区购买力大大减弱。海商从各地囤积的货品在双屿大量堆积。同时，日本贡使由于无法得到明廷召见而在双屿港停驻，也无法购买到其所需的货品。在此情况下，双屿港内葡商将大量货品减价销售给日本贡使。
此次贸易让日方开始思考除朝贡贸易之外的商贸方式。嘉靖九年（1530），福建沿海再次发生了越狱事件。“先是，福建繋囚李七、许二等百余人逸狱，下海勾引倭寇，结巢于霩衢之双屿，出没为患。”嘉靖十七年（1538），金子老“巢与宁波之双屿港”。
此后，李光头、许栋兄弟、王直、徐惟学等势力在双屿逐渐由私人小团体不断合并汇集，成为强大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团。“寇势盛于嘉靖二十年（1541）后，是时居有定处，隐泊宫前澳、南纪澳、双屿澳而已。”不久后，葡萄牙人已在港内修建固定住所，并建立了配套设施。同一时期，王直与葡萄牙商人从暹罗出发因风意外到达日本种子岛。
除正常贸易之外，这些海上团体也经常进行盗窃、抢劫、火并甚至骚扰沿海村镇。为减少运输成本和不必要的麻烦，双屿港贸易团体还与陆上民众、士绅、官员建立起了庞大的利益网络。由此，双屿港在闽浙商人、东南亚商人、葡商以及日商的共同作用下成为东亚最大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转港。
海禁政策逐渐废弛，港内势力逐渐汇聚，双屿港内商贸规模不断扩大。在多国商人的共同作用下，双屿港很快成为了“十六世纪之上海”。
从海贼陈瑞和胡胜供词看双屿港贸易
就中文文献来说，《甓余杂集》是记录双屿港贸易之盛最为直观的文字材料。在《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中，副使魏一恭呈抄了一份在双屿之战中捕获海贼陈瑞的供词。《三报海洋捷音事》中浙江按察司呈抄了一份在双屿之战中逃脱、后在漳州地区被福建官兵擒获的胡胜证词。从所呈现的内容来看，陈瑞只是一个小型海贼船队的普通成员，胡胜则是大海贼许栋麾下得力干将，甚至与许栋有亲戚关系。
两只船队的行程、规模、行事等处有明显不同，可借此从两个层面一窥双屿港内贸易情况。陈瑞称：嘉靖二十五年，同山阴笔飞坊赵柒、金世杰，绍兴白指挥舍人永安，四人俱于七月内到双屿港下徽州人方三桥船主船上，去年十二月过日本，遇风潮打破，修理不起。今年，方三桥雇得日本国中船一只，四月初八起程，十九日径到乌沙门。
二十一日孝顺洋拿得王家塘船一只，乌沙河条船一只，使至毛头洋大佛头。二十三日，船上水手王文益驾王家塘船，上岸寻接济。王三宁海地方籴米十石，买酒五坛，回下船内。五月初二日，陈瑞上山，被哨船人拿住。其日本船中止有倭夷二十人，有倭刀、倭盾、火药二坛，小铁佛郎机四五座，鸟嘴铳四五个，俱是番人先年下日本国相斗夺下的。
内有唐人五十人：广东人六七人、漳州人三四人、徽州人十余人，宁波人十余人，绍兴人四人。途中不曾相遇许二船只。其赵七（柒）所领本银，山阴县住仓桥朱近山银一百两，白舍人银一百两。其大船打探得有官兵船，藏躲下八山岙内，不敢进双屿港。若再有官兵追剿，要到苏州、淮河等处躲藏，等因。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十六世纪东亚海域一个小规模的商船船队。船队共有三条船只，七十名船员。
自双屿出发到日本，停留了整整四个月。在此期间，商队在日本售卖带去的货品，也在当地寻找合适的船只代替在半路因风浪损毁的船只。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船队从日本返回双屿，花费了十一天。
从《华夷变态》记载的当时从宁波附近出发唐船航行记录来看，由于风浪的不稳定性，航行花费五天到二十五天都有可能。
因此，这个时间是较为正常的，说明他们的返程是较为顺利的。船只上有中日两国的船员，也可能是随船商人。中国籍船员人数超过三分之二，其中来自浙闽地区的商人比例达到90%，很有可能是船队长方三桥的同乡。其余还有来自广东、漳州和绍兴的船员。陈瑞来自山阴。山阴是浙江绍兴下属的一个县，他于嘉靖二十五年和三位同乡一起加入了名为方三桥的徽州商人的船队前往日本进行走私贸易。
总的来说，这四个人一起放弃了陆地到海上讨生活，其中白永安还是当地一个指挥使的门客。他宁愿放弃较为体面的工作而去做一个海贼。由此可见，在沿海地区人民心中，从事海洋走私贸易并非是一个十分低贱的事情。实际上，此时闽浙地区等级更高的官员也有资助海贼乃至自己进行走私贸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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