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策略,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明朝统治策略上针对广大的边疆羁縻地区实行裂土众建和改土归流政策。改土归流多主要是针对那些已经具有内地化倾向的接近直接统治区域的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典型的有鹤庆高氏土司,大万山长官司申氏等,多借口犯罪叛乱、绝嗣或不系世袭等革除。裂土众建则主要出现在暂时无力改土归流,而其地原土司势力强大的地区。

明朝的统治策略

譬如麓川平缅宣慰司坐大西南接连侵扰内地,征讨后在其原址上设置孟养、孟定、木邦三个土府,设置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个长官司,以此辖制麓川。再如永乐年间车里宣慰使刀赛死,其妻子以前夫的儿子刀弄袭职为宣慰使,以刀赛的弟弟刀双孟为同知。后刀双孟不忍居于刀弄之下,借口刀弄屡次兴兵扰民,请求别处设置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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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正中明廷下怀,很快明成祖朱棣下令将车里宣慰司一分为二,再设置车里靖安宣慰使司,升刀双孟为宣慰使,意图削弱车里地方势力。后来刀双孟一派败亡至老挝,数年后依车里宣慰使刀霸羡,车里靖安宣慰使刀霸供请求方才撤销车里靖安宣慰使司。明晚期朝廷内忧外困忙于应付流寇和清军,无暇顾及西南边疆,造成地区权力真空。

与此同时缅甸东吁王朝在葡萄牙人的技术支持下,获得了先进的武器火枪,迅速崛起统一了上下缅甸,于是乘着明朝内虚鲸吞六慰侵扰孟艮,车里出兵相救,为缅甸记恨,兴兵报复车里,将车里宣慰使刀韫猛掳走。

至此明朝一代在云南边陲的苦心经营功亏一篑,但是有明一代“外夷之治与内地殊异,非徒赖以抚安,而实资以控制”的治理思想被清朝继承,将车里等土司地区正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其诸多开创性政策和制度,也为后来清代的进一步深入开发控制该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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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统治

在开始讨论清代车里与缅甸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将“新月地带”周边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做简要分析。正如我们之前所谈到的,位于中国最西南的云南,在元代以前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治,直至元代时期,在蒙元的强大军力面前才正式纳入中华王朝的统治范围之中,也正从那时起中央开始尝试在云南进行严密而有效的行政控制。

控制大理后,元朝顺势将金齿等傣掸政权地区纳入势力范围,同地区强国缅甸蒲甘王朝发生了直接的联系,1273年忽必烈派遣使者到缅甸要求朝贡,使者不遵从当地礼节脱靴,被恼怒的缅甸国王处死,忽必烈鉴于南宋势力尚存,暂时搁置。

1277年缅军攻打归顺元朝的金齿,金齿总管阿禾向元将忽都求救,于是元缅战争爆发,最终攻克缅甸王都,将缅甸纳为藩属,遭受沉重打击的缅甸政权丧失了对缅甸各部的控制陷入分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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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缅甸地区也为元明二朝接替间接控制,直至明正统年间三征麓川,将麓川势力削弱,上缅甸的政治格局再次被打破,没有了麓川的辖制,缅甸东吁王朝(亦称洞吾王朝)迅速壮大,嘉靖年间东吁又得到了葡萄牙人的火器支援,击败了位于下缅甸的白古王国成功统一缅甸。

得到了足以和北面明朝抗衡的实力,野心膨胀的缅甸开始向北侵占受明羁縻的傣掸政权地区,最终甚至侵略了被明朝视为内地的大理等地,引起了明廷的重视,并调集重兵击退了缅甸的攻势,一度收复失地。明缅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极大地消耗了双方的实力,之后明朝受到了内部农民起义和来自东北女真的挑战,走向了灭亡。

失去中央王朝支持的西南诸土司在这一时期进一步为缅甸蚕食,沿边诸土司迫于缅甸军事压力开始送“花马礼”给缅甸,以保持自己的“自治”地位,免受侵扰。车里同缅甸之间正式建立联系的确切时间正史中并未提及,仅言“盖在嘉靖间,兵败于缅,已折而入缅,故有大小车里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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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中的车里

泐史中记载“召温勐在位期间,缅甸阿瓦王法苏托坦玛拉札,自阿瓦发动战争,吞并了51个勐,然后入侵车里地方,这事发生在呷该(癸亥)年,祖腊历925年”即为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也正从这时起缅甸开始以武力介入车里地方事务。满清入关后摧枯拉朽,渐次取代明朝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在追剿南明残余势力进入西南时,就制定了对西南土司地区的基本政策,极大减少了进军阻力。

两年后车里宣慰司刀穆梼投降清朝,并且被赐给貂裘、缎疋、鞍马以及印信,正式归属清朝,中央王朝才重新掌握车里地方的控制权,地方的政治天平开始重新倾向于中国一边,但是车里依然与缅甸保持着联系。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将永历帝弑杀,明朝彻底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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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时期清朝刚刚夺得全国政权,根基未稳,忙于统一中国消除各部隐患,因此对于西南土司在政策上依然采取保守态度。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西南各省督抚纷纷上书请求征剿土司,康熙认为不合时宜。“朕思从来控制苗蛮,惟在绥以恩德,不宜生事骚扰朕惟以逆贼剿除,四方底定,期于无事。”这一番话代表康熙时期清廷对西南土司的地区的治理策略。

车里归顺清朝后,清廷对车里的控制力很快就得到了显现,据泐史记载雍正四年(1726年)车里宣慰使刀召遍(亦称召扁勐)时期,老挝有白头老人自称真命天子,刀召遍听信妖言发起叛乱,清廷快速反应很快平息了叛乱。

将刀召遍押赴昆明斩首,并且调整了地域的政治格局,将车里山区的十二个圈中的六个划归孟连,这次没有跟随刀召遍作乱的勐遮、勐阿、勐拉(思茅)、勐醒(普文)土司得到了嘉奖,并且扩大了他们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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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勐遮土司和勐拉土司受益最多,勐遮在这次政治势力大调整中,获得了三个火圈,勐拉土司则获得了江东的大部分火圈,因而有“桑闷凯勐拉,细闷纳勐遮”之说,傣语中意为拥有三万山地的勐拉,拥有四万稻田的勐遮。勐遮所在为车里地区最大的坝子,成为日后最有能力挑战宣慰使的土司。

刀正彦事件与江东改流

虽说清廷大规模改土归流是在雍正时期,但这不过是长久以来中央王朝势力进入国家统治边缘地区的集中展现与延续。同样车里地区的这次改土归流也不过是西南的国家统治边缘地区改土归流中普通的一例。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奏:“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发起了西南移民垦殖运动,汉民大量流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引起了“汉夷”矛盾,由此在贵州发生持续二十年的“苗乱”,这严重阻碍了清朝的国家政权建设。

雍正即位后不久马上着手处理“苗乱”,并问策于鄂尔泰,鄂尔泰多方勘察后,认为以往治理非汉族群地区的政策“以夷治夷,即以盗治盗”已经不合时宜,也是动荡的根本原因,以此定下了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政策和格局,“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滇外西南界以澜沧江,江外为车里、缅甸、老挝诸境,江内以镇沅、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诸夷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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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在以鄂尔泰为首的清朝官员领导下发起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运动。然而清廷对滇南的改土归流其实可以追溯到更远。顺治十六年(1659年),元江土司那氏联结明军抵抗清军,结果兵败被杀,元江土司被顺势改土归流,成为清代滇南改土的先声。

清廷稳固政权后,滇南“鲁奎山野贼”之于贵州的“苗乱”一样,逍遥法外,破坏周边新设州县持续半个世纪之久,挑战了清廷的权威,破坏了皇帝和他的官僚构建太平盛世的计划,为清廷所不容,时任云贵总督高其倬向雍正报告这些“野匪”之所以难以剿除,是和当地傣族土司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的来说,借此清廷于雍正二年(1724年)将威远州改为威远直隶厅,雍正五年(1727年)将镇沅土府改为镇沅府,同年将者乐甸长官司改为恩乐县。由此在行政设置上滇南地区除车里、孟连外基本纳入国家直接管理的行政系统中。车里的改土归流也被提上日程只等待一个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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