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德府和河南府的城市商业也有所发展，如南宋大臣楼钥途经归德府时，形容城内“市井繁易”，城市经济发达。而在金元之际文人杨果的《重修绘贤堂记》中有记载河南府在金后期“人烟繁伙，物货丰殖，隐然一”，可见当时洛阳的繁华，人口稠密，物货丰富，是一个典型的商业。
陈州金末在防御使粘葛奴申的精心管理下，完善城郭、充实仓廪、完备器械，并收治流亡人口，从而发展成了犹如汴京一般繁华的城市，《金史·粘葛奴申传》中就形容金末的陈州“市肆喧哄如汴之阛阓”。
随着城市的恢复和发展，乡镇商业也逐渐发展兴起。笔者根据《金史·地理志》统计分析，金朝一共有513个镇，其中南京路就有98个镇，约占总镇数的五分之一，而且南京路乡镇基本处在北宋发达市场区域内，有商业发展的基础，由此可见，乡镇经济能够重新兴起和发展。如海陵王时，由于汝州梁县的温汤有质好的温泉，于是海陵王下诏汝州方圆一百五十里内的各个州县，“量遣商贾赴温汤置市”，从而使温汤成为一个新兴商业中心。
南京路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交通建设的发展，交通建设的完善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金代南京路地区的交通运输分两种，即水路用船和陆路用车。水路方面主要是开水道、通漕运。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为解决粮食问题而通漕运，其中旧黄河流经滑州、大名等地，与河北的衡水会合后，由通州入闸可十余日抵京师，大大缩短运输时间。
正隆年间，为了修建汴京宫殿，张中彦“开六盘山水洛之路”以通汴梁来运输所需的关中木材，次年他又“作河上浮梁”，制作巨船，使得水运更加方便。金宣宗元光元年（1222年）时听从李复亨的建议，为漕运陕西之粟而建造20艘大船，“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从而节省了劳力和时间，还减少了运输损失。
陆路方面主要体现在驿站设置上，金朝参照唐宋旧制在主要的交通干道上设置了驿铺，既用来传递信息也用来运输货物。金朝的驿站始设置于金太宗时期，而后诸路并置，给驿用牌符，形成了一个较为发达的运输网络。由此可见，南京路地区水陆交通运输的建设和发展为其商业活动发展提供了便利。除上述以外，南京路地区的商业发展状况还可以从金朝先后设立的各种商业税收管理机构和商人内部组织的出现方面体现出来。
南京路的商业管理机构设置种类多样。如南京开封府设有市令司，负责控制市场价格，监督度量衡权衡的规范使用，评估百货的价格。此外南京路还设置有转运司，主要负责征收赋税钱粮，管理仓库收发，以及“权衡度量之制”；设置有交钞库，主要负责出入钱钞兑换业务；设置有流泉务即官营质典库，主要负责典质业务；设置有店宅务，主要负责官房地基，同时“征收官钱、检料修造摧毁房舍”。
通过这些机构的设置来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创造良好的经商环境。而在商税征收方面，为鼓励经商，金朝统治者也颁布了一系列宽松的政策。如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下诏罢免了各路的关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下诏减免南京商人租赁官房地基的租金。这些宽松政策的施行，既未减少国家税收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极大减轻了商人们的负担，刺激了城镇经济，从而促进了商业发展。
商人内部组织的产生也直接反映出商业的恢复和发展。金代称同一行业的商人为行人，而行人的头领为行头，一般是由资产雄厚的大商人担任，由他负责处理本行业内重大事务。行人的出现表明商业发展的规模化和组织化。
边境榷场贸易
据《金史·食货志》记载，榷场是与敌国在相对和平时期互相进行贸易的场所，其内“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通过分析这则史料可知，金朝的榷场活动是在的监视控制之下进行的，设有专管的官员，而榷场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利于经用即增加国家的经济收入，用于国家的建设，满足物质生活文化的需要。
榷场贸易的主要方式是互通二国之货，同时这些交易的货品必须是在国家规定可以交易的商品种类之内，即必须是金朝所允许买卖的商品而不是禁品。本章主要通过分析梳理南京路榷场贸易的形成演变、交易范围以及产生的影响来对金代南京路地区的边境榷场贸易进行探究，从而分析其对南京路地区商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南京路地区涉及的边境榷场贸易主要是金与南宋的贸易，因为南京路地区地处在与南宋紧密接壤的交界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其榷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先天条件。金与南宋正式设立榷场互通贸易是在皇统元年（1141年）之后，宋金签署“皇统和议”将两国的边界明确划定，两国之间的关系也进入到对峙阶段，这就为榷场贸易的开展奠定了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
金朝先是在皇统二年（1142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开始设立与南宋交易的榷场。随后金朝又增加榷场的个数，扩大规模，共设置了12个榷场，其中位于南京路的榷场就有7个，分别为泗州场、寿州场、唐州场、颍州场、息州场、邓州场和蔡州场。泗州榷场还是金朝与南宋贸易的中心榷场，它不仅北通京师，西通陈蔡，东通山东，水路便捷，而且建置最早、规模最大，与南宋的盱眙榷场隔水相对。由此可知，南京路地区的榷场贸易在金与南宋的榷场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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