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两端外交”的开始
然而，这种回温毕竟是临时的。首先，由于红巾起义的退潮，元丽因军事威胁所缔结的关系便已经难以维系。
其次，此时的元朝由于顺帝怠政，朝政多由奇皇后一党把持，而恭愍王在为提振王权发动“丙申”时诛杀了一干奇氏族人。奇皇后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并替奇氏族人复仇，欲废黜恭愍王，另立恭愍王在元朝的堂叔塔思帖木儿（又称德兴君）为高丽国王，立奇氏家族的三宝奴为高丽太子，并以亲信崔濡为辅左右高丽政局，不惜破坏稍有回温的元丽关系。
恭愍王得知奇皇后的行为后，先是几次上表陈情元朝。然而上表无效，元朝仍兵发辽阳，于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渡鸭绿江，与高丽军交战。可此时元朝力衰，早无左右高丽政局的能力，这支军队很快为李成桂所败“余十七骑而返”。元朝出兵干涉高丽内政的行为，使稍有改善的元丽关系迅速降温，虽然后来元朝废塔思帖木儿，命恭愍王“复位”，并逮捕崔濡，交付高丽处死，但这并没有弥合元丽之间的裂痕。
洪武元年七月，明军攻克元大都附近的通州，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权为明朝所取代。同年正月，高丽从元朝的诏谕中得知了明军北伐“兵势甚盛”的消息。几天后，高丽人金之秀又把元顺帝北逃的消息传回高丽，此时高丽和元朝的宗藩关系早已破裂，恭愍王便“令百官议通使大明”，考虑与新生的明政权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高丽在商议通使大明之后，并未在行动上与明朝建立交往，而是出于元、丽百年关系的外交惯性，仍与北迁的元朝保持外交往来。洪武元年十二月，明遣符宝郎偰斯出使高丽。次年四月，偰斯到达高丽，通过玺书传达了明朝“天监其德，岂不永王高丽也哉？”的友好精神。对明使的到来，恭愍王相当重视，亲自率领高丽的王公大臣在崇仁宫门迎接明朝使者。一个月后，高丽又停用了元朝的至正年号，表示“子孙万世，永为臣妾”，并承诺在大小节日定期向明朝差遣使者前往庆贺。
直到此时，高丽与明朝的交往才正式展开。洪武二年六月，明军攻克元上都，元朝北迁应昌。两个月后，明军在大同击败北元军队，元朝从此再无力南下。同月，高丽便请求明朝赐爵，明朝即遣偰斯至高丽处理相关事宜，又送还居于境内的高丽百姓一百余人。次年四月，明军攻克应昌，元顺帝崩，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元朝迁往和林。一个月后，明又遣偰斯至高丽，册封恭愍王为高丽国王。不久后，高丽便改行洪武年号，并上交元朝所赐金印信物。这也标志着高丽“两端外交”的正式开始。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两端外交”这一名词，并不是现代学者对高丽外交方式的总结，在元末就有元朝的大臣称“高丽心怀两端，不可恃为外援”，概括高丽的外交策略。且高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拥有求庇大国的历史传统，因此对中原的变化十分敏感。
高丽相时而动的“二元”朝贡外交，早在辽、宋对峙时期就早有体现。所以说，高丽在与明朝建立交往的同时，并没有断绝与北元的交往。洪武二年正月，高丽还曾遣使至元上都，次年，高丽又主动遣使北元与元朝淮王商议通婚事宜。可随着明朝对北元朝廷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明朝的统治力不断加强，高丽虽实行“两端外交”政策，但在外交方面表现得愈加亲明也是事实。朱元璋就曾评价到：“高丽国王王颛闻命即称臣入贡，斯非畏力也，心悦故也。”
高丽北拓活动的继续与明朝对此的默许
至正十六年六月，发动“丙申”后，恭愍王趁元势衰微，派遣印珰、柳仁雨等将领开始北拓领土。然而三年后，红巾军势力介入东北，并进军高丽，面对如此军事威胁，高丽只能延缓部分反元和北拓计划，联合元朝攻击红巾军。至正二十三年东北的红巾起义退潮，此时元朝已经无力控制东北局势，直到洪武四年二月，明朝设立辽东卫，正式向辽东地区投射影响力之前，东北地区处于“互相雄长，无所统属”的割据状态。面对如此局面，恭愍王决定继续执行北拓计划。
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元朝欲废黜恭愍王，另立德兴君，并渡过鸭绿江袭击高丽。几天之后，元军便为高丽所败。反击成功后，高丽将领中的一部分没有立刻回军，而是率领士兵“屡袭辽、沈，掠居民以邀官赏”，这也标志着高丽暂时搁置的北拓行动的重启。洪武二年，高丽设立了泥城万户府，《高丽史》中明确记载，“泥城”之地原本为女真聚居区。
可见，恭愍王乘元明鼎革之际将领土扩展至今慈江道一带女真聚居区，鸭绿江以东皆为其控制。洪武三年正月，恭愍王更是直接派遣李成桂攻打故元东宁府，“诸城望风皆降，得户凡万余。”七个月后，恭愍王又遣李成桂等将领，打着攻灭奇氏一族的旗号，再次攻打东宁府。高丽军队于十一月渡过鸭绿江，“进袭辽城，急攻拔之。”随后在辽东地区张贴榜文，要求“辽河以东本国疆内之民、大小头目官”移居高丽。
洪武四年四月，明朝遣使通告高丽明朝设立辽东卫一事。在得知明朝开始向辽东地区施加影响力后，在同年七月，高丽诛杀了主持北拓的高官辛旽，以示对明的忠诚，然而并未停止北拓活动。同年九月，恭愍王派遣安遇庆、李珣等将领渡过鸭绿江，攻打五老山城。一个月后，高丽不仅攻克了五老山城，并且还把元朝的枢密院副使哈剌不花给俘虏了。
高丽这次的北拓活动明显与前几次不同。高丽前几次北拓行动，尽量速战速决，主要是以掠夺人口为主，且会向辽东地区的势力告知出兵缘由。如上文提到的，洪武三年十一月，高丽攻打东宁府时，曾张贴榜文通知辽东各势力，指出奇氏一族“背恩忘义，窜身东宁府，挟仇本国，潜图不轨。”可这次高丽对五老山城的攻伐，非但没有事先通知辽东的割据势力，更是直接俘虏了元朝官员，这无疑是一种挑衅行为。
此时北元朝廷已经自顾不暇，而名义上臣属元朝的辽东割据势力纳哈出、高家奴等势力出于提升力量的需要，打着北元的旗号开展了对高丽的反击。这些势力越江攻打了高丽泥城、江界等处数次，但都为高丽守军所击退。
与高丽对北元的挑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洪武五年三月，高丽却遣使于明，向明朝解释了数次北拓行动的原因：“窃详东宁、辽阳，未曾归附朝廷，即是梗化之人，况与我构隙，理宜防备。”与此同时，高丽还上表明朝，请求“遣子弟入学”，希望可以派遣高丽的儒生赴明朝接受教育。这一行为可以有效地培养高丽官僚储备队伍的亲明倾向，从而制衡高丽的“附元势力”。
总之，高丽屡次对明示好行为背后，都伴随着高丽北拓计划的延续，而明朝对于此时高丽的北拓行为持默许态度。明朝的想法是希望高丽北御残元，南抵，减轻辽东地区明朝的用兵压力。朱元璋曾致书高丽，表示“今胡运既终，沙塞之民，无所，朕兵未至辽沈，其间或有强暴者出，不为中国患，必为高丽扰。”希望在明朝势力未投射到辽东地区时，高丽可以成为故元势力的掣肘势力。
明朝还资助了高丽许多军器、火药，“早发文书去教那里扫得五十万斤硝，将得十万斤硫黄来”，用以资助高丽抗击。除了掣肘元朝之外，高丽还可以为明朝提供马匹，用以明朝在辽东的战事。洪武五年十一月，高丽开始向明朝进献马匹。此后，明丽关系虽历经波折，但高丽的贡马却贯穿了两国交往的最后十余年。明朝并非不知高丽不会一心亲明，然而基于高丽的战略价值，此时朱元璋对于明、丽间出现的纠纷摩擦大多都会经过沟通予以缓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