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区域经历了诸族混战，在这段被后世史家称作“五胡乱华”的时期内，北方区域相继涌现出诸多由少数族裔建立的统治政权，
这些政权争相发展，为了有效争夺资源，而努力构建各自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以汉赵、前燕两个胡族政权为代表，将这两个由内迁胡族入主中原后于不同区域内所建的政权做比较考察，考察它们在与同时期其他族群互动调适过程中，在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过程中，为建构各自政权正统合法性及稳固和扩大统治而采取的各种汉化和华夏化政策、措施及手段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可大致窥探出十六国时期诸族政权汉化与华夏认同的整体面貌。
汉赵、前燕政权建设的比较研究
汉赵、前燕作为十六国时期北方内迁胡族于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两者在族性和文化上具有一定的承接关系，在与汉人群的互动调适过程中，它们面临着相同的处境和抉择。
出于对所建政权合法正统性建构及稳固和扩大统治的相同目的，它们在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产生的华夏认同是具有共性特质的，具体表现为类似的民族心理变化、相同汉化举措的采取等。但由于所处地理单元、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及军事实力上的差异，汉赵、前燕这两个在不同时间由不同民族所创建的政权，汉化及华夏认同路径又具有个性特质。
汉赵、前燕在政权建设过程中汉化与华夏认同的形成与强化路径的共性
十六国时期政权分立，诸族统治者虽各自为政，相互对峙，但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对政权正统合法性争夺，进而争取胡、汉人群对其统治认同的道路。
一方面，这是诸内迁胡族统治者在中原地区建立和建设统治政权过程中，为实现政权的稳固和延续，不得不对传统夷夏观和儒家王权正统论作出的回应，以减小来自胡、汉双方心理上的隔阂；另一方面，也是诸胡族统治者对华夏认同，对中国历史整体性认同的表现。而为了实现构建政权正统合法性这一目的，诸族统治者在各自政权建设过程中在心理和行动上表现出共同的特性。
本文所探讨的十六国时期的汉赵、前燕政权，分别是由匈奴、鲜卑两大胡族在不同时间，依据不同区域，按照不同路径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且两者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程度各有差异，但在政权建设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承袭和模仿了汉魏晋以来中原王朝的制度体系及汉人的文化习性，正如罗新先生所言：“十六国的绝大多数政权是由所谓‘五胡’建立的，这些政权无一例外地在政治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都极力模仿魏晋，而努力呈现出华夏风格与身份”。这说明以汉赵、前燕政权为代表的十六国时期诸族政权普遍认同中原王朝的统治秩序和政权模式，甚至是中原汉人的文化传统、思维习惯等。
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说过：“当政权分立时期，每一个政权都在图谋统一，自命为正统，而斥其他政权为‘伪’。这当然是一种自尊之偏说，但反映出中国是一个整体，不容分立，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在政治斗争中的反映”。诸胡族统治者正是出于对“中国是一个整体”观念的认同，才会在各自的政权建设过程中极力向华夏靠拢以争夺正统地位，在身份和文化上将自己塑造成“华夏”以争取胡汉人群的支持，并寻求最终建立“大一统”。
前面说到，诸胡族在内迁中原过程中深受传统夷夏观和儒家王权正统论的影响，在心理上产生作为少数族裔的自卑，因而长期居于被统治地位，选择臣服于中原王朝。而随着他们在中原地区势力的扩张，汉化程度的加深，开始谋求更多权力和更高地位。但“夷夏之防”“夷卑夏尊”“华以统夷”等思想观念已深深烙印在胡、汉双方人群心理，作为胡族统治者不可无视其存在，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建立非汉政权，如此则“晋人未必同我”。
他们选择在基本遵守、顺应传统夷夏观和王权正统论前提下，根据各自政权统治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以减小本族部众心理上的自卑感和争取汉人群体的支持。在政权建设过程中，通过攀附汉人王朝、承袭汉魏制度、加强儒学文化教育、重视礼乐制度等汉化举措来塑造“华夏”政权。
这样做一则可让本族部众淡化来自传统夷夏观和王权正统论的影响和束缚，减小因自己是“夷狄”身份而产生的内心自卑感，为在中原地区建立统治政权做了心理建设。这实际上是通过以汉人政权模式“装扮”自身作为胡族所建政权的形象，使其看上去更像是汉政权，从而通过实际建设举措来冲破“夷夏之防”等传统理论的桎梏，以减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阻力。
那么随着其汉化程度的加深，其政权统治下各阶层对华夏的认同也随之增强。二则可争取除胡族人群外广大汉人群体的支持与认同。汉赵、前燕政权的汉化举措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不管是其本族部众，还是统治范围内的汉人群，多逐渐被其努力用儒学传统理论原则装扮下的政权所迷惑和说服，加强了对其统治政权的认同。十六国时期诸胡族政权奉行的这些相同的汉化与华夏认同举措，极大地促进了胡汉民族的交融，在弱化中国传统“华夷之防”理论束缚的同时，拓宽了少数族裔政权主导下“变夷从夏”的路径，促进了胡汉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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