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战役，人民群众支援前方作战的规模之巨大，任务之繁重，动用人力物力财力之众多，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

华东野战军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是与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帮助分不开的。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的群众就帮助部队送粮食、当向导、照顾伤员，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在哪里，住在哪里。我军过去没有健全的后勤部门，战争中的后勤保障都是依靠根据地政府组织，取之于民。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作战行动越来越频繁，战役规模越来越大，对后勤保障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依靠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我军在山东战场上才能取得次又一次战役的胜利。济南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动员了民工50万人，小车18000多辆，担架14000多副，供应了充足的粮食、蔬菜、草料和其他军需物资，为战役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一、淮海战役中后勤保障

济南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负责人又在酝酿淮海战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948年9月28日中央军委致华东局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的电报中说：

“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勒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

电报要求华野“准备两个月至两个半月的粮秣用品。

”淮海战役的规模有多大，事先谁也没有准确的估计。11月16日战役开始后，毛泽东给中野、华野负责人的电报说：“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二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

根据华东局和华野的部署，淮海战役的后勤和支前工作必须做到统筹规划，严密组织，密切协同。分工是：

前方出华野后勤部负责，后勤部部长刘瑞龙随华野指挥部行动，负责掌握部队的情况和需求，对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和各种物资进行接收、调度和分配。
后方由华东局支前委员会负责，傅秋涛为主任，负责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组织民工和车辆、船只向前方运输、直到把物资送到前方兵站为止。

淮海战役发起之前，山东解放区就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10月25日，华东支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转运伤员和设立民站的决定，组织了四条转运伤员的干线，每30里设一小站，60里设一大站。每个纵队配备随军担架500副，每副配民工5人，还有机动担架7500副以供急需。

各县都在交通要道上设立民站，供运输粮食物资的民工编组和往来休息。民工根据任务不同分为三种：

一线随军常备民工，每期三个月；线转运民工每期一到三个月；后方临时民工每期-一个月。民工以县、区、乡为单位，按军队编制为团、营、连，由各级干部带队。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后方支前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以承受任务最大的山东鲁中南分区为例，各县民工们先用小车将粮食运到泰安火车站，由火车运到兖州；再用小车运到济宁；装船经运河运到韩庄，再用小车分别运送到各纵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线迅速向前推移，后方运输线延长，物资运输量大，转运工作日益紧张起来，许多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都发生了。

用小车、火车、船只进行联运，过去从未经历过。大批粮食运到，如何在短期内迅速装卸、转运，就成了大问题。我们的干部没有经验和专业知识，起初是“热情有余，科学不足"。

从兖州运到济宁的2000万斤粮食要经运河南下，最初没有统一计划和周密安排，“开始是有船无粮运，随后是有粮无船运，最后是有粮无船拥挤不堪，卸不下车，装不上船。民工卸粮要等两天两夜，牛无草喂，人车露宿，街道阻塞，交通不便。”

济宁地委及时总结经验，改进调度，从小车到兖州拉粮食就合理组织。事先经过联系和计算，确定火车的运载数量和到达时间，将任务分配给各县民工。每日火车到达兖州车站，由各县民工分头装卸指定的车皮。迅速卸粮装车，运往济宁。这样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

11月10日后，韩庄、台儿庄的解放，使运河从济宁至台儿庄一段完全通航。船只运粮载重大，损耗小，远比小车效率高。支前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打消船工的顾虑。用运粮提成的办法给船工一定的收益，一面动员他们支援战争，一面又使其有利可图，调动了船工的积极性，政府将船只组织起来，派干部和部队武装押运，保证船的安全。船只因大风或过船闸损坏，政府根据损失轻重予以补偿。

一次装载400万斤粮食的船队因严寒被冻在湖中，政府对破冻损失的船只进行了赔偿。共产党的政策深得人心，大运河上舟楫往来，一片繁忙景象。战后统计，淮海战役期间共用船2841只，运粮2000万斤。每只船用4个船工，往返12天，可运粮4000至上万斤。而小车仅载300斤，两个民工运送往返需20天。相比之下，船运的高效率和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

淮海战役开始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了原来的预料。

战役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东同时进行围歼黄百韬兵团和阻击徐州援敌的作战，中原野战军和华中、豫皖苏地方部队也前来参战，战斗空前激烈。对弹药和粮食的需求剧增。华东局于11月18日在济南召开干部会议，饶漱石在报告中号召华东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向前线运送粮食弹药，保证作战的全胜。他强调：要及时迅速地把运输搞起来，保证弹药供给；把大量的粮食运上去，使我们战场上的指战员不要饿饭。他估计前方一个月作战大约需要1亿斤粮食，六个月就需要6亿斤粮食。如何把这样多的粮食运到前方，是党和政府需要精心筹划的头等大事。

为了解决前方弹药的燃眉之急，徐州军管会清查了国民党军未能带走的库存，将缴获的弹药迅速运往前方。当时给华野的是各种炮弹53000发：子弹520万发，炸药10万斤，防毒面具7500个，给中野子弹120万发，炮弹3000发，汽油1000桶。这批军火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在后方粮食运输不继时，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战区附近就地筹粮，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后勤供应分工是山东负责北线部队，华中负责南线部队。据11月27日华中工委向华东局的报告，淮海地区已运送粮食2000万斤，江淮地区运送3500万斤，而负担南线部队和民工用粮，尚有1600万斤的缺口，需要就地筹借。到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山东粮食运输一时上不来，华中解放区的压力明显增加。

江淮地区饱受国民党摧残，部分地区又遭受自然灾害，要在短时期内筹措100万担粮食，绝非易事。华中工委要求各地干部做好动员工作，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负担，使群众的总负担率不超过30%。

华中工委要求各地干部做好动员工作，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负担，使群众的总负担率不超过30%。在动员宣传时要让老百姓了解目前形势，

“把前线将士如何忍饥耐劳浴血鏖战告诉他们，把战区群众如何在国民党严重掠夺之后，还在继续借出粮食供给解放军作战讲给他们听；把山东人民如何交出细粮，自己吃粗粮甚至吃山芋叶子，忍受一切物质上的痛苦来支援前线，讲给他们听。”

只要把情况说清楚、群众是会踊跃借粮给部队的。华中工委发出号：“咬紧牙关忍受一时的痛苦，拿出一把力争取全华中人民的彻底解放!”在各级组织领导下，华中解放区迅速征集了上千万斤粮食，运往前线。

二、淮海战役中涌现的支前模范

支前中涌现了无数的英雄模范。沂山担架团的民工孙永海是个翻身贫农，支前积极性很高。刚出来不久，父亲去世，家里来信催他回去，他表示不完成任务绝不回去，感动了其他民工。他冬天趟过冰河抬伤员，爬山跌出了血，一声不吭。休息时照顾伤员大小便、喝水，把自己随身带的狗皮给伤员盖。

一次部队急需担架运伤员，他一晚上抬了三次。孙永海被评为一等功臣，并在永城火线上入党。像孙永海这样的先进事迹在沂山担架团还很多，在萧县青龙集火线抢救伤员时，战斗进行得很激烈。

一些民工被炮火吓得不敢走路，李苑典大声说：“俺不怕，顺着战壕走没有关系，谁跟俺去!”在他带领下，当时就有两副担架跟了上去。在战争中考验出来的积极分子，在支前工作中起到了核心骨干的作用。

民工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山东蒙山县的民工住在萧县新解放区的一个村里，房东非常害怕，每天躲在屋里窥探民工的行动。民工向他借东西，他堵在门口不让人进去。民工就向他宣传党的政策：

“解放军是老百姓的部队，不打人不骂人，还帮群众解决困难。你千万别信国民党说的那一套，你想想，我们都是老百姓，要是解放军那样坏，我们还来支前吗?”

他们帮房东干活有空就给房东讲解放区的事情。几天后房东态度变了，对民工说：

“我算看清楚啦，今后再不听国民党狗日的放屁啦。”他招呼藏在屋里的姑娘走出来，只见她穿着破烂衣服，脸上抹着黑灰，不像姑娘的样子。民工们笑着说：“这些日子不让进屋，咱寻思啥来，原来是房东的闺女藏在里边。”

胶东民工住在褚兰镇，房东不让进屋，他们就住在牲口棚里、第二天还冒着雪为房东清理牲口圈。房东大受感动，跑出来说：“对不起啦同志们，让你们在外头冻了一夜，快到屋里炕上来暖和暖和吧。”老区民工在新区的模范表现，也带动了新区支前工作的开展，许多老百姓跟着老区民工投入了支前队伍。

民工为前线部队运粮食、弹药、猪肉、油盐，抢救护送伤员，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战场上军爱民，民拥军的场面随处可见。三纵炮兵团与渤海民工团并肩战斗、互相关照。民工每次评奖，部队都送很多东西给功臣们。部队和民工住在一个村里，战士们总是让出房子给民工住，自己在露天搭棚子睡。前方作战很难找到饭锅，部队总是让民工先做饭。他们派专人给民工讲防空防炮知识，指导民工挖防空壕。夜里民工参加火线抢救，到天亮部队就让民工后撤，避免伤亡。民工没有棉衣穿，部队就将缴获的棉衣送给民工。民工感动地说：“三纵待咱这么好，想走也不能走了。”人民的支援是淮海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

1951年2月陈毅在南京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起淮海战役的胜利时说：

“支前民工达500万，遍地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是我们真正的优势。人民群众用小车、扁担保证了部队作战。”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淮海战役证实了这个真理。

三、我党的组织动员能力有多强大？

与国民党相比，中共的一大优势在其组织与动员能力。中共有一套自上而下完备的组织系统，并且能够深入到根据地的几乎每一个基层村庄。

以山东根据地为例，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共党员已占总人口的1%左右，几乎村村有党员。这些党员通过小组和支部的活动，组织与联系群众，向上层层经过乡、区、县、地区直至大区党委，最后集中至中共中央。

中共又在其外围建立了一系列群众组织，如农会、工会、青年团、妇女会和儿童团等，将各种人口按其所属集中在组织中。还以山东根据地为例，抗战胜利时，已有农会会员133万人，工会会员15万人，青年团员36万人，妇女会员131万人，儿童团员89万人，共404万人，占根据地总人口的27%。

长期以来，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农耕型社会，历史上的组织系统，极少能够到达农村基层。近代以来列强的入侵，虽然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国民党政权基本上仍以城市为其统治重心所在，农村仍为乡绅当道，统治系统与国民党的组织联系并不十分密切。

中共则在其根据地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最基层的村层层而上直至中央的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使得原本非常松散的基层社会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服从中共的集中统一领导，上传下达，运用自如，确保中共的指示可以在短时间内从上而下、通过层层的组织系统付诸实施。中共部队在战争期间进行后勤保障的实践证明，这一套组织系统发挥了非凡的作用，非常富于成效，大大弥补了中共在物质层面相对于国民党的弱势。

对于现代战争而言，后勤保障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战争的进行是不可想像的。

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在物质装备方面的差距甚大。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11师有汽车360辆，而到1948年底淮海战役期间，中共山东根据地出动运输补给的汽车也不过219辆。所以国民党从常理出发认为：“大规模会战决不是没有后方补给线的共军所能胜任的，不单是武器弹药的消耗无法补充，就是几十万人每天所需的粮食，亦会无法供应的。"

但是战争的实践证明，国民党大大低估了中共以其卓有成效的组织系统所可动员的人力、物力及其成效。

以淮海战役为例，中共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在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南起安徽淮河，北至山东临城，东西宽350余公里，南北长250余公里，数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上，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战役，共有作战部队和民工等计150万人及军用马匹需要供应粮食及马料，日均消耗粮食及马料350万到500万斤，加上大量的武器弹药补给，后勤供应创下中共部队有史以来之最。

为此，中共动员了华东、中原、华北区的543万民工(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临时民工391万人)，21万副担架，88万辆大小车，35万副挑子，77万头牲畜，8500余艘民船，共计运送粮食96000万斤，将前线11万名伤员转运后方。

运输物资最远自千里之外起运，主要以人力运至前线(其中汽车运输415万斤，火车运输7591万斤)，其间还需克服种种自然(如道路、河川阻隔)与人为(如国民党空军轰炸)的困难。因此，淮海战役总前委领导人之一陈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这并非矫情的语言，而是当时的事实。基本以人力运输的方式，完成牵涉如此众多方面、消耗如此巨大数量的后勤供应，实在是战争史的奇观，也充分说明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已经达到了当时所可达到的高度。

陈毅总结说：

“数十万劳动人民的组织和指挥，逐渐形成系统和秩序，这是一门巨大精深的组织科学，这是在我党领导下中国劳动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与组织天才的伟大表现，这是我军能保持常胜光荣成绩的有力因素之一，没有这样一支伟大劳动人民志愿运输大军，我们休想战争能够胜利。"

中共在战争中的后勤保障多依赖于民工，民工又多来源于农村，尽管中共在农村实行的土改对动员农民具有正面和积极的意义，但对那些一向因小生产而生活习性散漫的农民，如何将他们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动员起来亦非易事，其间经过了中共长期的组织动员工作。

以山东根据地为例，在组织方面，设有支前委员会统一领导支前工作，下设人力、粮食、民站、人武等部，并从上到下建立相应机构，直到村一级。在动员方面，规定除荣誉军人、妇女、村长、病人及55岁以上和16岁以下者可免除劳役外，其他人均须服劳役，其中20岁以上、45岁以下者须服常备民夫。

经过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民工征集、使用和管理制度。

民工被分为一线随军民工，直接保障部队供应，由纵队调度使用，服务期为半年至一年；二线常备民工，执行前后方之间的运输任务，由省级前方办事处负责，服务期2个月；临时民工，执行临时战勤任务，由当地政府组织，服务期根据具体任务而定。

对于民工的生活标准、管理内容和教育方法，也都有具体的规定。为了既有利于保障部队供应，又可以节省民力，不影响农业生产，实行民工的统一调度，使用计划由军地双方共同决定，不得私自调拨，其中使用2个月及1000人以上者，由地区行署决定；使用半个月内及1000人以下者由专署决定；使用3日内及200人以下者由县决定。

一般情况下，一线随军民工约占民工总数的10%左右，每个纵队大约配备3500人和担架、挑子各500副，二线常备民工约占20%左右，三线临时民工约占70%左右。

对于民工的征集，有主动的自愿报名、自报公议和轮流出工方法，也有被动的指定、摊派、雇佣和抽签方法，前者多实行于老区和半老区，后者多实行于新区。由于被动出工者纪律较差，逃亡较多，故一般不作为一线和二线民工使用。

出勤民工实行军事编制，有干部带队，有中共党员分布在各队作为骨干，党员一般占到民工队伍的10%左右。为了提高民工出勤的积极性，除了采用供给制和义务制的民工外，也有实行包工制(根据运输数量予以提成)和提奖制(运输超额部分给予奖励)的民工。正是因为在充分动员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切实可靠的方法，从而保证了战争期间对民工的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5年9月到1949年底，山东共计动员了1106万名民兵、民工，折合使用工日5.2亿个，使用非机动车147万辆，牲畜77万头，担架44万副，运送粮食11亿斤，转送伤员20万人。

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来自于可靠而有效率的组织系统。到1947年底，中共已有270万名党员，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党。虽然就人数而言，中共党员的数量仍不及号称有600多万名党员的国民党，但是与国民党“一不查成分，二不查思想”，组织庞大而散漫，甚至不交党费，党员对党缺乏认同感相比较，中共集中而严密的组织系统显然更具效率，更能确保党员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作为党的一分子而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