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世纪以来，中国佛教与和皇权之间的联结日益密切，并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对外交涉在内的国家统治的各个领域。当然，对中国统治者而言，最早的佛教外交的记忆可能是来自印度。
此后，诸如此类的佛教外交被西域、南海诸国广泛实行，其目的多是请求长期交易的许可，甚至请求援军等现实领域的问题。当然，前秦与高句丽、东晋与百济、梁与新罗之间严格来说还称不上是崇佛国之间的佛教外交，但是中原王朝利用佛教开展对外交涉的举动无疑也影响到了三国。
6世纪以后，随着本国佛教的发展，三国进一步融入了东亚的“佛教外交圈”，在对日本交涉中很自然地将佛教视为重要手段之一。在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中，一方面由于百济寻求外援的需要，一方面由于日本试图维系自身在的影响力，百济与日本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联盟”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百济运用了多种手段来加强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佛教正是其中之一。此后伴随着6世纪下半叶东亚局势的变动，高句丽试图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时，也将佛教作为一种重要手段。正是在这样的外部契机下，佛教在6世纪得以从半岛持续进入日本。
佛教传入日本的内部契机
佛教传入日本有其重要的外部契机。但是佛教传入过程的完成最终取决于日本国内的条件。这其中，苏我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6世纪佛教传入日本的最大的内部契机就是苏我氏的兴起。正是得益于苏我氏的不断推动，以及6世纪末苏我氏政权的正式确立，百济和高句丽向日本传播佛教的努力才得以被接受，并与日本的内政外局日益粘连起来。
佛教受容的主体——苏我氏与天皇家
苏我氏是日本初期佛教受容主体的观点在今日的学界已被广泛接受，但一个关键问题是以天皇为代表的日本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日本学界对于苏我氏与天皇的关系有对立和非对立两种认识，前者主张天皇最初对佛教持中立甚至否定的态度，后者则认可天皇的主动性。特别是推古天皇时期的单头、双头和三头论，以及马子、推古和圣德太子之间的关系一直难有定论。虽然中大兄控诉“鞍作尽灭天宗，将倾日位。岂以天孙代鞍作耶”，但此前并没有苏我氏试图取代天皇的明显迹象。丁未之乱后，崇峻天皇、推古天皇以及圣德太子均出自苏我系。
592年，苏我马子使人刺杀崇峻天皇，本应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文献中却没有动荡的记载。或许是马子的权势过于强大，但更可能是因为这次事件并非马子的独断，而是有其他皇族、氏族势力的参与。推古朝也没有强烈的紧张感。在推古二十年（612年）人日举行的酒宴上，苏我马子为天皇上寿歌，天皇也与和；同年二月，推古还“改葬坚盐媛于桧隈大陵”。
二十二年（614年）还有“大臣卧病。为大臣而男女并一千人出家”的记载。舒明天皇也以苏我马子之女法提郎媛为妃，并且在苏我虾夷的支持下才得以即位。中大兄嫉恨的大概是苏我氏试图扶持古人大兄即位的事情。但是苏我氏与天皇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力主体，不能简单地认为双方没有矛盾，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无论如何，我们能找到许多表明苏我氏与早期佛教之间密切关系的证据。在所有版本的佛教传来记事中，苏我稻目都作为重要角色被书写，将反对派用“余臣”略过的元兴寺缘起也把稻目的名字特记而出。敏达朝由百济度来舍利、佛像时所出现的名字也是苏我马子。两次废佛记事也与稻目和马子的去世、患病相关。
讨论日本最早的僧尼、最早的寺院时所出现的名字也都是苏我马子。善信尼出自苏我氏麾下的渡来系氏族，往百济求学也是向大臣。善信尼归国后“度尼大伴狭手彦连女善德、大伴狛夫人、新罗媛善妙、百济媛秒光，又汉人善聪、善通、妙德、法定照、善智聪、善智惠、善光等。鞍部司马达等子多须奈，同时出家，名曰德齐法师”，除了前二人之外，全部是渡来人。可见当时日本佛教受容的中心无疑是苏我氏与渡来人氏族。
另一方面，大化以前的飞鸟寺是苏我氏的私寺还是带有国家性质的官寺，日本学界到今天也没有定论。不过飞鸟寺与苏我氏的密切关系是肯定的。在书纪中，飞鸟寺的建立是源于马子的发愿，百济进献佛舍利和工人也直接与马子相关，《元兴寺缘起》中所列举的日本一方的参与者也都是与苏我氏关系紧密的渡来人。
596年飞鸟寺竣工时又以“大臣男善德臣拜寺司”。当然此时日本应当还没有寺司这一职务，马子之子善德臣是否存在也有争议，但显然在书纪编纂者的认识中，飞鸟寺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是由苏我氏承担的。在后续营造飞鸟寺丈六佛像时，也是“命鞍作鸟为造佛之工”。乙巳之变前后的记事也暗示了苏我氏与飞鸟寺的联系。
在刺杀苏我入鹿后，“中大兄即入法兴寺，为城而备”。皇极天皇随后退位，在讨论继承问题时，中大兄推举轻皇子，但轻皇子坚决主张由古人大兄即位。于是古人大兄“解所佩刀投掷于地，亦命账内皆令解刀。即自诣于法兴寺佛典于塔间，剔除髯发，披著袈裟。由是轻皇子不得固辞，升壇即祚”。
6世纪时，现人神御宇天皇的概念和天孙神话还没有最终形成，日本皇位继承制度也没有制度化。天皇至少在形式上还是由群臣推举产生，并通过即位仪式来体现群臣拥戴和天神委托，并对君臣关系进行再生产。史料中也有表明日本王权与天地神灵关系的记事。例如敏达十年（581年），虾夷在译语田宫旁泊濑川中面三诸岳。虾夷臣属仪式关系到“治天下大王”的神圣性，对于王权有重要的意义。
在如此重要的仪式中，向天地神灵和祖先灵起誓充分体现了王权与神的联系。《隋书》“开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的记载也暗示了王权与高天原，即神灵住所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天孙神话的雏形已经出现。孝德大化元年（645年）苏我石川麻吕“先以祭镇神祇，然后应议政事”的奏言也直白地表明了天皇司祭者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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