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福建省建瓯市，在明朝时期被划分为建瓯县，属建宁府所辖。当时，建宁府府衙与建瓯县县衙同城。府县同城对百姓告状是有一些便利的，如果在县衙告不明白，受了冤屈，立刻就能到府衙告状。今天这桩案子能够翻案也得益于此。

嘉靖年间，建瓯县城东处有一间关帝庙。一天清晨，庙祝（守庙人）照常开门迎接香客，门刚拉开，“砰”的一声，一个衣衫褴褛，手持打狗棍与破瓷碗的乞丐便摔进庙内。

庙祝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了一跳，本能往后跳将开去，见只是一个乞丐，便呵斥道：“讨饭上外头去，一大早的，香客还没来，你就先找上门，忒地晦气，走走走，赶紧起来……”

可地上的乞丐却一动不动，庙祝不耐烦地上前踢了一脚，乞丐依旧毫无反应。庙祝心头一跳，直觉情况不妙，小心翼翼地将乞丐掀翻过来，使其脸面朝上。只见乞丐面无血色，神情痛苦，庙祝试探着将食指靠近乞丐鼻端，随即大惊失色，“死人啦，死人啦……”

庙祝一边惊叫，一边朝约正张善家跑去。很快，张善及众多邻里便纷纷随庙祝赶回关帝庙。众人一番验看，发现乞丐遍体鳞伤，乃是被棍棒之类殴打致死。

恰在此时，又一个乞丐闯进庙里。他拨开人群，见到地上的尸体，不由分说扑上去号啕大哭，“我可怜的弟弟啊，你怎么死得这么惨！”接着，他又指着众人喊道：“我弟弟遍体鳞伤死在这里，你们必须查出凶手为我弟弟报仇，否则你们便脱不了干系！”

张善说道：“既然这人是你弟弟，不如我代你拟写状纸，我等一同前去衙门报官勘验，好早日为你弟弟伸冤，你看如何？”

那乞丐正要开口，庙祝却先一步说道：“你弟弟暴毙而亡，已然可怜。如今报官，一个乞丐，官府又怎会劳心劳力，到时只怕凶手没找到，还累得你弟弟尸身不得安宁。人死不能复生，倒不如咱们私了此事，将你弟弟好生安葬，再予你些钱作为补偿，岂不好？”

乞丐见庙祝胆小怕事，便越发张狂起来，抓住庙祝不放，嚷嚷着要拉着众人见官，为弟弟讨个公道。

邻里们见乞丐不依不饶，也纷纷上前劝说，表示愿意出钱免灾。乞丐见有利可图，便不再折腾，反倒是张弛有度地与众人讨价还价起来，显然弟弟的惨死早已不重要，如何利用弟弟之死攫取尽可能多的钱财，才是乞丐盘算之事。

由于古代勘验手段落后，侦查手段有限，再加上地方官好大喜功、擅长糊弄了事，经常弄出许多冤假错案，所以人们对官府多缺乏信任。而且一旦成为被告及证人，就要被拘押起来，等待勘验审判结束，无辜者才能被释放，这便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计。因此，人们都害怕沾惹官司，庙祝与邻里们也不例外。

张善作为当地约正，是基层组织的头目，本地发生命案，本应该上报官府，但他十分理解大家生活之艰辛，若是几天不能正常营业，全家都得跟着喝西北风，而且死者只是一个乞丐，私了对双方都好。

最终，张善不仅默许了乡民们息事宁人的做法，还自掏腰包为死者买了口上好的棺材，又花200文钱雇人将死者抬到城外义地妥善安葬。

众人见张善出了钱，也纷纷掏出银子，东拼西凑了10两3钱作为抚恤金给了闹事乞丐。

然而，让众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此举非但没有让事情平息，反而给他们招惹了无尽的麻烦。

闹事的乞丐名叫刁自强，乃是本县的丐头，也就是传说中的“丐帮帮主”。但这个丐头并不是江湖野生，而是有明朝官府认证的。虽然不在编制内，但却承担着官府的管理职责，负责约束当地乞丐，维护地方治安，甚至充当官府眼线等。明朝巡按经常利用丐头暗探下属官员的违法行为，然后进行弹劾，称之为“窝访”。

丐头不仅拥有很大的势力，还拥有不少的财富，有的甚至可以富可敌国。一来，当地所有乞丐要按月给丐头供钱；二来，丐头利用这些月钱经营妓院、赌场、当铺，甚至放高利贷。

可想而知，丐头可不像乔峰乔帮主那样分辨是非，讲究忠义，为了谋财，他们甚至会使用各种卑劣手段。刁自强便是这样的人。

张善等人见他是个乞丐，可怜他些银钱，刁自强却不知感恩，认为他们怕事软弱，便隔三差五跑到庙里大吵大闹，讹诈银两。

开始的时候，张善还施舍他一两百文钱。可刁自强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就此赖上了张善，没完没了地闹事。张善忍无可忍，便不再搭理刁自强，任由他在门外叫嚷，想着等他闹得没趣了便会离开。

谁知，刁自强却扬言：“姓张的，你今天要是不给老子钱，你今后就甭想过舒坦日子！”

张善也毫不示弱：“我本怜你弟惨死，见你也身世可怜，才好心出钱安葬你弟弟，你非但不感恩，反而借机勒索，实在可恨！我张某身正不怕影子斜，你若要闹，我便陪你去官府理论一番。”

刁自强气得咬牙切齿，“好，姓张的，咱们走着瞧！”说罢，便转身而去。

过了几天，一帮衙役找上门来，二话不说便将张善及邻里们全都枷锁拷上，要押回县衙。

张善心知，必是刁自强那恶丐讹诈不成，便到县衙诬告自己。但无论张善如何解释，衙役们都毫不留情。无奈之下，张善只好塞了笔钱给衙役，求他们手下留情。

有钱能使鬼推磨，衙役们得了银子，也就不为难张善，答应将妇女都放了，只将成年男子带回县衙。张善又托人给刑房书吏使了些银子，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确认是刁自强诬告自己杀害他弟弟后，立即写了反控状纸，告刁自强敲诈勒索。

次日，建瓯知县开堂审案，分别向刁自强及张善等人询问事情详情。

刁自强匍匐在地，哭嚎道：“弟弟刁自贵前来投奔，因为路上叫人窃走了盘缠，不得已流落成乞丐。两个月前，弟弟乞讨到豪强张善门前，不慎触怒张善，他便命家奴毒打我弟弟致重伤。弟弟勉强爬到关帝庙门前，不及求救便死了。张善见出了人命，便伙同恶党趁夜无人，将弟弟埋于城外义地。小人上门找他理论，张善便想用银子贿赂小人，让小人装作弟弟死于意外，这10两脏银便是物证。”

刁自强说着，从衣襟内取出一袋银子，递给边上的衙役，交由知县查验，又接着说：“亲兄弟死于非命，又被弃尸荒野，作为亲哥哥，若我不替他沉冤昭雪，岂非畜牲不如！故而前来县衙告状，恳请大人为我弟弟做主，严惩杀人凶手张善。”

张善见刁自强如此颠倒黑白，急忙辩道：“大人，小人冤枉啊！小人乃是一方约正，肩负管理、安抚地方之责，断不敢做那杀人勾当，全是刁自强因讹诈不成，便歪曲是非，诬告小人啊！”

张善接着将如何在关帝庙外发现乞丐尸体，如何发善心施舍棺材安葬尸体，抚恤刁自强，以及刁自强欲壑难填借机敲诈勒索，最后狗急跳墙诬告自己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

张善说：“小人所言句句属实，乡邻皆可作证。请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还小人清白。”

建瓯知县见二人各执一词，便命人到城外挖出死者尸体，进行勘验。经过仵作查验，尸体上的累累伤痕皆为棍棒击打造成，且造成伤痕的方向各不相同，由此断定为群殴所致，而死者的致命伤乃是三根肋骨骨折插入内脏所致。

也不知这建瓯知县是否背地里得了刁自强的好处，随意查了查，没找到其他证据，便按照刁自强的说法给张善等人定罪，认为张善及邻佑群殴乞丐致死，并按照《大明律·斗殴及故杀人》规定，判邻佑们杖责40大板，张善作为主谋，被判绞监候。

几十个邻佑平白遭了这无妄之灾，已然愤懑不平，而张善身为约正，为人忠厚良善，乐善好施，对本约的百姓照顾有加，遇到灾年，还会自掏腰包接济民众，因此深得人心，如今却被冤枉成杀人犯，即将被绞死，使得本约民众怨声滔天。

于是500多位乡民皆自发签下联名状，跑到建宁府告状。500多人站在府衙外，高声齐呼“冤枉”！声称刁自强勒索不成便恶意诬告，要求知府彻查此案，还张善清白。他们甚至立下誓言，若是查出张善杀人，本约500多百姓皆愿为他抵罪！

建宁府知府，见府外民众聚集，个个义愤填膺，大有不还张善清白誓不罢休之态，甚是坐立难安。如果知府不能秉公办理，百姓将事态闹大，轻则丢掉乌纱帽，重则身家性命不保，因此建宁知府不得不先接下这烫手的山芋，将百姓劝散。等众人散去，知府立刻将这麻烦甩给了主管清军事务的同知董燧。

董燧，字兆时，1503年生于江西省乐安县，乃监察御史董时望之孙，是明朝后期的理学名士，被誉为“理学名家”，著有《圆通答问》。

董燧1531年中举，1551年官至湖广枝江知县，任满升为福建建宁府同知（相当于副市长）。他从政清廉，不附权事，有能吏的美称，颇受时人的赏识。地方志盛赞他“智识蚁穴，胆折蛟腾”。

董燧接手案件后，便提讯了互控双方，刁自强与张善所言与案卷记载并无二致。董燧又问讯了双方的证人，有十几名乞丐声称，亲眼见到张善纵容恶奴打死刁自贵，因为害怕吃官司，才花钱掩盖。而声援张善的500多名百姓却坚称张善素来与人为善，绝不会杀人。

双方各执一词，争辩不休，却谁也没办法提供新的证据，董燧也难以断定其中是非，便命人将刁自强与张善一起关入大牢，等候官府的进一步调查。

刁自强以为董燧与建瓯的糊涂知县一般，只要自己死咬着张善不放，董燧为了在限期内破案，就一定会维持原判。只可惜，他低估了董燧的才能，董燧之所以将他关押，并非是无计可施，而是另有计量。

朱元璋是个勤俭持家的能手，在明朝，原告、被告蹲监狱，官府是不管衣食的，需要家属自己送，不然就饿着。待衙役将刁自强与张善投入大牢后，董燧便吩咐狱卒，不许乞丐送饮食，只允许有身份的良民送饭，并要求狱卒将每日送饭之人的名字、住址报告给自己。

一连五天，给刁自强送饭的都是同一个人，名叫杨建，家住朝天门，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于是，董燧立即命人前去调查杨建的情况。

过了一阵，衙役回来禀告说：“回大人，杨建乃是一家当铺的店主，平日里与刁自强并无什么交往。”

这就奇怪了，一个当铺老板，一个乞丐，往日里素无来往，怎么会如此热心？这其中只怕另有蹊跷。

董燧思考片刻后，便换了一身便服，带着一卷书画前往杨建的当铺。杨建的当铺就设在城西闹市之中，门脸很大，往来商客络绎不绝。

董燧在门口瞧了一会，便迈步走入当铺，将手中的书画放在收当窗口，开口便漫天要价：“这幅画，我要当500两银子。”

伙计见对方如此大的口气，以为是什么名画，便小心铺开查看，却发现不过是一幅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书画，顿时感觉被戏弄了，“走走走，什么破烂玩意，也敢狮子大开口，我们这是当铺，不是济世堂。”

董燧大怒：“你这有眼无珠的东西，哪里识得珍宝，快把你家老板叫出来，他定能明白。”

伙计原本想把董燧轰出去，可董燧却一直叫嚷着要找老板理论，引来许多商客侧目，为了不影响当铺形象，无奈之下，伙计只得到后堂，将情况禀告给杨建。

片刻之后，杨建便走了出来，拿起书画看了两眼便放下，说道：“客官是外乡人，不晓得我们本地的规矩，也情有可原。本地乃是朱子（朱熹）寓居读书之地，向来崇尚读书人。客官此画甚是珍贵，我们当铺乃是小本买卖，自然收不起，客官还是到别处去吧。”

董燧却不依不饶，借此与杨建争执起来，使得围观之人逐渐增多。杨建见董燧不知好歹，影响当铺生意，便冲着门外高呼一声：“客官休要无理闹事！”话音未落，便涌来一众乞丐，将董燧团团包围。

董燧挣脱不得，灵机一动，将身上所带几百文铜钱朝空中扬手一甩，乞丐们便纷纷争抢着捡钱，董燧趁机脱身，跑回府衙。董燧换了官府，便派人捉拿杨建，将他带来听审。

杨建突然被逮到衙门，本是一头雾水，当看见公案后正襟危坐之人，正是刚才自己轰走的当画之人，大感不妙，立刻跪地磕头，“是小人有眼无珠，望您大人不记小人过，饶小人一回。”

然而，董燧却并没有追究杨建招乞驱人之事，而是命他交代与刁自强的关系。杨建一开始还想抵赖，假装不认得什么刁自强。董燧便找来狱卒与他对质，杨建才不得不说出与刁自强的关系。

原来，刁自强才是当铺真正的老板，而杨建只是他放在人前的招牌而已。因为刁自强是丐户，不好出头露面，便与杨建合作，刁自强出资，杨建运营，利益七三分。

为了防止有人强当闹事，刁自强安排了一帮乞丐在当铺附近守护，如果有人找茬，杨建呼哨一声，众乞丐便会蜂拥而至，围着典当人乞讨，趁势将人带走。

既然杨建与刁自强的关系如此密切，想来杨建对刁自强的底细多少有些了解。于是董燧开口问道：“刁自强家中是何情况？有哪些人在？”

杨建说：“刁自强是独生子，只有一个老母尚在，但他母亲乃是流落孤女，因此家中并没有什么远亲与近亲。”

董燧闻言，心中对此案便有了定论。刁自强分明是独子，却谎称死者是自己的亲兄弟，分明别有用心，而张善能让当地数百名百姓为他申冤，足见他是良善得民心之辈，此案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董燧随即训诫杨建一番，叫他好生做生意，不要仗势欺人，并勒令他不许再给刁自强送饭，便将他释放回去。

过了几日，等刁自强饿得有气无力，头脑发昏后，董燧便再次提审刁自强，“大胆刁丐，谋财害命，还诬告好人，再不从实招来，本官便大刑伺候，打死活该。如果从实交代，本官可赐你饭食。”

刁自强早就饿得气若游丝，要是再动刑，只怕小命休矣，又加上董燧以食物诱惑，刁自强没甚挣扎，便交代了全部实情。

原来，死者并非本地乞丐，而是从外地一路乞讨到建瓯县，因为没有按规矩向丐头刁自强进献常例钱，惹怒了刁自强。于是，刁自强便带着一帮乞丐将他一顿暴揍，打得遍体鳞伤，晕死过去。刁自强觉得没趣了，便率众离开。

当时有许多人瞧见刁自强殴打那外地乞丐，但因为畏惧“丐帮”的势力，便不敢上前帮忙。直到夜半三更，那可怜的外地乞丐才悠悠转醒，他拼着最后一丝气力爬到了关帝庙门前，因为伤势过重，没一会便气绝身亡了。

庙祝害怕担事，便叫来约正张善及众多邻里。按照大明律法，张善本该立刻向官府报告命案，但是乡亲们都不愿意沾惹官司，想要私了，张善一时怜悯，便同意了私了，还出钱安葬死者。

本是一番好心，却不料碰见个贪婪之徒，将别人的善举当作软弱可欺，不仅假充死者的哥哥，还借机讹诈，最后竟诬陷众人杀人行贿，背负冤屈，险些丢了性命。

如今案情大白，董燧便将张善当堂释放，并将之前建瓯知县判给张善的罪，转到刁自强身上，加上刁自强以己之罪诬人，罪加一等，拟为斩首示众。

老话说：要上三年饭，给个知县都不干。乞丐本是让人同情的弱者，是因为身有残疾或某些不得已的原因流落街头，但总有些渴望不劳而获的人，明明身体健康，却自轻自贱，宁肯沿街乞讨，也不愿接受救助，找份稳定的工作，一心想要借着旁人的同情心发家致富。

而像刁自强那样，明明拥有万贯家财，却欲壑难填，逞凶杀人，为非作歹，还讹诈诬陷。他有此下场，完全是他自己咎由自取。

正是：非理之财莫取，非理之事莫为。明有刑法相系，暗有鬼神相随。（明·冯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