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周总理向一个日本人发出邀请，让对方到新中国来看一看。

虽然此时中日已经建交，但因为侵华战争，咱们中国老百姓对日本人的态度肯定不会太好。而且，周总理邀请的这个日本人在抗战时期可是一个“大特务”，是侵华日军设在上海的“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的实际掌控者。

这个日本人名叫中西功，1910年出生于日本三重县一户贫苦的人家。

穷人家的孩子总是格外努力，中西功也是如此，从小他就学习特别用功。这也让中西功在19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留学的院校在中国上海，是由日本外务省创办的东亚同文书院。

其实日本之所以要在上海创办同文书院，也是蓄谋已久的。他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他们后来发动侵华战争培养“中国通”、间谍等。

但让那些策划这场阴谋的日本人没想到的是，这所学校除了培养出了他们需要的“中国通”，也培养出了一批打心底热爱中国的日本人，中西功正是其中之一。

当时东亚同文书院里，有一位中国教授王学文。他曾经留学日本，在东京同文书院和京都帝国大学读过书，回国后就在东亚同文书院做了教授。但这只是他明面上的身份，暗地里，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中西功刚到上海的时候，发现周围的中国人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这些日本人。起初，中西功还以为是中国人对日本的固有敌意。但是在王学文的讲解中，在认真了解了两国之间的历史后，中西功才明白这一切的根源：日本的侵华政策。

联系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中西功开始对马列主义有了浓厚的兴趣，从心底同情中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于是，在王学文的影响下，中西功和其他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开始积极参与到革命斗争中。

1931年，中西功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还被推选为支部组织委员。1932年，中西功毕业返回日本，返回的路途中他遇到了《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尾崎秀实虽然是日本人，但同时还有另一个身份：共产党员。

1934年，在尾崎秀实的介绍下，中西功再次来到中国，进入满铁工作。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满铁调查员，名义上是日企的研究分析部门，但实际上所谓的“满铁调查室”是日本驻华情报机构之一。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西功意识到日本侵华的策划重心已转移至上海，因此他也要设法调到上海去，这样才能和上海的其他同志参加中共的革命工作，并继续向革命前辈王学文请教学习。就这样，中西功于1938年从大连调到了“满铁上海事务所”工作。

一到上海，中西功就和我党取得了联系，并在日籍中共党员山里龙夫和另一位中国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秘密党员，接受中共上海局情报组织的领导。

中西功在上海事务所表现突出，很快就受到了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重视，被借调到特务部工作。此时，中西功明面上的身份就是日本大特务，但暗地里，他其实是一名中共领导的红色特工。

由于身处重要的特务部门，中西功能接触到大量重要军事、战略情报。这些情报通过中西功这条隐蔽战线，源源不断地被送到我党我军手里。

在此期间，中西功的隐蔽工作做得很好，始终没有被人怀疑。但不幸的是，1942年由于日本东京警方在破获国内“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的时候，查到了有关中西功的线索。这直接导致中西功被日本警方派员逮捕，押回了东京，被关押在东京巢鸭拘留所。

在狱中，中西功受到了惨无人道的审讯和折磨，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接头人。审讯的人不明白，作为一个日本人，中西功为什么要向中共提供情报。对此，中西功是这么说的：

“我们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行列，是因为现代的日本遭受着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促使日本侵华失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眼看怎么也撬不开中西功的嘴，最终日本方面只能以“外患罪”“违反治安维持罪”，判处了中西功死刑。

值得庆幸的是，中西功的死刑还没有执行，日本就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中西功也因此被释放出狱。虽然如此，但是对于他当初选择支持中国，一些深受军国主义影响的日本民众并不理解他，甚至咒骂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日始终没有建交，中西功虽然一直想到中国再看看，但始终没有机会。直到1972年中日建交，周总理向中西功发出了邀请。

对此，中西功自然是欣然之至。但不幸的是，就在中西功在做前往中国准备的时候，他被查出胃癌，并于1973年不幸逝世。临终之际，他口中还在喃喃：“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作为一个日本人，中西功在国家和正义之间，选择了正义。这样崇高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