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辖市是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省级行政单位，一共有4个。每个直辖市的设立都出于国家重要的战略需要。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市的设立体现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

一、三峡省

1997年，重庆设立为直辖市。不过这一规划最早起源于1985年。

当时中央领导正在谋划三峡电力工程，考虑到整个工程千头万绪、困难很多，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三峡行政区，也就是大家口口相传的“三峡省”。

就在大家谋划三峡行政区应如何规划的时候，邓小平当机立断：成立三峡行政区是个好主意，可以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中心是重庆，另一个中心是成都。

正是因为邓公的高瞻远瞩，为重庆成为直辖市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说重庆市与三峡省相比，能够凸显邓公的高瞻远瞩呢？

按照之前的规划，“三峡省”包括现在的湖北宜昌、宜昌和恩施部分地区，以及四川省的万县、涪陵地区，省会宜昌市。

总面积为84213平方公里，总人口1759.65万人，可以说放在全国范围排名，面积、人口都不多。1984年这几个地区的总产值为89.82亿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

1984年新疆的GPD全国排名倒数第五，为89.75亿元。也就是说三峡省只要成立，其经济产值就会稳居全国倒数前六。

这个省设立的目的是保障三峡工程的顺利实施，且不说未来前途远大，起码当时是困难重重。

尤其是“移民”这一硬性指标，三峡省需要有地安置移民，有钱动员移民，单凭全国倒数第六的经济实力，恐怕很难承担此重任。

中央也确实派人实地考察“三峡省”是否有能力承担工程初期的移民工作。考察人员实地走访之后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他们知道当地穷，但不知道当地这么穷。

用当事人的话说：穷得可怕，穷得触目惊心，我还没见过这么穷的。

他们将拍摄的镜头攒成了一部名为《穷山在呼唤》的纪录片，在政府内部播放。其内容也震惊了高层，领导们还专门针对三峡地区的扶贫问题展开了专题研究。

试问这样的三峡省如何承接三峡工程的重任？

而且从历史传统上讲，中国还没有因为一个工程进行专门的行政划分。

前无经验可遵循，现无能力攒经验。仅仅靠省内一个三峡大坝，其他毫无亮点，未来极有可能严重依靠国家“输血”。

而且以工程为核心的行政区划，无论是人口分布还是资源配置，都显得十分不合理。

这个省是从四川、湖北两个省的边缘地区划归组建的，1千多万人在这个相对贫瘠的地区，未来显得太过单薄。

二、重庆市

1985年，大家还在论证三峡省的可行性时，邓小平已经指出重庆的无限可能，这充分说明邓公卓越的战略眼光。

我们回首看之前，能够承接三峡工程的只能是一个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的城市，重庆当仁不让。

而且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四川分家不可避免。

当时的四川行政单位众多、人口规模巨大，给管理和发展都增加了不少包袱。

2022年全国人口过亿的省份不过两个，可80年代的四川人口就达到了1.1个亿。如此臃肿的体积，单靠一个成都是带不动的。

当时的大潮流是改革开放，经济的活力重回沿海地区。作为老三线的核心地区之一，四川已经出现经济后劲不足的问题。

而三峡工程恰好是中西部发展的契机，主要抓住这个机会，将可能直接改变四川省的命运。因此与其成立一个单独的三峡省，还不如将重庆单独出来解放四川地区的活力。

1994年三峡工程破土动工，前期最为要紧的移民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中央开始讨论重庆设置直辖市的问题。事实证明，分离出来的重庆非常好地完成了三峡工程的任务；而瘦过身的四川，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邓公对重庆之所以有精准的定位，这与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重庆曾经作为民国时期的陪都，早已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国之初，考虑到重庆的作用，中央将重庆列为直辖市，成为西南地区的中心。这里云集了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高层领导人。

邓小平当时是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在主政西南期间亲身见识过重庆的实力。重庆的发展对新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恢复起到了巨大的贡献。

按理说，经过拆分的四川省实力应该降低。可四川将辖区内40个行政区县分走后，反而加快了经济发展。GDP从1997年的0.3万亿元，跃升到2020年的4.9万亿，直接实现了16倍的增长。

而重庆更不用说，成为直辖市后，又一次展现了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效应。刚分家时，重庆的城市化率只有29.5%，仅仅用了10年时间，这一数值就达到了48%。

可以说四川与重庆的分家是相得益彰的双赢局面，这里不得不感叹邓公的高瞻远瞩。

作者：白衣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