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1]，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2]，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3]。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4]，曹、刘之自得[5]，陶、谢之超然[6]，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7]。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8]，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9]，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10]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11]，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闽人黄子思[12]，庆历、皇祐[13]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14]。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15]，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材[16]，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因政见与新党、旧党都有所不合，一生几经贬谪，历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出知杭、颍、定三州，晚年先后被贬官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琼州，卒于常州。著有《东坡全集》110卷。《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有传。

【题解】

苏轼是北宋最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文学思想极为丰富，见解独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苏轼一直处于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虽然也如欧、王等关注社会现实，提倡文学的政治讽谏功用，如称“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认为黄庭坚诗“不为无补于世”（《书黄鲁直诗后》）等，但其在文学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则在探索文学艺术自身的审美风貌和内部创作规律上，并形成了一系列美学理论，本文所谈“意境论”便是其中之一。

【注释】

[1]钟、王之迹：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三国魏著名书法家、政治家。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祖籍琅琊（今属山东临沂）。东晋著名书法家，兼善隶、草、楷、行各体，被誉为“书圣”。

[2]颜、柳：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人。柳公权书法以楷书著称，有“颜筋柳骨”之称。

[3]翕然：一致貌。

[4]苏、李之天成：苏、李诗，相传是苏武、李陵赠答的五言古诗。

[5]曹、刘之自得：指建安文人曹植和刘桢。自得，指自然而得，浑然天成。

[6]陶、谢之超然：指陶渊明、谢灵运。超然，一方面指人格精神的高超出众和离尘脱俗，进而指诗歌审美风貌的超然物外和自然淡泊的意境。

[7]高风绝尘二句：也就是淡泊有味的审美理想，在他的美学批评中，突出地表现在清、奇、和、雅、妙、趣、格、韵等审美范畴。曾季貍《艇斋诗话》云：“东坡《黄子思诗序》，论诗至李、杜，字画至颜、柳，无遗巧矣，然钟、王萧散简远之意，至颜、柳而尽；魏、晋诗人高风远韵，至李、杜而亦衰。”

[8]独韦应物、柳宗元二句：《东坡题跋》卷二云：“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9]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人。唐末黄巢起义后，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开平二年（908），哀帝被弑，他绝食殉唐，终年72岁。

[10]其论诗曰五句：见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11]二十四韵：即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12]黄子思：黄孝先，字子思，福建浦城人。

[13]庆历、皇祐：宋仁宗年号，庆历（1041—1048），皇祐（1049—1053）。

[14]予尝闻前辈诵其诗四句：黄子思《题厅壁》云：“天寒霜落雁来楼，岁晚川空雁不归。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风明月我沾衣。”

[15]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苏轼、苏辙兄弟与黄几道“相交几十年，过从甚密”，关于其孙师是，苏轼有《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送黄师是赴两浙宪》等文提及。

[16]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材：详见蔡襄《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阳序》。

【讲疏】

本文的核心观点就是诗歌艺术的意境论。我们结合其他相关文献来综合论述。首先，滋味论。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云云，也即司空图所说的“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以及“味外之旨”和“韵外之致”，本文中又称“寄至味于淡泊”。这种滋味论源于钟嵘《诗品序》，如称“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及“味之者无极”，也就是钟嵘对“兴”的解释“文已尽而意有余也”。其次，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种“咸酸之外”“妙在笔墨之外”的滋味意境论，在司空图《与极浦书》中又称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苏轼继承了这点，往往以绘画书法等艺术来说明。

如论绘画，在《王维吴道子画》文中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论书法，《试吴说笔》云“锋藏笔中，力出字外”等，都与本文开篇便以钟王书法之“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同一机杼。再次，境与意会。苏轼在《题陶渊明饮酒诗后》还直接提出了“意境说”，云：“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这种意境说在中唐最为发达。最后，自然论。苏轼认为苏、李、曹、刘、陶、谢、韦、柳等人之诗最得意境之美，是因为他们的诗都具有“天成”“自得”“超然”“简古”“淡泊”的自然之美。他在《书吴道子画后》《答谢民师书》等文中，都提到这种自然天成之作，无堆砌雕琢之习，才能具有一唱三叹的意境之美。

【关键词解读】

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平淡”是宋人最崇尚的诗歌美学风貌之一，这在苏轼对柳宗元、韦应物和陶渊明诗歌的高度评价中得以集中体现。即本文中称韦、柳“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与自然一样，“平淡”“淡泊”也是他关于“咸酸之外”意境论的美学风貌之一。这种平淡不是平平无奇，索然无味，而是具有“味外之旨”，是“似淡而实美”。如《评韩柳诗》所云：“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也就是他称陶渊明之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周紫芝《竹坡诗话》也记载他的话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这种平淡论在苏轼之前，梅尧臣和欧阳修已反复强调。可见，平淡、古淡、淡泊之美已成为宋人普遍的一种审美倾向。

【相关知识链接】

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是相通的，尤其是六朝以来书法绘画创作的繁荣，其中一些理论、概念、术语等往往与文学创作和批评交融互用，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理论批评内涵。苏轼多才多艺，书法等更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他以书法、绘画和音乐等评诗论文亦不只本文，可以说是他文学批评的重要特色之一。

如《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中道与艺以及形之于心和形之于手之关系，《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之画竹有道和成竹在胸，《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三首》及《琴诗》之虚静物化，《魏晋胜流画赞》之迁想妙得和想象虚构，《书黄鉴画雀》和《书戴嵩画牛》之“观物要审”和“耕当问奴，织当问婢”的熟悉生活和虚心学习，《文与可飞白赞》称其书法“尽万物之态”的自然风神，《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之自然真美，《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清新传神，《书吴道子画后》之“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王维吴道子画》之“得于象外”等等，都继承了六朝以来书画理论，将书画理论融于文学批评之中。他将诗书、诗画艺术创作和理论整合在一起，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艺术史上地位独特，影响深远。

关于文学创作构思灵感及认识实践上，《答谢民师书》提出了“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之灵感说等。其中所谓“技道两进”“学而务求道”“渭滨千亩在胸中”“了然于口于手”云云，将文学艺术创作的知与能、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阐说得深刻透辟。

答谢民师书（节录）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版

本文选自《中国古代文论读本》党圣元 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