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和二姐家算得上半工半农，但因为家里人口多，多年来生活并不宽裕。《草根时代》里曾经备述。
单说二姐家，虽有爷俩在矿上，但一家老少八九口人，四个弟妹也正长身体，根本省不下钱来，二姐作为当家人，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沛沛、可可1990、1992年相继出生后，老二田海也结婚了，田家的大家庭分成了三家。
二姐、二姐夫基本上从老家净身出户，锅碗瓢盆一切都是从头添置，还承担了给家里老二田海盖房一半的债务，小日子刚开始还是很艰难的。
因为家里两个孩子，又摊上农村如火如荼的计划生育，计生专干田大虎知道二姐夫在矿上，“手里有活钱”，对他口蜜腹剑，采取了钝刀割肉、步步紧缩、永远无底洞的罚款政策。
二姐夫是个厚道的人，不知道人心险恶，还以为小时候和他一起长大的田大虎和他关系好，会对他关照；他发了工资就去田大虎家交“黑窟罚款”，人家信誓旦旦的拍胸脯说很快给他清账。
他自以为得到了保证，拎着烟酒鸡鱼肉蛋，一次次送礼、送钱更勤，觉得很快能交清罚款，彻底解放了。
殊不知，那几个搞计划生育的人，就看准了二姐夫傻乎乎、轻信胆小、没主意、急于清账了事的性格，一次次磨刀霍霍，不停割韭菜。
直到我大姐意识到这个问题，询问二姐一次次到底交了多少罚款了？怎么成无底洞了，二姐夫傻乎乎的一算，才发现自己乡里交的二胎罚款，都超过街里交的七八千了，这明显是被人宰了，那时才反应过来，知道被坑了。
后来老三田刚、老二田海替老大鸣不平，要去找田大虎他们算账，被二姐夫拦阻了，自我解嘲说，“谁花不是花？咱花个大几千冤枉钱，知道他们人品次、不可交，就行了。”
在我1994年大学自费凑钱时，二姐夫当时计生罚款、手头最紧张。
抹不开没钱资助小舅子上学的面子，他偷偷的把半大的猪卖了，转手把钱塞给我，二姐回到家，发现猪圈空了，二姐夫骗她说，猪饿得破圈跑了，二姐知道他撒谎，气的让他去找猪，找不到猪不准回来。
二姐夫灰溜溜的在外面晃荡了一下午，快天黑了，灵机一动，从我小叔家赊了一头小猪，抱回了圈里。
二姐看着憨憨的他，陪着笑脸回来，气也消了，日子再难，还得努力过啊。
二姐夫是家中老大，在村里辈分也长，都是喊他大老、大叔的。
因为多年在矿上、拿工资，相对村里其他人家，家庭条件稍微宽裕一点。
他一来家，就会招呼一帮村里的闲汉过来喝酒，最初是请人帮忙干点小活后聚一聚，他招待人的酒菜慷慨丰盛，主动凑上来的人很多。
后来人家看他从矿上回来，没活也朝家里凑，饭点也不走，他是个爱面子的人，让（rang）一句，“在这吃吧？”
别人顺势就坐了下来，结果他见酒菜少、没面子，还得上村口买酒买菜，陪人喝，一喝一下午。
我有时去他家，看他跟一帮人喝酒，还以为有正事，结果一问，屁事没有，喝闲酒呢！
时间长了，二姐和两个孩子也烦他这样“好客”，花钱、花时间不说，酒醉了耽误了闲汉家的农活，对方家里也有意见，可二姐夫这耳朵听、那耳朵扔，不朝心里去，下次还是依然故我。
对别人这样，对弟弟妹妹更是如此，他家的东西都是弟弟妹妹的，缺什么拿什么，招呼都不打，弟媳妇直接拿着口袋装粮食，春节蒸了十几笼屉馒头、炸了一大盆丸子，转眼没了，不用说，侄子侄女都拿着篮子、筐等着挎呢。
两房弟媳妇之间，因为争夺他家的吃穿住用的东西，经常吵架，他笨嘴拙舌，劝架不会说话，反而被弟媳妇怼，憋的难受，怕家务纠纷让邻居笑话，窝囊的跑到街里，再买一套，让两房消停下来。
后来田刚哥电鱼触电身亡留下一双儿女，田海哥去了贾汪买房安家，老人去世下葬、妹妹读书、找工作、嫁人……
这些家里家外的事情都落在了他这个老大头上，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承接下来，一件件应付，手里焦干冰凉没钱时，一狠心，把烟彻底戒了。
说起来，二姐夫真是实在，2002年曾有机会在徐州买房子的，就在徐州矿务局对面友谊商场附近的小区，一套8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单价4000块，总价32万。
我曾一起看过那套房子，也积极动员二姐夫用矿上的住房公积金加商业贷款买下，首付10万就够了。
可惜他犹豫中错失了机会，我以为他手头没多少钱，凑不够首付。
后来才知道，他同时期分别借了5万、7万给他的同事和他的老二田海，别人借他的钱也是用于买房的。
结果他的房子没买，眼睁睁的看着徐州房价飙升，那套一平米4000块的房子，现在大概2万一平米了，一念之差，错失了房产躺赢的机会。
挺遗憾，二姐夫没有财运，当然，我也有责任，那时25岁的我，没有固执己见、帮他做主。
等十几年后，二外甥可可买房时，比友谊商场地段还差的一平米都1.2万了。
不过，二姐夫倒也无所谓，他的脑海里，没有多少钱的概念，超过1万块，他就算不清了。
这样也好，这样难得糊涂、有酒喝、没忧愁的人，活的舒服。
他觉得，在老家住的就挺好，城里的房子鸟笼子一样，太憋屈了。
但年轻时二姐当他的家，靠近60岁了，儿子当他的家，人成了老头，更不由自主了。
要合家团聚在徐州，就要放弃农村生活的自由自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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