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设于乾隆朝1762年的伊犁将军，在1844年新疆建省前一直是清廷在新疆的最高代表，总揽全疆各项军政事务。

志锐是清王朝在新疆执政的最后一位伊犁将军。他不仅是光绪宠妃珍妃的堂哥，而且才能卓著。清朝晚期，各地起义运动峰起，新疆也不例外。为维持在新疆的封建统治，清朝任命“才优干济”的志锐为伊犁将军，寄希望他能力挽狂澜，稳定新疆的统治。然而，任何个人的才干和能力，都不能与历史发展潮流抗衡。志锐在伊犁一个多月，苦旨经营，试图挽回败局，然而，清朝气数已尽，大限已到，志锐只能成殉葬清廷的悲剧式历史人物。

志锐

家道中落，少年沦孤

志锐， 他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字公颖、廓轩，号穷塞主，晚号遇安，祖父裕泰曾任湖南巡抚、湖广总督、闽浙总督等，咸丰元年调任陕甘总督，但还没来的及上任就病逝了。

志锐的父亲长敬曾任四川绥定知府。1853年，志锐即出生于绥定，少年时期正赶上太平天国、捻军的勃兴。长敬为此组织了上百百人的队伍，日夜操练，以求自保，志锐也跟着学武练艺。

志锐天生聪颖，除了精通武艺外，学业也非常优异。但或许是老天爷有意考验，1872年，父亲病逝在四川任上，母亲悲痛欲绝，绝食殉葬，一时间家道中落，沦为孤儿。

志锐的父亲为官清廉，家无余财，他一死，志锐一家立即陷入困顿。好在此时身为广州将军的伯父长善伸出了援助之手，将他和胞弟志钧，以及后来赫赫有名的珍妃、瑾妃接到了广州。

说到珍妃、瑾妃，不少记载说她们是志锐的胞妹。但其实，珍妃、瑾妃的父亲长叙，志锐、志钧的父亲长敬，和长善是亲兄弟——都是裕泰的儿子。因此，珍妃、瑾妃与志锐之间只是堂兄妹。

广州将军为从一品，长善1868年起任此职。他官位虽隆，却子嗣艰难。他偏偏又极喜欢孩子，因此非常欢迎志锐他们的到来，特意在其将军署壶园开辟文社，并延请当地名师督导功课。1875年，因为祖父的官荫，22岁的志锐被授礼部员外郎，大体相当于从五品。

但是他没有到部就职，而是和兄弟继续留在广州求学。志锐、志钧兄弟也非常争气，分别于1880年、1882年中进士、入翰林。兄弟连捷，一时传为佳话。

坎坷仕途

1888年，对于志锐来说属于一场欢喜一场愁的年份。伯父长善在这一年去世；同在这年的11月8日，两个堂妹同时被选入宫。且因生性活泼，加上在广州生活让其思想较为开放，珍妃很快成为光绪宠妃。

珍妃

尽管是官宦世家出身、堂妹也深得光绪宠爱，但志锐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从1880年中进士到1892年春授礼部侍郎、官居二品，志锐用了12年。

志锐有满族血统又是官宦世家出身，为何升迁会如此缓慢？个中原因，多种史料都认为是志锐屡屡上疏言事，因直言不讳，得罪了朝中权贵。

目前已不可考得罪了哪位权贵，但志锐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让后人看到了他敢言的性格特征。11月4日，他向光绪皇帝上万言疏，力主对日开战，弹劾主和的大学士孙毓汶，并奏请亲赴热河募勇办团练保卫北京，与文廷式主战的奏疏遥相呼应。

志锐与文廷式在广州就相识，后来推荐文廷式做珍妃姐妹的家庭教师。文廷式1890年参加会试中探花，4年后的翰林院大考，光绪特面谕将文廷式拔为1等第1名。文廷式的奏疏，不仅反对议和，还疏请取消慈禧六旬生日“庆典”、召回恭亲王奕主持朝政、参劾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桩桩件件都含有要慈禧归权、让光绪亲政之意。加上后来支持戊戌变法，因此得罪了慈禧。志锐身为外戚，却不掩锋芒、倡言主战，自然而然被列为“帝党”。

很快，李鸿章授意其心腹反参文廷式企图支持珍妃夺嫡，取代隆裕皇后；反对慈禧听政，支持光绪皇帝自主朝纲。慈禧借机下旨，以“交通宫闱，扰乱朝纲”的罪名，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录用。珍妃因受文廷式之托向光绪进言主战而受惩，与瑾妃双双遭廷杖、从贵妃降为贵人。志锐在热河办乡团之举也被慈禧斥为“举动荒唐”，从礼部侍郎贬为乌里雅苏台（蒙古境内，距乌兰巴托正西1800里）参赞大臣，调其出京、夺其兵权。

从热河经张家口前往乌里雅苏台，途经64处台站（驿站），翰林出身的志锐将一路所见的自然景观、社会群体、风俗习惯写成《廓轩竹枝词》100首。撰写过程中，虽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一再强调只是客观描写，但诸如“几多忧愤一时蠲”、“澄清心事已相违”等诗句，无不透露出志锐的忧君思国情怀。今天，这些竹枝词还成为研究沿途山川地貌，以及蒙古族风土人情和宗教的重要参考。

审理积案，展示才干

自1894年任职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时起，志锐开始了其最具色彩的为官生涯。至1907年调任宁夏副都统，志锐在蒙古乌里雅苏台、新疆伊犁等北部、西部边陲任职十三年，其间两度受命会同俄国官员共同审理中俄边民纠纷积案，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干。

在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任上，志锐经伊犁将军长庚奏请被派赴司牙孜(俄文译音，意为“仲裁会”或“会审法庭”)，会同俄方官员清理中俄边民纠纷积案。“半年中结案数百起，中外人士交口颂之”。

尽管办案有功，但志锐非但没有被升官，反而连降两级，1899年10月由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降为伊犁索伦领队大臣。按清制，伊犁将军下辖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职，领队大臣只管带兵，不能过问地方政务，且无单独上折权。

虽然再次被贬，但志锐却并未颓唐，还是强打精神，经常巡视辖区，因此熟悉了伊犁的山川隘口和险地要塞。此时，北京已是风雷激荡，义和团狂飙突进，不久后，八国联军攻入京城，他的堂妹珍妃被慈禧在西逃前下令推入井中。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动乱中，北京的政治风向多变，很多官员极难表态站队，从而招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远在南疆的志锐，却幸运地避开了这一轮风暴。

1903-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前俄国为备战而对边民横征暴敛，战后俄国的革命党在边境积极酝酿革命暴动，这些都导致伊犁局势空前紧张。志锐因此提出“邻邦多故，边防宜严”，陪同新任伊犁将军马亮巡查辖区，检查边防，安抚百姓。同时，他不断提出，应当严格限制外国人到新疆“游历”，打击间谍行为。此时，他正在经历从一个书生到将军的转型。

1904年5月，任职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的志锐经伊犁将军马亮奏请，再次被朝廷派赴喀什噶尔清理中俄边民纠纷历年积案。新疆建省20年来，两国边民纠纷互控之案，历年既久，文赎愈繁，“不独案据不可尽凭，亦且事理无从悬揣”，而志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清理完毕，并立刻自喀什噶尔返回伊犁任所，其智慧才华和办事效率再一次令人叹服，而且也为清廷所赏识。志锐审理中俄边民纠纷互控积案，其背景乃是大清王朝内优外患，强邻逼进和国力日渐衰竭，然而他却可以得到“中外人士交口颂之”，实属不易。

志锐在伊犁担任索伦领队大臣也是6年。这6年却令他在实际政务上得到了历练，并展示了一定的才华。国舅爷失去了靠山，脚步反而更稳了。1906年春，志锐调为宁夏副都统，终于开始了官场的上升通道。在宁夏都统任上，志锐提出了“融合汉满”的主张，认为只有消除满汉畛域，才能避免“积忿难平，争心更炽”，扩大清廷的执政基础。

北京的局势变化很快。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即位，其父亲、26岁的醇亲王载沣摄政。自此，笼罩在志锐头上的阴霾彻底消除。

几乎在掌握中枢大权的同时，载沣就下令志锐立即回京，此时，距离他被赶出京城，足足15年了。8个月后，志锐被任命为杭州将军，一跃而成封疆大吏。在遍布全国各战略要地的八旗驻防军中，杭州将军是第一肥缺。而这个职务，正是其伯父长善在去世前担任的。

到杭州任职，对于喜好舞文弄墨的志锐来说，自然是好事。但是，两年后，1911年3月（辛亥年正月），中央下令他与伊犁将军广福对调，并立即入京陛见。

抗拒革命，殉葬清廷

这次调动，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此时，英国与俄国都加紧了对中国边疆的蚕食。英国觊觎西藏，进而窥视整个西南，这迫使中央决心加快修建川汉铁路，为此收回了下放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的筑路。但是，中央拒绝承担川路公司违规炒股的巨额损失，川路公司既得利益者们发动了所谓的“保路运动”，以此胁迫，终于引爆辛亥革命。而英国的宿敌俄国，则一直觊觎新疆，东则进窥中国的大西北，南则威胁英属印度。在此关键时刻，曾经在边疆工作15年、其中6年在伊犁的志锐，成为中央镇抚伊犁的首要人选，为了稳定后院，清朝政府决定起用一向忠心的志锐，1911年2月任命他为伊犁将军。

志锐接旨后，认为自己报效朝廷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尽管他十分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形势有多么严峻和凶险，但他没有丝毫的犹疑，慷慨赴命，离开素有“地上天堂”之称的杭州，驰赴边塞伊犁。

当志锐在前往伊犁的赴任途中经过西安时，武昌城头一声枪声，辛亥革命揭开了序幕。志锐一路走，一路与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袁大化商议对策，为防巨变，决心将西北经营成复兴基地，一旦局势失控，就把宣统皇帝接到西安，以图复辟。

长庚

在迪化（乌鲁木齐）停留期间，志锐从新疆巡抚袁大化的军中，挑选了100名有过作战经验的老兵，作为自己的卫队，并计划将这支颇有战斗力的小分队作为榜样，到伊犁后“分配各队，以作勇气”。此时，他已经知悉了伊犁新军如同各地新军一样，并不可靠，而且潜逃者甚多。

1911年11月10日，志锐终于抵达伊犁，途中只用了3个月，而朝廷规定的赴任期限是8个月。他当然没有想到，如果自己缓辔慢行，按照规定时间到任，或许就能避免一场杀身大祸。11月15日，志锐与广福办理了交接手续，自此开始了他为期仅54天的“伊犁将军”生涯，也进入了他生命的倒计时。广福也还呆在伊犁，办理未了的善后。

伊犁的局势已经一团乱麻，新军不稳，志锐到任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企图为清廷保一方平安。

一、由于全国各地响应革命的多为新编陆军，因而志锐对伊犁新军心存疑惧。他首先假借新军士兵与武备学堂学生殴斗之事，将新军的弹药全数收缴人库，撤销了武备学堂。随后，又迫使伊犁陆军混成协协统杨缵绪辞职，并以避免冲突为借口下令撤销伊犁陆军混成协建制，遣散其士兵和官佐。籍贯内地的官兵被勒令返回内地，籍贯本地的厄鲁特、察哈尔、锡伯族官兵，则要求他们限时返回各自的牧地、部落。

二、调集满、蒙旗兵千余人屯驻惠远城。

三、以“讥弹实事、语涉诞缪”的罪名，下令封禁伊犁革命党人冯特民等于1910年创办的《伊犁白话报》，企图借此控制舆论、压制民众。

志锐的种种措施，不仅未能阻遏革命的爆发，相反他还促使革命党人加快了举事起义的步伐。尤其是解散伊犁新军一事，由于志锐根本没有准备起码的善后措施，加之操作上的一些极端行为，更是激起了兵怒民怨。这在客观上为革命党人起义举事提供了绝好的良机和更广泛的革命力量。

1912年1月7日晚，杨缵绪领导的起义军兵分五路，对惠远城各处要害目标发起了攻击。在猛烈的战斗中，将军府的卫队寡不敌众，起义军冲进了府第。志锐越墙逃到协领乌尔格春府内，乌尔格春怕受牵连，吩咐其女婿向暴动者告密。

1月8日，起义军在协领乌尔格春宅院大堂东夹道内将志锐擒获，起义军要求他出任都督，遭到志锐拒绝，他表示：“若所为各行其是，我不能北朝廷，辰祖宗，速死愿耳。”起义军将他拖至钟鼓楼东侧钱局前枪决示众。志锐效法其母，成为了大清王朝的殉葬品，可谓是“忠孝两全”。无论后人如何评说，志锐的人生悲剧总难免使人产生出一些复杂的情感，并引发某些深刻的思考。

志锐的死亡，标志着清王朝在边陲伊犁军府统治的终结，伊犁将军府开启了整整一个半世纪的大门从此关闭，历任的伊犁将军们带着他们的是非善恶也从此永远尘封在历史的案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