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的一个里程碑。长期担任毛主席秘书的胡乔木，当年曾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胡乔木晚年着手撰写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回忆文章，后来集结成《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
在书中，胡乔木对《讲话》的个别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问题，胡乔木认为“文艺服从于政治”的说法是有局限的，认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样是说不通的。
胡乔木以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为例，认为作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或者说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并不代表他们的作品都是为了政治而服务。这些伟大的文学家所有的作品都渗透了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解，否则根本不可能去完整地、完美地、深刻地叙述人物，也不可能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
但有政治观点是一回事，为不为政治服务却是另外一回事，《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写出来，是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而服务的吗？
自然，为政治服务的作品比比皆是，如前苏联的文学作品，都成为有一定目的的艺术样板，并被认为是教育最广大人民的有力工具。中国清朝的《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昀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当朝大学士，他意图通过乡野怪谈、奇情轶事，突出道德教化，来唤醒官员的良知和责任感，彰显他对封建官场的救世之心。
但没有政治功利心的作品也随手列举，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名著《红楼梦》，有人认为书中包含了大量反清复明的隐喻，有人说曹雪芹充满了反封建的进步思想，甚至还有人认为塑造贾宝玉这个叛逆人物就是为了抨击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你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是为了给反封建人士提供文艺斗争工具，是为了反清复明或者推翻封建王朝而服务，这是根本不存在的。
事实上，古今中外有很多作品就是单纯描写社会生活的。一些作品本身也许会成为政治家谈政治的一部分，但作家本身却不一定有这样的主观意识，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后人牵强附会的。
所以胡乔木在文章中说，所谓文学服务于政治，“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把文学的范围给缩小了，好像不存在不讲政治的作品。”
对待文学作品不是像贴标签那样，简单化、庸俗化地生搬硬套。如果把文艺与政治人为的捆绑在一起，过分突出文学的政治功能，片面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把艺术作品作为空洞的说教，最终只能削弱文学的审美功能，把文学变为乏味的政治宣传材料。
除了对文艺与政治的问题提出不同观点以外，胡乔木还认为当初讲话对延安文艺界脱离群众的情况说的有些过火，对作家的要求有些地方过于苛刻。确实，当初延安一些文化界人士与工农兵在作风、情趣上有很大的差异，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创作，这种情况被说成是和国民党脱离群众差不多。一些作家个人色彩浓烈的“暴露黑暗”的作品，也被扣上了各种帽子，这是不恰当的。
深入生活是文艺创作最重要的必修课，这是普遍的规律，可如果要求每个人都要长期的下农村、下工厂、下部队，也是不可能的。但在当时战争和农村的环境下，纠正文艺家们一个时期内比较严重的脱离实际，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的。到后来提出“要搞七千知识分子下去”、“整个行政学院解散下乡”，就只能说是权宜之计，而不具备普遍实行的可能了。
还有，由于受到当时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影响，讲话提出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的一批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说他们在组织上加入了“日本党、汪精卫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党”，然后又钻进了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
胡乔木说，这些话同讲话全文极不协调，建国后在收入《毛选》时全部都删掉了。
对《讲话》的个别观点，胡乔木虽然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在基本观点上他是赞成毛主席《讲话》的，自始至终没有怀疑过，并认为讲话关于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两个根本点是不可动摇的。
但他同时指出，必须认识到《讲话》是笼罩在抗日战争和整风运动的氛围之下的，《讲话》还有当年特殊的农村根据地环境，这从《讲话》的一些论题和论述风格看得出来。如果离开这样的背景与环境看问题，对《讲话》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那一套，把《讲话》绝对化，胡乔木说：“那是非历史的态度”。
胡乔木的这个观点在更早些时候就有人曾提过。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讲话后，郭沫若说“凡事有经有权”。“经”就是不变的原则、法度、规律和准则，“权”就是灵活性。郭沫若所说的“凡事有经有权”，大意就是指文艺工作既有普遍性规律，又有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并认为他得到了一个知音。
《讲话》发表至今已经80多年了，直至今天还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芒。对《讲话》的个别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并不是要全盘否定《讲话》本身，我们全面继承毛主席的文艺立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继承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当然也不是照单全收，要结合不同时代、不同背景加以具体分析，否则就变成教条主义的“凡是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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