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狂飙》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剧中改动最大的就是孟德海这一条线，且不说应该是以“京海的电一半姓高一半姓孟”为代表的真正台词，其实单就孟德海从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调任青华区区委书记后的剧情暗线才是细思极恐的存在。而高启强能够在京海叱咤风云，也离不开孟德海的庇护。

孟德海被打压，拼命要成绩

我们就从孟德海的任命来看，原本他是副市长、公安局长，同时原本轨迹上他应该是要进政法委担任领导职务的，但结果愣是让他调任青华区区委书记。

《狂飙》剧中孟德海卸任公安局长的场景

虽然也进了市委常委，但在剧中也有多次表述，说明青华区并不是京海市的中心城区，而是偏远区县，故而稍有政治常识的人就能明白了——理论上偏远区县的党委书记其实是进不了市常委的，但这样一来对比孟德海之前副市长、公安局长的职位，这个调动明显就是打压而不是提拔了。

所以为了面子上过得去，就破例让他这个远郊区县的区委书记进了市常委，算是安慰了。

那怎么样才能算“在主政一方的位置上做出成绩来”呢？那自然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了，这才是那个时代背景下最大的政治，经济与建设也就互为因果，成为领导干部的首要目标。而最能体现“经济”与“建设”之间互动的一个方面，那基本上就是“财政”了。

“财政”，通俗来说就是关于“收钱”和“花钱”的一切，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财政上的变化，往往是能够起到分水岭、划时代的作用的。

就以我们当代来说，那就是“分税制”的实施。在“分税制”之前，是所谓的“财政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推动了所谓“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八十年代的原始工业化”，切实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从而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有了能够进行各种建设的底子，但另一方面却让中央财政收入大幅缩水，甚至出现了中央向各省化缘的情况。

所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启动，将财政包干制一刀两断为国税和地税两个模块，这可是按照彼时各个税种的肥瘦程度来划分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大头归了国税，小头归了地税。

因此分税制改革实际上就是财政集权，造成的就是“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场面，对应到地方政府，那就是如果只靠正常的税收财政，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难免沦为“吃饭财政”。

想要履行政府职能，就必然要进行开源，也就是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在分税制这个框架下，能够引起关注的增长点，那基本上就在营业税与土地收入上面，地方政府自然就要想法垄断土地征用、出让、开发的权利了。

恰好在1998年开始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就意味着土地的增值空间那是大大的有了，当然一开始主导的还是土地开发市场化，即房地产开发商各显神通拿地，一手搞定有可能让出土地的单位或村集体，一手搞定城市规划部门取得许可，再支付国家规定的少量土地出让金就可以拿到开发土地了。

当然这样搞得实在不像话，国家在04年出台了“开发土地出让一律要由政府收储，实行土地招、拍、挂”的政策——那么这个土地拍卖的收益，自然就进了地方政府的腰包了，当然，这只是开头，毕竟卖地财政的绝对收益取决于卖地的数量与价格，所以地方政府又和接盘的房地产开发商形成了利益依存关系，进而成为了房价飙升的共谋者。

然后暴利之下，各行各业都来掺和一下，金融银行啥的也都被卷了进来，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银行的资产也就被裹胁了，房地产财政就成真了，土地财政≈卖地财政≈房地产财政基本上就这么成立了。

与之相对的，98年的《土地管理法》又规定“国家实行耕地补偿制度”，即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占多少，垦多少”。

发展到04年国务院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05年国土资源部决定在八省市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试点，这正好又赶上了新农村建设运动在全国推开，给城乡建设用地增加挂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

到08年国土资源部规定“只要将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就可以等面积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征地指标”。

这一下子增减挂钩就从试点推向全国，演变为全国范围的普遍操作，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增减挂钩要严格限定在试点范围内，周转指标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统一管理，确保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同年国务院也强调复垦后要优先满足农村各种发展建设用地，经批准讲节约的指标少量调剂给城镇使用的，其土地收益也要即是全部返还给农村，严禁在农村盲目建高楼。

理论上来说，如此守住耕地红线，缓解央地用地矛盾的增减挂钩政策应该是能取得良好效果。何况增减挂钩的本质是给地方政府开口子搞发展的土地权力，而不是让农民安居的民生权利，所以在强大利益刺激下，“卖地财政”的收益也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小金库乃至是除了“吃饭财政”第一财政以外的“办事财政”第二财政了。

《狂飙》剧中高启强的“吃鱼”暗示着高启强将采取极端暴力方式

如此形势之下的政策推进中，什么样的矛盾就会成为最大的隐患呢？那自然就是拆迁的矛盾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建设项目的财政预算是有限的，自然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重要的方面，所以在拆迁补偿这里基本上是不希望过多纠缠的，毕竟既然要经济建设发展，速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以当正当手段达不到预想结果后，自然而然也就会谋求“偏门”解决了。

要快，就得耍手段

所以在权力有意无意的默许、放纵、甚至是暗示、支持之下，某些能够“处理好”的个人、团体等就会脱颖而出，开始磨牙吮血了。长此以往，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出现，那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这当然也是需要过程的，如果你平时喜欢看刑侦剧，又或关注法制新闻，你应该就会发现，在若干年以前，官方是不承认“黑社会”存在的，那时最常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即具备了某些黑社会的特点，但又不是黑社会。但在近些年，尤其是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后，基本上这个专有名词也就越来越少出现，更多是以“黑恶势力”，甚至直接用“黑社会组织”这个名词了。

《狂飙》剧中黑社会徐江出动的场景

那我们就要注意了，既然它已经是“组织”了，那么其内部自然就会出现等级制、部门制等等科层制的管理手段，进而呈现出“企业化”的运营，而一旦达到规范的企业化运营水平，也就意味着它基本上摆脱了暴力等低水平、风险高的谋利手段。必定嵌入在市场社会、人情社会、权力网络之间，并从中汲取营养。

当然，黑社会的终极目的仍旧是获取利益，所以在以暴力为生存基础的同时，还要有产业支撑，这个产业就是被它的暴力所维持的垄断市场而且往往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及低端产业，比如说宾馆、娱乐场所、建筑行业等等，外加由此拓展的黄、赌、毒、高利贷等等......这点《狂飙》里面就已经描述的很具体了。

《狂飙》剧中负责放贷和开赌场的刀哥（唐小龙） 《狂飙》剧中负责放贷和开赌场的刀哥（唐小龙）

而它要想长期存在，那么对内来说，内部就不能出现竞争失序，如果竞争失序，就有可能两败俱伤，所以要“以和为贵”；其次就是要尽可能避免老大的过分嚣张以及保护伞的意外落马。

而对外来看，那有两条红线它就要绝对明白不能去碰，一是不要犯命案，二是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所以往往也会有类似赵立冬的那种操作，扶持蒋天玩制衡，“社团不可以让一家独大”。

《狂飙》剧中赵立冬、高启强和蒋天三人会谈的场景

因为要是在这两点上出了，就很容易把事情搞大，后果便难以预料，用《狂飙》中陈泰训斥高启强的话说就是“......把事情闹大了会吓着我的朋友，他们吓着了就不会再帮我，甚至还会不再和我做朋友......”

就需要老大脑子清楚，能搞好各种操作，至此，它具备了由大卫·格雷伯按照韦伯理论总结的三个基本特点——信息的控制，暴力的垄断，克里斯玛的魅力。

成绩上来了，可强哥做大了

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说“孟德海从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调任青华区区委书记后的剧情暗线才是细思极恐的存在”？具体剧情不就是因为高速路项目牵扯到莽村征地拆迁等等，孟德海选择驱虎逐狼，用高启强去搞定莽村阻止开发，同时借此又和赵立冬斗法——剧里没说而小说中说了内容就在于孟德海和《人民的名义》中的李达康一样，都是爱惜羽毛，但又为了做出成绩而选择性的视而不见。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李达康

从莽村拆迁开始，他就成了高启强事实上的保护伞，甚至女婿杨健也牵扯其中，老伴儿还背着他收了高启强的一套房，房本和钥匙就藏在他那个荣誉展示柜后面，虽然这房子一天都没住过。

当然，这也是他能和职位比他高的赵立冬都得有来有回的原因——除了黄老是他舅舅之外，更重要的就是高启强比赵立冬手下的老大更有实力，能够在具体的执行层面占到优势，故而有底气和赵立冬叫板。

《狂飙》中的赵立冬

当然，客观上来看孟德海也确实做出了各项成绩，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繁荣，但同样的，这也是高启强势力逐渐膨胀的过程。普通的老百姓享受不到真正的发展福利，反而是陷入了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的境地，这正是因为最后的成本都是由老百姓承担的......

而且你注意到了没，高启强拜干爹的时候，陈泰说把徐江的白金瀚买下来送给高启强，这实际上就是徐江的集团完蛋之后其他的势力对其遗产进行的瓜分。

所以同理，2018年扫黑除恶开始后，第27集一开始旁白就说京海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打掉了以陈泰为首的建工集团”，这首先说明高启强所谓的“给干爹养老”纯属扯淡，而是把干爹当成了祭品端了出来。

《狂飙》剧中的经典名场面：启强拜干爹

陈泰即便06年开始退休，我相信凭他这么多年的经营，手里总该还是有着压箱底的资源能够在关键时刻挣扎一下的。而正如他之前买白金瀚一样，他被打掉后，他留下的遗产可不就是高启强的资源了？

同理，在高启强也被打掉之后，他留下的遗产，又会不会成就一个新的老大呢？